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藝術塑造未來文化城市

王中 武漢光谷廣場《星河》 2019年

■王中（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城市設計與創新研究院院長）

作為一個“舶來品”，公共藝術在國內早期一直存在某種“誤讀”，更多的是以城市雕塑或者城市公共空間的物化的構築體來闡釋公共藝術，這與中國的城市化高速發展有很大的關係。中國城市“大躍進”式的發展帶來了文化的缺失，很多城市急於彌補這種文化缺憾，“快餐”式地用藝術“裝點”城市，認為公共空間的藝術品等同於公共藝術，這種認識顯然弱化了公共藝術的職能和作用。隨著政策的導向和城市升級發展的新訴求，公共藝術塑造文化城市方面的重要性逐步凸顯。

1990年代中期，中國的城市化快速發展，已經到了一定的規模，但城市的文化缺失、千城一面現象越來越嚴重，人們開始對城市的個性化需求和文化內涵提出新的訴求，這就有了對公共藝術的內涵和外延新的討論和研究。2000年之後，對於公共藝術的研究日益多元，特別是在學界和高校，逐步開始建立公共藝術專業。2008年，北京奧運會和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召開，大家對公共藝術的理解上升到認知階段。2011年中國的城市人口已經達到了51%，城市化進程已經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2012年中央美術學院和中國美術學院聯合向教育部推動了公共藝術二級學科的建立，這對公共藝術教育的發展起到一個新的里程碑式的作用。

王中 武漢光谷廣場《星河》 2019年

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八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深入推進城市執法體制改革改進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提出了高質量發展、精細化管理的城市發展思路。這就預示著中國的城市發展開始了一個新的轉型。這個轉型，我認為有三個要點：其一，中國的城市化建設開始從規模建設轉向質量建設；其二，開始從重功能逐漸轉向重人文；其三，從單一的圍繞著經濟為核心的建設逐漸轉向了圍繞著文化為核心的建設。此後我們也逐漸看到了中國城市的發展越來越強調城市文化內涵，特別是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區的建設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求創造歷史、追求藝術，要建設千年遺産城市，而遺産城市並不抽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遺産城市有四項重要指標：歷史、文化、藝術和科技。十九屆五中全會也明確提出構建人文城市建設、提升文化競爭力……種種政策導向都預示著中國公共藝術從過去的單一的藝術形式去裝點空間逐漸地走向了藝術塑造空間、藝術激活空間，塑造人文城市的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公共藝術的發展起源於歐洲。在歐洲，建築與雕塑就是一對孿生兄弟，但隨著工業文明帶來的現代都市的轉型，傳統的建築雕塑、手工藝壁畫、園林等公共藝術主要內容一體發展的模式逐步被打破。與此同時，城市對於文化和藝術的訴求也帶來了新的轉變。這裡面也包括了哈貝馬斯對公共領域的相關理論，他對公共領域的興衰作了歷史考察，提出了“代表型公共領域”、“文學公共領域”、“政治公共領域”等不同的概念，從而進一步發展了公共領域理論。這套理論也形成了公共藝術的一個最基本的理論基礎。在這個理論裏所闡明的一點是，公共藝術是把大眾和藝術連接成一個特殊的領域形成的。

公共藝術發展到今天，一直有兩個脈絡，一方面作為藝術家進行社會參與和社會介入的形式存在，我們今天所解讀的公共藝術概念是從“Public Art”一詞直譯而來的，是“公共”和“藝術”聯結而來的複合詞，城市“公共藝術”更多地指向一個由西方發達國家發展演變的、強調藝術的公益性和文化福利，通過國家、城市權力和立法機制建置而産生的文化政策。

1880年巴塞羅那通過《裴塞拉案》（Proyecto Baixeras），從國家的利益出發，指出建築具有政治利益，所有的公共建築物具有代表國家（地方）形象的作用，讓民眾欣喜，讓商業興隆，讓人民引以為榮。在此後，西方國家和城市相繼出臺了公共藝術百分比政策。在這種理念的主導下，城市注重地方形象，開始大量從事文化建設，其中重要手段就是在城市公共空間設置藝術品，而衍生出來的文化政策相繼出籠。而真正的非常系統的公共藝術政策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説公共藝術百分比法案來源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旨在解決城市問題的“城市美化運動”。美國提出向歐洲學習將藝術植入到城市的肌膚，於是在1927年始美國在重要的政府項目建設中開始了公共藝術百分比政策的實施。1959年，美國費城成為第一個面向城市發展的“公共藝術百分比”條例，彼時費城的立法也遠遠不是我們今天所談到的公共藝術品的概念。此條例將費城再開發部門的一個現存政策編訂入冊，即從50年代末開始，在改建修復的項目合同中一直包括了一個附屬規定，要求不少於百分之一的建築預算撥給藝術。這個合同所指的藝術是寬泛定義的藝術，除雕塑與壁畫外，藝術也包括一系列附屬設施，如地基、墻面質感、馬賽克、水池、柱子、欄杆、地面圖案等。它的發起者——再開發部主席莫斯契茨科（Michael von Moschzisker）認為，這個計劃賦予公共空間以個性化標識，其經費既不是給藝術家的特殊利益，也不是給現代藝術的補助，而是用於強化費城市區個性的符合公共利益的項目。

此後，美國幾十個州、郡、市相繼出臺了公共藝術政策。特別是到了1996年洛杉磯奧運會之後，洛杉磯修正了公共藝術政策這個修正案包括了藝術計劃、藝術設施、文化信託基金，由此帶來了城市公共藝術新的轉型和發展。現在美國已超過300個城市按照公共藝術百分比法案規定發展公共藝術。初步統計，全美平均每天有五百萬觀眾與公共藝術面對面，這個數字大約是畫廊、博物館、劇場觀眾總數的一千倍。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推算，對公共藝術的經費投入可得到十二倍的連帶經濟效益。此後，一些新興國家也相繼出臺了關於公共藝術的文化政策。我們的近鄰韓國于1996年立法，提出了“藝術創造文化國家”的理念；澳大利亞也在同年提出了一個個文化藝術五年計劃，澳大利亞很多的州和市的公共藝術百分比超過了全球比例的一倍以上，將文化作為經濟發展新的驅動力，認為公共藝術是創新一代的新經濟發動機，將其文化政策視為經濟政策，並與創新國家戰略相結合，推動國家文化經濟的增長。中國台灣地區也于1992年開始，2000年以後不斷修正的公共藝術條例和內涵也催生了各界對公共藝術新的認知。公共藝術是國際上公認的規劃重要組成部分，從芝加哥到首爾，伯明翰到堪培拉，公共藝術都是城市建設、經濟發展、提升城市品質、促進社會融合、塑造城市魅力的重要工具。

歐洲1970年代由於沃爾瑪購物的興起，因為市民消費習慣城市中心區活力驟降，政府紛紛修正了公共藝術政策並且修正的條例不在少數。也就是説，如何讓公共藝術使城市重新釋放活力成為當時歐洲亟須解決的問題，通過“公共藝術百分比”法令或其他促進公共藝術的文化政策。世界上很多國家和地區已將公共藝術與城市建設、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以及文化形象塑造緊密結合起來，不僅成功地滿足了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藝術文化需求，還建設了具有藝術特色的人文城市，帶動了旅遊經濟的發展，創造了藝術最大的邊際效應。

藝術可以定義一個城市的性格，通過公共藝術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特別是城市轉型帶來新的訴求以及國際公共藝術發展的趨勢，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公共藝術在城市公共空間中扮演的角色不僅是物化的構築體,它還是事件、展演、計劃、節日、偶發或派生城市故事的城市文化精神的催生劑。也就是説，公共藝術是以藝術為紐帶，經過文化傳播而帶來的具有文化生長性的文化內容；它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載體。實際上，公共藝術就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文化理念：世界不同國家、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的城市對公共藝術都有不同的闡釋和訴求，其根本就是為了解決自己面對的問題。

今天中國所面臨的是城市化進程所帶來的文化的缺失、城市個性的缺失。如何用公共藝術改變現如今的面貌？因此在今天的中國，公共藝術對於中國城市轉型一定會帶來一種新的訴求。雅典衛城的總規劃師之一是雕塑家菲狄亞斯，在他的規劃理念中，建築、雕塑、園林、手工藝是一個緊密結合的整體。米開朗琪羅不僅僅是一個雕塑家，他還涉及廣場建築，雕塑壁畫都是他親力親為。達·芬奇也不僅僅是一位畫家，他規劃了伊莫拉古城。這些都説明，在歐洲的歷史上優秀的遺産城市，它都是一個整體，而且很多都是藝術家來主導來做的。未來，這種趨勢會愈加明顯。

1999年，英國有一城市工作組出臺了一份報告：《邁向城市的文藝復興》；2004年美國的哈佛大學有一項重要的研究成果，這項研究成果的核心結論就是一句話，世界經濟發展的重心正在向文化積累厚重的城市轉移；201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表《文化·城市未來》全球報告，指出要將文化全面納入城市發展戰略，並通過百餘項實例表明文化在城市發展的積極作用；世界競爭戰略之父邁克爾波特也説，基於文化的優勢是最根本的是不可替代和模倣的最持久最核心的競爭力。所以我認為：文化，才是一個國家乃至一個城市最大的不動産。基於此，我們提出了AUD（Art oriented Urban Design）理念即以藝術為導向的城市設計理念，其實質，也希望以文化藝術為基點，去構建軟城市體系。如果我們把一個城市比做百分之百的話，那麼我認為60%是這個城市的硬城市，就是它的功能佈局；那麼另外的40%恰怡是城市的獨有品格和魅力的體現，也就是它獨特的文化和藝術。經過近20年的城市發展，我們的很多城市在硬體上已經處在國際領先的地位，比如説我們的CBD、高鐵、機場、軌道交通建設等等。但是另外的40%軟城市體現未來城市核心競爭力的軟文化我們還是有缺失的。

為什麼那麼多城市“千城一面”？因為我們的城市沒有獨特的品格，而這些獨特的品格，是基於文化因子而創造的。如何從一座功能城市轉變成一座人文城市，這是今天我們的城市建設者應該著重思考的問題。公共藝術是城市文化最鮮明、最顯現的載體，公共藝術可以營造空間、激活空間，塑造城市。

不同時代，城市發展定會有不同的側重點。未來的城市發展，塑造人文城市才是核心，而機制的轉化是實現人文城市建設的要點。我們需要構建一種新的綜合——橫向聯合機制來打破我們已有的藝術家、規劃師、建築師、科學家、市政工程人員垂直機制的這樣一個弊端，我們希望城市建設的主要參與者從一開始就橫向聯合，整體考慮我們的城市，從而能夠對中國未來城市轉型發展帶來真正的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