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現文明》之宋畫裏的“升職記”

國寶知音：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著名主持人任志宏獻聲解讀，聆聽國寶背後的文明故事。

末伏時節，暑氣未消；當前又正值畢業季和暑期實習高峰，關於職場的那些事兒往往備受熱議。所以本期《物現文明》，我們要從一幅意境清雅靜謐、但話題感和故事性極強的傳世名畫展開。

此時無聲勝有聲

現藏于故宮博物院的北宋趙佶《聽琴圖》軸，是宋代宮廷人物畫的代表作之一。在被譽為中國傳統藝術高峰時期的宋代，文人雅集常有琴音相伴，《聽琴圖》描繪的正是以琴聲覓知音、雅樂清賞的場景。

北宋 趙佶《聽琴圖》軸 故宮博物院藏

畫面中，青松如蓋、綠竹搖曳，讓人不禁遙想庭院深深之不俗；幾案上，熏爐香煙裊裊，玲瓏石上古鼎中的花木，更是平添了幾分綠意清涼。

松蔭下，撫琴者緇衣黃冠，一身道士打扮，微微俯身撥弄琴弦；前方坐墩上兩位紗帽官服的朝士對坐聆聽，左面綠袍者籠袖仰面，右面紅袍者持扇低首，二人悠然入定，仿佛正被這鼓動的琴弦撩動著神思，全然陶醉。一旁侍立的藍衫童子作叉手之禮，屏息凝神地注視著眼前的主角，十分恭敬。全圖構思精巧，設色典雅清麗，人物微表情的刻畫絲絲入扣，用靜態的畫面來表現筆墨與音樂的動態流淌，好一個“此時無聲勝有聲”！

由於目前尚未發現《聽琴圖》在清代以前的文獻著錄，對於它的作者，學界向來充滿爭論。又因為其上有宋徽宗題名與畫押，一度被認為是趙佶所畫。不過，我們從故宮博物院官網對這幅作品的介紹中可以看到：“後經學者考證，此幅為宣和畫院畫家描繪徽宗趙佶宮中行樂的作品”，圖中全神貫注地頷首撫琴者，正是趙佶本人。

至於兩位聽琴者，清代胡敬在《西清劄記》中説：“此徽廟自寫小像也。旁坐衣緋者當是蔡京。”但他也並沒有給出這一説法的依據。無論如何，從著裝上分析，此二人與趙佶應是君臣關係。能得趙佶邀請，在清風綠意中享受禪樂詩意，想必這兩人的藝術品位也不落俗。欣賞此作，你會感受到其既顯示了文人的素雅之節，又不乏宮廷的富貴之氣。

有色彩意味的“章”

而本期《物現文明》的主題，恰恰源自對《聽琴圖》人物著裝的探討中。先來看一個字：章。

章，是漢語通用規範一級字（即常用字）。此字初文始見於商代金文。《説文解字》認為“樂竟為一章”。由於樂章是有規律的，因此“章”也引申為條理、秩序。而《周禮·考工記》中則説道：“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所以古代漢語中“章”這個字，也有色彩的意味。當它被運用到傳統禮儀文化中，表現在實物之上，便誕生了“章服”這個名詞。

比如傳統帝王服飾上重要的特徵——十二章紋樣，其源頭可追溯到《尚書·益稷》——“予（禹）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繡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這一齣處被視為章服之始，因此章服的本意是以紋飾為等級標誌的禮服。唐宋時期，章服也指官員的公服。

以宋代為例，史料顯示，“宋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綠，九品以上服青”。不難看出，當時官員的章服與官階息息相連，品級不同，章服顏色也有所差異。

顏色，代表著攀越

看到這裡，有人肯定要發問：如此説來，《聽琴圖》中的身著紅衣者，官階是一定要比著綠衣的人高了？還有著綠衣者，他的官階不高，也能夠參加皇帝的私人小聚嗎？

對於第一個問題，專家給出的答案是不一定。因為在宋代，即使官階不變，但鋻於在某一領域或事件上的表現突出，受皇帝特賜也可以穿超越自身官階顏色的章服，這樣的例子並不鮮見。

于第二個問題，宋代朝廷中往往有一批特殊人才，他們可能在音樂或者是其他方面有著極高的造詣，借此被朝廷納入到官員隊伍當中。儘管官階低，也很難進階，但並不妨礙他們應召面聖聽琴。

“重文抑武”，這是宋代的一大政治特色；在對人才的吸納上，宋代朝廷的表現相對開放和包容。正因如此，很多被後世所熟知的宋代文人墨客，比如著名的書法“宋四家：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他們都是官員。

“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眾所週知，官海浮沉，如夢如幻；一朝章服顏色改變的背後，又經歷了怎樣的波譎雲詭？由此想來，揮筆寫下這一名句時的黃庭堅，和多年前那個與好友春日把酒、互訴心中抱負的少年郎時的自己相比，也生生平添了幾多感慨與悵然吧。

職場是一個大江湖，從古至今皆是如此；不同的是在這條路上的攀越，有人“越”的是其他，有人“越”的是自己。惟願人來人往之間，“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初心”，或許，懷抱著這樣的心態去闖蕩，一路前行，職場生涯會回報以真實而豐富的意義。

編者按：進入官場，仕途順暢，是古代文人們普遍的夢想，科考似乎是唯一的終南捷徑，然而也有例外。出身平民、年紀輕輕，官階未漲卻照樣可穿高等級章服。更沒想到的是，宋代職場同樣“卷”得很，但偏偏就有人不屑於此……關於宋代章服背後更多的故事，一起走進本期《物現文明·專家説》。

北宋官場風雲莫測，他們憑“一身反骨”獲章服晉陞

採訪嘉賓：仇春霞（北京畫院研究員）

採訪整理：王菁菁

宋代官員的章服，代表著非常強烈的等級意識。《宋史》“輿服志”載：“宋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綠，九品以上服青”，可見最低階層的官員，應著青色官服，最高等級則是紫色。因此，在不少宋代官員或讀書人的眼中，章服是畢生的追求。

“本可依靠恩蔭，卻偏要去應試”

那麼，如何才能完成官服顏色的進階？這裡面的因素是相當複雜的。首先，你需要穿上青色的官服。

五代 周文矩《文苑圖》卷 故宮博物院藏（除了顏色，配飾同樣是宋代章服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宋因唐制，章服制度中，所沿襲的還有佩魚制度。此作所繪的是唐玄宗時期琉璃堂人物故事。圖左人物腰間佩戴的正是金“魚袋”。）

在宋代，選拔人才的途徑非常多，不只有進士這一條。比如説，這個人很有孝心，是當地特別有名的孝子；又比如一個人志行高潔並且很有學問，但偏偏淡泊名利，一門心思讀書，類似這樣的例子，朝廷都會不定期地開設通道，將其納入到官員隊伍之中。因為朝廷也希望能夠通過這樣的方式倡導社會風氣、樹立風節榜樣。

再有一個通道就是恩蔭。例如這個人的祖輩或父輩都是高官，那麼他也可以不用通過考取進士的方式而直接進入官場。

但這當中又有個很有意思的地方。由於北宋朝廷非常看重進士，通道再多，相比之下最受重視的依然是這一條。這就有點兒像上世紀有個叫“頂職”的説法，即父母是這家工廠的職工，退休後子女可以頂替來幹；與此同時，另一個人的父母並不是這個廠的員工，他是通過大學畢業分配進廠的，通常來説，後者比起頂職的人，在崗位安排和幹部培養上肯定要有優勢，道理自古以來都是如此。因此在宋代，不少有真才實學的人，即便可以得到恩蔭，他也還會選擇走進士這條路。

舉個例子，倡導古文運動的蘇舜欽，北宋非常有名的大才子。他出生於汴京（今河南開封），祖父蘇易簡曾任參知政事，相當於副宰相；外祖父王旦是真宗朝的名相。按他的出身，絕對可以通過恩蔭獲得官職。但是，如果他走這樣的通道，最初的官職就是在太廟裏做最簡單的工作，比如端端祭品之類，這其實都不叫官，而是類似于吏了；他要是想成為紫袍重臣，其路難走可想而知。對於滿懷抱負、並不願意“躺平”的人來説，自然是難以接受的。

所以，當蘇舜欽在得到這個官職之後，他的內心是抗拒的——這就是我的人生嗎？能不能改變呀？於是他轉而投身考場，考中進士後的第一任官職是蒙城（今安徽亳州蒙城）縣令。顯而易見這個選擇是明智的，且不説與太廟的工作完全不在一個層級上；假設他當時去了太廟，考慮到他的祖父和外祖父相繼去世，哪怕就是走到縣令這個位置上，恐怕花費多年也不一定能成功。

當然，縱觀北宋名臣圈子，也有好幾位不是通過考進士“出道”的。比如仁宗、英宗、神宗三朝重臣，與范仲淹共同推行慶曆新政的富弼，還有仁宗朝著名的理財專家、曾官至參知政事的張方平。他們能進入官場再到後來得以重用，要歸功於宋代朝廷不定期舉行的制科考試。

彼時高級別的官員到地方任職的時候，朝廷會委派他一個任務，就是發現特殊人才。這是職責，如果沒有發現，便是失職。所以像富弼、張方平等人，都是被朝廷重要的、甚至宰相級別的人發掘並推薦參加制科考試的，由此獲得官職，穿上了章服。

“哪怕對方是宰相，感覺不對就得説”

青色官服是穿上了，接下來該怎麼走呢？同樣有很多“學問”蘊藏其中，好比今天我們常説的“職場經驗”。

當中有兩種主要途徑。一是工作多年、完成自己的績效考核，到了一定的時間，正常都會晉官階、換章服。對此宋代朝廷有非常成熟的系統，並且有專門的機構，譬如由吏部流內銓或太常寺去管理。

另一種途徑則是在某一方面或者是某一重大事件上有突出貢獻，類似于我們現在的立功。比如一個人當前的官階還很低，按規制只能著綠色章服，但因為他有特殊的功勳，皇帝會賜緋色（即紅色）章服。宋代朝廷每年都會進行郊祀大典，當中有項重要內容是“恩澤天下”，就包括給有特殊貢獻的官員換章服。

想要走這條路升級，再有一種情況是“特別能説”。這個“能説”怎麼操作？就是你考入仕途之後，如果文筆很好，思想也很敏銳，對於朝政頗有見地；或者是你在基層工作發現了問題，看到了癥結所在，那就寫一篇長文上奏朝廷。因為宋代朝廷是廣開言路的，尤其是你反復提報、一直上奏，朝廷很可能就會留意到你；倘若你説得有理有據、頭頭是道，會被視為人才，時間長了就可能會受到提拔，進而更換章服。

舉個例子，北宋著名書法家、“宋四家”中的蔡襄。慶曆新政剛開始的時候，仁宗皇帝專程任命了四位諫官，做的就是專門指出朝廷和官員存在的問題的工作。這四個人當中包括後世熟知的歐陽修和蔡襄，還有一個是王素，即前面提到的蘇舜欽的舅舅。

北宋 蔡襄《澄心堂紙帖》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該帖論及紙中名品——澄心堂紙。整體風格清麗動人，體現了蔡襄崇尚端重書風。）

做這份工作，相當於言官，一是要説、敢説，二是不能亂説，必須抓住問題的關鍵，才能一下子“拿捏”。因為諫官的“厲害”，哪怕對方是位高權重的宰相，都能給“抓下來”，比如晏殊，即寫“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的那位大詞人。

慶曆新政期間，晏殊位至宰相。到了慶曆新政後期，因為一些事情，諸如處理方式不是特別恰當，作為諫官的歐陽修得罪了一些改革的反對派。見此情形的晏殊認為諫官們講得也差不多了，何必再拱火傷到自己？於是就想把歐陽修派到河北去擔任轉運按察使。晏殊的考慮是河北與契丹接壤，前有西夏攻打宋朝，契丹也想趁機撈一把，開始試探著在邊境挑事，仁宗皇帝又很害怕開兩條戰線，所以需要有人來“按”住契丹。他認為歐陽修還不錯，派他過去一是能為朝廷諫言消消火，二是如果能立功歸來，還能抬抬官階，多麼兩全其美的事。

事實上，晏殊的本意是想保護歐陽修，但身為其同僚的蔡襄卻並未領會這層意思，反而覺得宰相不應該是這樣做的，於是通過諫言一頓猛烈“開火”，最終把晏殊從相位上給拉了下來。

當時的歐陽修和蔡襄大概剛過而立之年，都還比較年輕。這一事件的後續是歐陽修仍然去了河北；另一方面，晏殊“下馬”，意味著相位空缺，仁宗皇帝便任命了杜衍，但蔡襄他們覺得這個人簡直太不合格，就此跟仁宗拉扯，導致仁宗開始不樂意，認為蔡襄等人不能完全領悟自己的意圖……這裡面有著很複雜的關係。總之，經過多輪拉扯，蔡襄意識到形勢不好，不如先收斂再説，於是便有了他主動求退，然後去了福建，這是另外的話題不加贅述。

北宋 蔡襄《大研帖》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該帖談及的是文房收藏，全文如行雲流水，神采斐然。）

回到章服上，在擔任諫官一年多以後，仁宗對蔡襄等人的工作很滿意，遂特賜章服——賜給王素的是三品紫袍；歐陽修和蔡襄是五品緋袍。當然，他們的官階並沒有改變，但就是因為表現出色，所以可以穿超越官階本身顏色的官服了！年紀尚輕就能得到這般榮耀，著實讓當時很多人都心生羨慕。

“‘京漂’這麼卷不意外，幹就完了”

用實打實的才幹來改變章服顏色，北宋名將狄青值得一説。他出生在山西，武藝高強，自來理想就是當兵。最早他到開封城裏當一個小小的禁軍，用今天的眼光看，是一名典型的“京漂”。

如果時局太平，或許歷史名將的名冊中也就不會有狄青這個人了。但偏偏在他而立之年的時候，朝廷被迫要跟西夏打仗，對於狄青來説，這是機會。他報名上戰場，才能不斷被發揮、放大，直至有人把他舉薦到了范仲淹和韓琦的面前。二人一看，了不得，是個狠人！於是范仲淹便把狄青帶到了自己身邊。

范仲淹在宋夏戰爭中任職了很長一段時間，他是一個非常公正、善於用人的人，將狄青納入麾下後，常對他委以重任，使得狄青晉陞非常快。而仁宗皇帝早就聽説了狄青的大名，在邀請前線有功的官員和將領來京城開封相見，以示鼓勵的時候，他就點名一定要見狄青。但剛好那段時間又發生了西夏人攻打宋朝的事件，范仲淹認為須得狄青去才行，所以那次他沒能進京面聖。這讓仁宗皇帝頗為失望，表示：如果狄青不能親自來，能否帶他的畫像來讓我看一看？

在宋代崇文抑武的大環境之下，狄青用差不多十年時間上升到了樞密副使的位置（相當於國防部副部長），這是很了不起的。除了軍功，這還要歸功於他情商高而且為人低調。比如，宋朝禁軍通常臉有刺字，一次仁宗皇帝看到狄青臉上的刺字，覺得心疼，説狄青啊，我令人弄點藥水給你把字去掉可好？沒想到狄青卻回答説不用，這説明皇帝陛下用人不問出身，我覺得挺好的。

仁宗皇帝非常喜愛狄青。在文官可以輕易拿捏武將的北宋，後者當樞密使的例子是很少見的。眼看狄青離樞密使的位置只差一步，怎麼能把他推上去便成了仁宗的一件心事。終於機遇又來了：廣南（即今天的廣西）地區發生了農民起義，半年之內就一路打到了廣東，朝廷派過去的官員根本無法壓制。這時狄青主動請纓。其實，仁宗心裏早就想派他去了，但礙于眾多文官壓著不讓——因為他們擔心，如果狄青成功了，究竟要不要升他為樞密使呢？每個人的心中都有“小算盤”。

好在狄青開口了，派他去也就變得順理成章。果然，自狄青出馬揮師南下，很快就傳來了捷報。當他還在回京路上時，仁宗就開始盤算如何能讓他任職樞密使。這個過程中，當皇帝的在對文官們的“好言相勸”中可謂是各種“裝聾扮啞”，沒少費心力，幾經博弈最終如願以償。通過狄青這個例子我們也可以看到，用實打實的能力才幹獲得皇帝的厚愛，換章服是水到渠成的事。

對於章服進階的渴望，也有貌似“不那麼合群”的例子，比如著名畫家、蘇軾的表兄文同。他同為當年龐大“京漂”群體中的一員。

北宋 文同 《墨竹圖》軸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在宋代，官員在地方上的任職期滿，通常會進京述職，接著等候下一輪派遣。如何獲得更好的派遣？首先是要靠內部評估，另外一方面是朝廷人脈。假如一位官員在之前的任期中某一方面沒有做得很好，又在朝中無人，那他的輪崗過程可能就會要等待很久。

而北宋官員的收入，很少一部分是作為官員身份的“工資”，“大頭”則來自於派遣；沒有派遣，意味著你的主要收入也沒有了，有些家底不夠豐厚的官員在等待過程中就很焦慮。但即便如此，為了謀得下一個好官職，不少人也寧可留在京城，成了另一種意義上的“京漂”。

這也意味著，掌管吏部流內銓的這個人，人品非常重要。蘇舜欽的岳父杜衍就曾在這個崗位上待過。蘇舜欽還跟他講：老岳父，這個地方可是把控著很多人身家性命的喲，你一定要好好選人哪。事實證明，杜衍的人品還是可以的，他從這個等候的“大池子”中撈了不少人出來，以至於後來他退休了，很多人都特別懷念他。

説回文同，他是四川綿陽人，家庭背景很普通，特別辛苦才考上進士。這個人是典型的文人性格，喜歡吟詩作賦、寫字畫畫，但對於長篇大論的政論文，他卻寫不來。考上進士後，文同被派回四川任職，畢竟是自己的家鄉，既能工作又能顧家，這安排其實也還算不錯。起初每逢輪崗，文同都會回到京城的“大池子”中等候，他是個求進步的人，應該也希望自己能夠有在京城工作，或者是去江浙富裕地區工作的機會，然而他不是那種能在“池中翻起大浪”的人，于他而言，在京城等候的過程中，最大的樂趣就是能見到一些文人和書畫家的老朋友。幾番來回，他被派到的仍然是四川。

當時從四川進京（開封），走陸路要往北翻越秦嶺，至陜西境內到西安，然後走潼關、洛陽……這一路下來如果不趕，得用好幾個月時間，相當不容易。所以後來文同乾脆不去了，每當三年任期滿，他選擇留在家中等待朝廷的派遣，反正對任職地的期望是提了，愛咋咋吧。

但臨近生命的最後時節，文同還是回到了京城的“池子”中。他向朝廷請示，能否派自己去湖州？很想去。或許是看他年事已高，又或許是某種“天意”巧合，這一回朝廷同意了。

蘇軾得知文同要去湖州赴任十分激動，興衝衝地跟文同約定，如果文同去湖州，那麼他便申請去常州，這樣兩個人可以做“鄰居”，經常往來。文同自然是很樂意，還告訴了蘇軾自己的出發時間，邀請他結伴同行。這讓蘇軾也不禁開始暢想兩人一路詩酒唱和的情景，該是何等的灑脫愉悅！

但很可惜，文同出發後沒多久，還未到任上便去世了。更有“意思”的是，後來是蘇軾到了湖州當知州，也正是在這一任上，發生了彈劾他的、著名的“烏臺詩案”……

現藏于台北故宮的文同《墨竹圖》軸，就形象地説明了其文人身份。他不是那種很強悍的官員士大夫，對於在晉陞之路上是否一定要得到紫袍，他沒太多內耗。或許他心裏也想，但無論是性格使然還是某種能力的欠缺，他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