大唐雖已遠去，這盞“茶”卻並未涼

採訪嘉賓：林皓（寧波博物院學術研究部專家）

撰稿：王菁菁 段旭琪

隨着唐王朝對江南地區的開發，至中晚唐時期，南方的運河貿易與海上貿易逐漸興盛，杭州、揚州、寧波皆為當時的港口要埠。其中的寧波，因佔據了三江匯流、河海交匯的地理優勢，尤以水系發達而聞名；這也讓緊鄰三江口的和義路碼頭，成為了當年重要的越窯中轉集散地。

上世紀70年代，為配合城市建設，考古工作者對寧波和義路碼頭遺址進行搶救性發掘。隨着勘探工作的開展，這件唐代越窯青釉荷葉形帶托茶盞得以重見天日。它讓人對蓬勃典雅的大唐氣韻眼見為實，任憑時間無情流逝，歲月不敗昔日風華。

唐·越窯青釉荷葉形帶托瓷茶盞，寧波博物院藏

在提及中國歷史朝代時，“唐風宋韻”常會在我們腦海浮現。從文化的角度來看，這兩個朝代之間有着很多的相似性，展現出一種繼承發展的關係。比如宋代“四雅”，即點茶、焚香、挂畫、插花，當中的茶、香與花皆由唐代沿襲而來。

可以説，走過魏晉的動蕩、再現“大一統”王朝的唐，國人面貌煥然一新，大度與自信使得這個時期文化的發展也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所以今天，借助這件一級文物茶香猶在的契機，我們不妨跟隨寧波博物院學術研究部專家林皓的講述一道，好好來品一品唐代“這盞茶”。

談文物——它可能是被落下了

“越窯係”是一個具有地區性質的窯廠分佈組合，主要在寧紹平原，即寧波、慈溪和紹興上虞及周邊地區，中心産地在上林湖一帶。當年，大批大批的瓷器從産地來到和義路碼頭進行裝箱、點交，再啟程運往其他地方。從早到晚，港口碼頭的繁忙熙攘不難想象。

林皓：試想，年復一年，如此大規模的裝卸、搬運與存放過程中，造成遺留或遺漏在所難免。我判斷這件茶盞之所以被留在了碼頭，很大可能出自這樣的原因。

上世紀70年代考古發掘時，該遺址已經是陸地，但千餘年前應該是靠近江水的，只不過歷經了滄海桑田的變化；結合這件茶盞出土的位置，就比較吻合對搬運遺留或是遭遇突發事件，比如暴雨導致貨物發生位移的推測了。因為瓷器本身很輕，落入水中易陷入泥沙，不太好尋找，於是這件茶盞就湊巧留此千年。鋻於其質地十分上乘，推測它原定的去處有兩種可能：一是北上發往宮廷，進貢皇家；又或者沿着海上絲路出口海外。

唐代制瓷素有“南青北白”之分，“南青”即越窯青瓷，“北白”以河北邢窯白瓷為代表。唐代越窯是中國陶瓷史上的一個高峰，以胎薄釉潤、造型優美取勝；而越窯的燒造又以唐中晚期為鼎盛，後歷經五代十國、北宋逐漸沒落，至南宋中期開始被龍泉窯所取代。結合這件茶盞出土的地層，更進一步分析其成於中晚唐時期。

首先，它用匣缽燒造，這是越窯在這一時期的典型特徵。此時的越窯裝燒大量使用匣缽，相當於給器物專門增加了一個“保護罩”。如此一來，密閉的空間隔絕了窯爐雜質，有利於成器表面光滑、“類冰似玉”（即釉面晶瑩，如同一汪清水在光照下閃爍）。後由於五代十國的動蕩，到了北宋，越窯已燒造不出“類冰似玉”的效果。這也説明瓷器燒造技術水平，跟彼時的國力強盛、社會安定、經濟發展有着很大的關聯。

唐·越窯瓜棱執壺，寧波博物院藏

其次，從底部的支釘痕看支釘形狀，這件茶盞也與其他時期的越窯有所不同。相較晚唐時期，五代和北宋時期的越窯荷葉盞，外壁的豎棱也會相對更多一點，很多時候表面還會淺淺刻畫一些圖案。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晚唐時期的越窯燒造中，倣植物造型的器物大量出現，展現了文人雅士所追求之美。這對後世産生了深遠影響，起到了“開山鼻祖”的作用。這一時期的瓷器燒造，不但改變了唐之前瓷器普遍存在的“胎厚釉粗”，而且通過制瓷工匠的不斷創新，還實現了藝術性與實用性的結合，這些都是研究中令我感觸極深的地方。這件荷葉形茶盞，就是迄今我所見過的最佳實證。

談習俗——飲茶方式不同而各有側重

不論文獻還是實物，文人身影都在唐人飲茶風尚中佔據了活躍且重要的位置。這是極其講究氛圍感的群體，着重於飲茶這件事達到外物與內心的契合——不但要盡情品嘗茶湯的鮮美，同時還要追尋內心的平靜平和。很顯然，器物是營造意境美的有效承載；而當茶與茶器打上了“文”的色彩烙印，茶事就變成了一種生活美學。

林皓：縱觀中國茶文化歷史，對（清）明前茶、（谷）雨前茶的追求喜好，準確來説應該是從明清時期才興起的。從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來看，唐代並沒有這樣的風尚。唐人所追求和注重的在於飲茶整個過程的儀式感，特別強調心境。器物自然成為了具象的承載。

以這件茶盞為例。相信首先吸引大家目光的就是它優美的造型。當它靜靜地待在展櫃中，定格了宛如荷葉在風中搖曳捲起的瞬間時，似乎有幅畫面也在觀者眼前徐徐展開：隨着茶湯注入盞中，飲者的內心仿佛進入了風吹荷葉的清雅意境裏，“五感”的體驗逐漸昇華……多麼快意的時刻！

唐·越窯青釉荷葉形帶托瓷茶盞（盞托部分），寧波博物院藏

人文情結使得飲茶成為了雅事一樁，這是貫穿千百年中國人生活的共識。但為何具體到風尚追求上，唐代和明清又會有着各自的側重？我認為與飲茶方式的變化有一定關係。

當時與這件茶盞一併出土的，還有茶碾、花口茶碗、側把茶瓶等等，它們所組成的茶器套係印證了陸羽《茶經》的記載，足見唐代的飲茶方式與明清之後大有不同。

按照《茶經》所述，唐人採用的是煎茶法，主要分為炙茶、碾茶、羅茶、蒸茶等幾個步驟，整套程序下來還是比較花費時間的：首先要把茶餅用小火略作烘烤，然後放在茶碾中碾成細末，再經茶籮篩去雜質，將細末放進茶盒備用；接着，火爐上架起茶釜，當水第一次煮開，加入鹽，第二次水開則投入茶末攪動，待到再次沸騰，就可以將茶湯分別注入三至五個茶盞之中，邀請眾人品嘗了。

寧波博物院展出的唐代越窯執壺、茶盞等文物精品

而清代的飲茶方式，與我們今天喝散茶、用沖泡法基本相近，步驟上比起唐人要簡便了不少。這就是所謂的“唐煎、宋點、明清泡”。因此，明清時期人們的追求和關注點轉向回歸茶葉本身，從而延伸出類似對“物以稀為貴”的明前茶、雨前茶的追求，也就不難理解了。

借煎茶飲茶，唐人或與好友交流娛樂，或悠然自得，凸顯雅致與意境，流傳下來的、大量咏茶主題的唐詩是很好的證明。比如元稹的寶塔詩《一字至七字詩·茶》，剛才提到的茶碾、茶籮、茶釜以及煎的方式，與詩人描繪一一對應；當中一句“夜後邀陪明月，晨前獨對朝霞”，也説明飲茶的時間不拘早晚，這些都是後世研究唐代茶文化的極佳輔助資料。

談演變——“里程碑”在這一時期顯現

唐代閻立本的《蕭翼賺蘭亭圖卷》是目前公認現存最早的茶事繪畫作品；被譽為“茶葉百科全書”的陸羽《茶經》，是中國乃至世界現存最早的茶學專著……從文獻史料、專著、實物到考古發現，種種跡象都坐實了唐代在中國茶文化歷史中“承前啟後”的地位。

林皓：的確，唐代是中國茶文化發展的一個劃時代、“里程碑”時期。我認為這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看待。

首先，“大唐盛世”是中國封建社會中一個鼎盛時期，國家富強和經濟繁榮推動了文化的進步。在“大一統”的前提條件下，南北方交流日益頻繁，産於南方的茶葉，在此時通過貿易、進貢或者交換等方式輸送到了全國各地。例如在長安的市井中就出現了茶坊，王公貴族也熱衷於舉辦品茶活動；還有宋代比較常見的茶馬互市，其實在唐代就已經初見規模。

唐·佚名《唐人宮樂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這幅名畫中清楚地呈現了唐人飲茶的場景

與此同時，唐代完善了貢茶制度。唐代的貢茶分為兩種：一種是各地府縣州衙每年向中央朝廷進貢，即“土貢”；另一種是官府專程在重要名茶産區設置貢茶院，相當於專貢。文獻記載，當時湖州、寧波都設置有貢茶院。

對於貢茶制度，唐代湖州太守裴汶曾在《茶述》中寫道：“今宇內土貢實眾，而顧渚、蘄陽、蒙山為上，其次則壽陽、義興、碧澗、澭湖、衡山，最下有鄱陽、浮梁”，清楚地指出了當時地區貢茶的品質等級。

再者，唐代飲茶的興起也推動了手工業發展，帶動了茶器的一系列創新。以考古發現為例，在陜西扶風法門寺地宮中就出土了一套鎏金銀制茶器，包括鎏金銀茶碾、銀茶籠，銀茶籮，以及琉璃茶托等等。法門寺是唐代皇家寺院，這些器物無疑代表了皇家對茶文化的重視和審美偏好。還有河南鞏義張夫人墓中出土的一套唐三彩茶器，詳盡體現了唐朝茶器的品種。這些都佐證了我們前面所提到的，唐人對飲茶的追求更多以器物為承載的觀點。

唐·鎏金飛天仙鶴紋銀茶羅子，法門寺博物館藏，這是我國首次發現的唐代茶羅（時人亦寫作“籮”），十分珍貴

另一方面，出現專門製造用於飲茶品茶的器具，比如茶碗，目前的考古發現能夠支持這種結論的最早也是在唐代。比如今天我們講到的這件荷葉形茶盞，很大程度上它就是專門為喝茶而定制。另外在北方窯口出土的唐代瓷器中，也出現過外壁用墨書寫着“茶”字的瓷碗。手工業最能體現勞動人民的智慧，代表着古代的工匠精神。因此茶器在手工業發展中的表現，很能説明茶文化在當時的地位。

重要之處還在於，唐代社會各個階層的推崇，將飲茶活動提升到了社會交際等精神層面的高度。無論文人還是王公貴族、佛家僧侶，都對其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對此的實證除了詩歌，還有繪畫，如閻立本《蕭翼賺蘭亭圖》、周昉《調琴啜茗圖》、唐代佚名《唐人宮樂圖》等等，生動地向後世還原了茶在當時已成為文人交流的紐帶、王公貴族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僧侶借飲茶提升自我的內在精神修為。而以陸羽《茶經》為代表的茶專著在此時的出現，更是從理論層面上給予了唐代茶文化發展“劃時代”的支持。

談人文——並非“人走”“茶”就涼

在中國人千百年的日常飲食中，茶能夠脫穎而出，成為民族性格的傳達與象徵之一，這是茶文化最了不起的地方。很多時候，作為習慣的承載，物與人生際遇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結。正因如此，手中這盞茶，才會越喝越有滋味。

林皓：説到唐代詩人飲茶的故事，白居易非常典型。他一生酷愛飲茶，自稱“別（即品鑒）茶人”。他“起嘗一甌茗，行讀一卷書”；甚至到了晚年身體欠佳，也認為“老去齒衰嫌橘醋，病來肺渴覺茶香”。在洛陽白居易故居遺址的考古工作中，發現有諸多茶碗、茶托、茶壺等，可見茶在他一生中如影隨形。

白居易故居遺址俯瞰圖（舊圖），來源於大河報·大河客戶端

這裡要給大家分享幾個白居易與茶的往事，雖然只是他人生中的片段“剪影”，但特別耐人尋味。

第一件事是元和十二年（817年）。當時白居易因直言進諫得罪權臣，被貶為江州司馬，著名的《琵琶行》就是成於這一時期。此時的他不但飽受非議，還要忍受病痛折磨。如此背景之下，他的好友、忠州（今重慶忠縣）刺史李宣在上任的第二年，就給他寄去了一包新茶。驚喜和感動令白居易頓覺身心輕快了不少，為此特意寫下了《謝李六郎中寄新蜀茶》，説自己“湯添勺水煎魚眼”。“魚眼”一詞，即指水初沸時的氣泡，正對應了《茶經》中説的“其沸，如魚目，微有聲，為一沸”。

第二件事是在收到工部侍郎楊慕巢寄來的茶後，白居易特意尋一幽靜之處起爐煎茶。這首《睡後茶興憶楊同州》很有畫面感——他"信腳繞池行，偶然得幽致”，這裡“婆娑綠陰樹，斑駁青苔地”；為此，詩人“此處置繩床，傍邊洗茶器”，感受“盛來有佳色，咽罷余芳氣”，只是“不見楊慕巢，誰人知此味”。

第三件事是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間，與著名僧人韜光禪師的交往。因為韜光禪師隱居山中寺院，一日，白居易想邀請其進城做客，揮筆寫下《招韜光禪師》，以“命師相伴食，齋罷一甌茶”表達誠意。不過，不願入塵世的韜光禪師卻回詩表示“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岩阿倚石眠”，以“城市不能飛錫去，恐妨鶯囀翠樓前”而婉拒。

韜光禪師用帶有禪意的詩句，巧妙地表達自身想法，化解了不赴宴約的尷尬。以茶會友，為的是志趣相投；禪師淡泊，白居易尊重並認同這種堅守，這其實就是一種人際交往不論身份幾何的默契與通透。

這三件事發生的時間，伴隨着白居易年紀增長。第一件事大概在他30歲左右，第二三件事就是發生在他中年之後了。從年輕氣盛到逐漸變成“樂天派”，在品嘗了世間的酸甜苦辣後，方懂得什麼是人生的豁達，期間茶一路陪伴，也見證了白居易的心路成長。

人們常用“人走茶涼”這個成語來形容世事炎涼。但是你看，儘管白居易遭貶，朋友們並沒有忘記或忽略他。白居易年紀輕輕就科舉成功，很快進入了朝廷任職。顯然，春風得意的時候，人人都知道他愛喝茶這不奇怪。但在落魄之時還能被惦記，我認為一方面是説明他人品好、學識高，大家願意跟他交往；另一方面也説明了真正的文人氣節，不在於權位高低的表象，而是“得一知己不易”的珍視。這種珍視不光是對他人，也是對自我內心的觀照。而不溫不火、沁潤無聲的茶，就很能夠代表這種心志。這也是其他日常飲食之材所難以企及的高度。靈動，是我們今天探討唐代茶文化的趣味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