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河西 （拍攝散記）

央視國際 2003年06月10日 11:44

　　作者 焦建成

　　再到蘭州

　　要去甘肅一定要走一趟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是指黃河之西，以甘肅省的省會蘭州為界，在祁連山脈和內蒙古高原之間橫貫東西，形同長廊的狹長地帶。它南依青海、北銜內蒙古、西到新疆。從地理位置上看，河西走廊地處黃河上遊，在黃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內蒙古高原的結合部上，成為連接東亞和中亞的要衝地帶。歷史上，這條走廊曾是古絲綢之路的重要通道，是古老文明的發祥地。在這個一千多公里的歷史長廊中，匯集過華夏文明、印度文明、地中海文明。在漫長的歷史變遷裏，在東西方文化的不斷碰撞中，又孕育了豐富的河西文化。它曾經是個交通走廊、戰略走廊、商阜走廊、文化走廊。即便是今天，河西走廊依然是中國西部地區和內地連接的交通、文化和經濟繁榮的重要通道。

　　二十世紀最後一個春節剛過，我們中央電視臺《走進西部》攝製組來到了蘭州市。從這裡，我們將開始河西走廊的拍攝。十年前，我在拍攝大型紀錄片《望長城》時曾經來過這裡。十年後的今天，我又沿著黃河到了蘭州。乘車穿過黃河大橋，在擁擠的車流中駛向北山時，我們禁不住停車留意黃河兩岸的奇觀。綠色的草坪襯托著黃河母親的雕塑，喻意了黃河對中華民族的養育之恩，古老的水車轉動著黃河沿岸千百年的滄桑變化。1909年，橫跨黃河的第一座大橋在這裡建造。從此，世代靠擺渡為生的羊皮筏子客們的艱辛便成為遙遠的過去。在共和國成立的幾十年中，這裡又相繼建起了好幾架黃河大橋，一座西部的重要城市在這條大河邊上發展起來。可以看出，蘭州人很細心地保護著黃河，並把黃河文化納入到城市建設規劃中，黃河也因此成為這座城市的象徵。

　　登上北山碑林館頂樓，從高處俯瞰這座西部都城，不僅可以看見蘭州市全貌，還能觀看黃河穿城而過的壯美景象。夕陽斜照，河面盡灑余輝。朦朧中，似銀龍蜿蜒而來穿城而過，真有黃河之水天上來的雄渾氣勢。

　　黃河兩岸樓廈林立，街道上車水馬龍，恍惚間，猶臨香港的維多利亞海灣。清風陣陣，思緒在河水的波瀾中起伏。這條被華夏之子稱為母親河的黃河，穿越百山大川，流經百年，孕育百年，將自己的精血傾注在了這片黃土地，僅在甘肅境內就流過九百多公里，像母親一個長長的撫摸，卻孕育出了一個實實在在的黃河之子——蘭州。

　　沿著312國道向西。越往西走，西部的感覺就越濃。在這片土地上，你只會覺得自己的局限。所到之處，那神秘莫測始終牽動你要去探尋古老，揭開神秘。車行駛到永昌縣路口時，我不由地想起“驪乾文化”。這裡生活著一些歐羅巴人。這個中國西北部普通農村裏的特殊人群，是古羅馬征戰的武士，還是逃避災難的難民，雖至今無法考證，可上溯百年的世態變故，畢竟使這一部群成為這個土地上的主人。驪乾遺址告訴人們一個道理，人類是可以通融共處的。

　　河西之行的一路上，你始終都可以和久遠的歷史相錯而過。在現代人新建的村莊、城市和筆直的公路邊，那些古老的廢墟頑強地證實著自己的存在。在眼前掠過的各種景致中，最讓我注意和心動的便是我熟悉的古長城和烽燧，連綿不斷，伴隨我一路向西。長城，這個不倒的墻，為西部空曠的遼闊畫上了一條清晰的走向。快速行駛在長城沿線的高速公路上，歷史和今天的兩條線時而分離，時而聚合，讓人感嘆時間的流逝，那些漢代的烽火臺則靜默地注視著高速公路上來往穿梭的車輛。我們在穿越長城垛口時，總想把目光一直停留在那個烽煙常燃的年代。

　　時光消逝，在河西走廊的宗譜中，依然可以翻閱到那久遠的歷史。那坍塌的古城關、焚燬的宮殿、已成為廢墟的古郡址……在古人類匆匆離去的身影裏，唯有這無聲的痕跡，依然在歲月的延續中顯露著古老的神情，厚重而意韻悠長。

　　古涼州城探鼓王

　　翻過烏鞘嶺到達的第一站便是武威市。歷史上，曾經是河西四郡之一的涼州城。

　　河西四郡，是絲綢之路上的四個重要城郡，分佈在甘肅河西通往西部的蘭新交通要道上。酒泉、敦煌郡扼守西部關口；張掖居中；武威則臨界古金城府，就是現在的蘭州。

　　歷史上這裡也確實是個富庶之地。四千多年前，這裡的人便開始使用銅器。當絲綢之路

　　最早通過祁連山和騰格裏沙漠之間時，這裡就成了河西走廊上的重要驛站和商阜。漢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兵擊敗匈奴征服河西後，建河西四郡，武威郡便因漢兵的武功軍威而設。漢代統治三百多年其間，武威郡曾經文化豐富經濟發展。有史料記載：“車馬相交錯，歌吹日縱橫”。魏時這裡又設涼州。這個名字一直叫了很久。如今，人們依然習慣稱武威為“涼州”。

　　就古人詩詞中對涼州城的描述來説，武威太古老了。而當你進入這座城市，面對許許多多的變化，你又會覺得這座城市很新。尤其是當你曾經來過，相隔幾年再踏上河西之路，你就不能不因為這些西部城市的變化嘖嘆。

　　從河西走廊的312國道進入武威地界就進入了很寬很氣派的現代化公路。進城時必須通過新蓋起來的一個高大城樓。據當地人講，建這個樓花了近八百萬元人民幣。城樓是按古代建築樣式修建的，翹檐陡壁，雕梁畫棟。城門洞裏可以並排駛進兩、三輛大車。城樓和建在不遠處市中心廣場上一尊奔馬的雕塑遙相呼應，同河西走廊的歷史名氣極恰當的吻合。在街道上的車和人流中走過城樓，古涼州和新武威在這座城市的喧鬧中疊現。你能感覺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博大精深；你也能體味現代西部的發展希望。

　　歷史是條長長的河，就像黃河從這片土地流過；歷史是條長長的路，正如這河西走廊，千百年古道風塵蕭瑟，卻留下悠長的痕跡。

　　十年前，在拍攝大型系列節目《望長城》時，我們沿著漢長城的歷史遺跡來到了武威，在這座漢代很知名的涼州城下停下了腳步。為紀錄青銅器鑄造的歷史，我們來到了武威市的一個歷史遺跡雷臺漢墓。這裡曾出土過一個漢代的銅奔馬，被稱為青銅器之尊。郭沫若先生給它取名叫“馬踏飛雁”。這是一件集鑄造術、造型藝術、力學原理為一體的完美的藝術品。這尊馬踏飛雁珍品，已被作為我國旅遊標誌。目前，正在爭取使之成為國際旅遊標誌。

　　記得當年到武威時正趕上中秋節。在一個小商店裏，我們碰見了一位老農民，見我們攝像機正在商店拍攝人們買月餅的鏡頭，便湊過來跟我聊起來。他指著我手裏剛買的月餅，帶著一絲嘲弄的語氣説，城市人吃的這種月餅又硬又不好吃，而他們家自己做的月餅又大又香還嫩，那才是地道的月餅。他説這裡的人祖祖輩輩都是吃自己家蒸的白麵餅。他還邀請我們去他家嘗嘗他們的中秋月餅。我們本來就想找一個農民家拍中秋節，便跟著老人去了他家。

　　老人名叫楊萬里，六十多歲。在四壩鄉因敲鼓出了名。他家在這裡居住了幾代人，鼓也敲了幾輩子了。

　　長城下的中秋節有著傳統的習俗。在祭祖賞月的這一天，家家都要做面餅，按他們所説，這也就是最早的月餅。在一個很大的案子上和好面後，女人們就開始把面搟成一張張很薄的圓形，餅子的直徑近五六十公分。面搟好後，她們再開始撒香料。撒一層料蓋一層餅。他們用的香料都是各種豆粉，有紅的、黃的、紫的。做好了餅，就上蒸籠裏蒸。蒸熟的餅子又厚又大，香而嫩軟。到了月挂高空的時候，全家人便圍坐在小供桌旁。老人居中，兒子、兒媳們分坐兩邊。他們把餅子切成有形的方塊，擺在小供桌上。除面餅外，還要擺一些西瓜、葡萄等水果。老人點上一把香後，便舉杯朝著月亮磕頭。冷月高懸，夜色沉寂，在這個普通農家，不知多少代人就這樣虔誠的祈禱月神，企盼糧食豐收，人畜興旺。

　　當這種祭祖儀式完成後，人們還要敲鼓。當地人叫“滾鼓子”。這種敲鼓的習俗在黃土高原上隨處可見。由於黃土地上乾旱缺水，人們便用這種擂鼓企雨的儀式，企盼風調雨順。當然，歷史上，這種鼓陣也有用於戰爭的。我曾經見過威風鑼鼓、太平鼓、安塞腰鼓，但是武威四壩鄉的這種滾鼓子卻獨具風格。楊萬里從貯藏室裏拿出了他家藏的一面巨大的鼓，敲出一串蒼勁的鼓點後，肩背小鼓的兩隊鼓手便一字排開，雙腿前弓後登，兩隊鼓手揮槌舞臂，在空中劃出一條有力的弧線，令人眼花繚亂。

　　隊形變化是滾鼓子的一大特點。細觀察他們的隊形變化，很像戰場上衝鋒的士兵，鼓聲伴著鼓手們整齊的動作和陣形，前擁後進，勇往直前。在長城下的中秋夜裏，這鼓聲像戰場上的擂擊，鏗鏘有力。 六十年代，楊萬里就曾進北京敲過鼓子。這成了他為之自豪的事，也成了全村人的榮耀。

　　這次來到武威，準備再拍四壩鄉的滾鼓子。到了楊萬里家卻沒有見到老人。聽大娘告訴我説，在我們到的前一天，楊老漢吐血住進了醫院。老人的孫子帶我們去醫院探望了他。雖然躺在病床上，一聊起滾鼓子來，老人依然很興奮。又把當年進北京打鼓的事對我們炫耀了一番。並表示出院後為我們再表演一次滾鼓子。

　　離開老人來到了四壩鄉一個烽火臺邊上的大場上，村民們穿著整齊的服裝為我們表演了滾鼓子。與上次不同的是，傳統的動作又增加了一些新編的隊形，鼓隊的陣容也增加了，而且一批學校的小學生也加入了滾鼓子的行列。在熟悉的鼓聲裏，我仿佛又看見當年楊老漢在他家小院子的中秋之夜敲鼓子時的那種情景。那輕盈的步態和穩健灑脫的神韻總帶著這塊土地上一位鼓王不俗的風采。

　　輝煌的遺跡

　　河西的張掖人如今有一個最值得自豪的事。在張掖市中心廣場上立著一個巨大的噴繪彩畫。畫中是總書記江澤民同志揮筆為“金張掖”題字的場面。張掖人告訴我，江總書記兩次河西之行，為張掖題了兩個“金張掖”。他們的驕傲不是沒有道理，這座千年古城，在建國後的幾十年中，在河西人手裏化腐朽為神奇。如今，已成為河西走廊上一顆閃亮的明珠。

　　張掖位於河西地區的中樞，是連通西部和內地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我們的節目中，曾向觀眾介紹了許多西部的經濟發展狀況。可在河西的採訪中，更讓人驚嘆的是這裡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河西走廊的敦煌莫高窟已經享譽國內外。但張掖的大佛寺，依然會讓人嘆為觀止。這裡珍藏著目前我國最大的室內泥塑臥佛。臥佛身長35米，佛的身後是他的十個弟子，兩側排列著十八羅漢。造型形象生動，可稱我國泥塑藝術中的精品。在河西，敦煌的立佛、武威的坐佛和張掖的臥佛，成為三個佛像藝術的經典代表，在河西遙相呼應，出神入化。

　　距張掖市十幾公里處，有一座古代的城池，當地人把叫它黑水國城。資料記載曾為西漢匈奴渾邪王的王城之一，後又置張掖郡。據説隋朝時也曾在此駐兵。傳説這座城的建城年代更早。城垣呈方形。位於城西南角有一座方形角墩高大而完整。南墻正中有一個門，城的圍墻大部分已坍塌，完好的一部分邊墻也已被沙子掩埋。城內有很多古墓葬遺跡，墓葬周圍散落著各個朝代的殘磚碎瓦。從這裡曾經出土過很有價值的墓葬壁畫。或許是歷史上連年的戰爭，加上荒漠化進程已使這座城受到嚴重破壞。離黑水國三、四公里處，是我國第二大內陸河黑水河。顯然，黑水河和黑水國有著必然的聯絡。

　　發源於祁連山的黑水河一直流向北方，延伸到內蒙古境內的額吉納旗，在那片已變為戈壁的荒野上，曾經上演過無數次輝煌的歷史戲劇。漢代著名的居延郡就在現已乾涸的居延海沿岸。這個郡城的佔領者曾經統治過河西及大部分西部地區。

　　與這個黑水國消失的有關傳説有許多。其中，有一種説法在這裡的老百姓中很流行。據説黑水國在比較強盛時，人滿為患，土地開發肆虐。一天，城裏來了一個老僧，手裏提著一筐桃子邊走邊喊“賣桃梨”。守城的將軍注意到這位老僧的筐裏分明只有桃，但他卻喊“桃梨”，他立即悟出了老僧是要他們趕快“逃離”這裡。當即動員全城百姓離開城池，人們剛離開不久，城便被沙暴摧毀。

　　行走在黑水國城裏，四週靜謐無聲，陣陣沙風吹過，像是在訴説那段消失的歷史。黑水國，這座古老的城垣，不知曾在哪個朝代強盛，更不知衰敗在什麼時候。無法回避的眼前現實便是：一個輝煌而充滿了人類情感故事的城消失了。荒漠化無情地奪走了這座城市並將一切掩埋。有史料記載，黑水國在歷史上曾經三次鼎盛三次消亡，原因都一樣，強大，便掠奪開發，開發至極便消亡 。我想起一句話：輝煌就是災難。

　　戈壁浩瀚，明月如鏡，河西走廊負歲月的重負，顯出無言的沉重。

　　祁連山下

　　2001年2月23日，我們離開張掖，向南駛往肅南裕固族自治縣。裕固族是我國幾個稀有民族之一，人口1.2萬，信奉藏傳佛教。

　　十年前我曾經到過這裡，在肅南裕固族自治縣東部草原的一個牧區拍攝時，採訪過一家裕固族牧人。家裏有兩個老太太，三個女兒，記得其中一個女兒還為我們唱了一首牧區的敬酒歌：“金盃銀盃斟滿酒，雙手舉過頭，炒米、奶茶手抓肉，今天喝個夠——”我被主人的熱情感動得不得了，在歌聲和真誠面前，唯一可以表達的方式就是一大碗一大碗的喝酒。主人讓我穿上了裕固族的服裝，我像一個真正的裕固族牧人，同那位唱歌的牧民姑娘一起策馬狂奔在草原上。那個初春的傍晚，我喝醉了。

　　十年前的肅南之行，裕固族牧民的熱情和草原風光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傳統的遊牧生活所經歷的艱辛與苦難也無法叫我忘記。今天，當我再次踏上這個地方，總想找到那家牧人，再度體味那草原的壯美和牧人的熱情，並想看看他們家今天的變化。汽車駛進縣城時，縣委領導和宣傳部的同志已經在招待所門口等候我們的到來。在餐桌上，我説起了十年前肅南之行的經歷，並提出了想找到那家牧民的想法。因為當時我們是在結束了山丹軍馬場的採訪後偶然進了這個牧人家的。如今不但想不起當年去過的地方，就連那家主人的名字也想不起來了。只有可能從當時拍的片子中認出他們，可我又沒有帶節目來。好在宣傳部秦部長幾天前剛從張掖帶回來一套《望長城》的牒，他當即去家裏取來了節目。在餐廳外找了個機器播放後，他們一眼便認出了那位裕固族牧羊姑娘高玉霞，她現在已經是縣歌舞團的獨唱演員了。

　　吃完飯，我們就去了高玉霞家。幾天前，她就聽説我們要來，小兩口從影集裏翻出了我們攝製組和他們全家合影的照片，準備去賓館找我。沒有想到我們先一步登門了。對於十年前的那次見面，她記憶猶新。當時高玉霞的一首敬酒歌，曾引起我們一番議論，攝製組的同志們對姑娘的音樂天賦大加讚賞，並勸她父母不要耽誤了姑娘的前途，一定想辦法讓她學習。她父母果真下了決心，在我們走後沒多久，便開始為孩子張羅了。經過努力，她考上了西北民院的音樂系。學習結束後回到故鄉的歌舞團從事專業演唱。如今她已經結婚並有了一個可愛的小兒子。她丈夫是藏族，也在歌舞團從事美術工作。正巧，在我們到了裕固族自治縣拍攝的時候，趕上高玉霞的小妹妹要結婚，這是紀錄裕固族婚俗的難得機會，借此，還可以領略一下裕固族草原的風情。我們作為娘家最遠來祝賀的客人，一起去了高玉霞父母家。

　　如今的草原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草場已經承包給了個人，高玉霞家有了自己的草庫倫，有了屬於自己家的牲畜。孩子們有的上了學，有的參加了工作，老兩口子經營著牧場，有空的時候可以在城裏和牧場的孩子們家裏走走，日子過得很火旺。

　　婚禮開始後，周圍的牧人們都騎馬趕來祝賀，春天的牧場頓時變得熱鬧起來。高玉霞舉起銀盃，又唱起了那首敬酒歌，為她親愛的妹妹，為我們，也為她心中的草原祝福。歌聲帶著裕固族人對美好生活的讚頌，帶著對未來的憧憬，飄蕩在祁連山下。

　　路經酒泉

　　二十一世紀剛開頭，沙塵暴就無情地沿甘肅河西走廊猛刮了幾天。我們在河西連日的辛苦拍攝中，又親歷了一場真正的沙塵暴。車外的能見度很低，我們把車窗玻璃搖緊了，塵腥味還是嗆人眼鼻。為了使這個漫長的旅程變得輕鬆些，我們把攝像機包起來，唱起了歡快的歌曲，當地陪我們的同志不以為然地對我們説：沙塵暴雖然對北京是新鮮貨，在這裡卻是常事，就像是老朋友光顧，沒有什麼稀罕的。我對他的話體味很深。小時候也曾偶然看到過這種黃沙瀰漫的沙塵暴天氣。其實沙塵暴早在幾個世紀前就伴著人類的土地開發肆虐橫行。只是因為歷史的局限，人們把它當成一種簡單的自然現象而沒有引起過足夠的重視。2000年，歷史上一次罕見的沙塵暴逼進北京時起，才使國人痛悟到改善生存環境的緊迫性。

　　穿過沙塵暴，我們的車沿著國道向酒泉市駛去。太陽艱難地穿出塵埃在駕駛室內掠了一下身影，像是要提醒我們這些初到者。和在其它地方一樣，我們照樣可以沐浴到它的一線光芒。而此刻，雄渾挺拔的祁連山卻慘澹地在南天際形成一個脆弱的影廓，時隱時現，一反它過去的巍峨。

　　《史記》載：“天下富庶，莫過隴右，隴右者，隴山之右”。據説這個隴右就是指酒泉所在地。説起酒泉人們會聯想到酒，傳説漢代驃騎大將軍霍去病帥數萬大軍進攻匈奴大勝而歸，兵駐酒泉這個地方。漢武帝聞訊後非常高興，賜禦酒派人千里迢迢送到漢軍營帳。可漢軍兵將數萬，不夠喝的。霍將軍想出了個辦法，他下令把酒倒入營帳邊的泉水裏，與將士們飲酒慶功。從此，這個泉就被叫成了酒泉，因泉之名，這個地方也就被叫成了酒泉。

　　唐代大詩人李白曾到過酒泉並留下過一首詩：“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如今，這首詩被拓刻在一塊大理石碑上，立在已被保護起來的“酒泉”遺址旁邊。泉水清澈，使人遙想當年。有意思的是當地旅遊公司的一位總經理在李白的詩後又加了一句：“人若不愛酒，不應來酒泉”。智慧而有趣的補充，不僅延伸了詩的內涵，而且形成天地人為一體的奇妙搭配。

　　歷史上的酒泉所轄區很大。當時的河西，地有四郡，隘有三關。因為酒泉郡所處位置最靠西，因而從南到北橫亙著陽關、嘉峪關和玉門關。陽關和玉門關是西漢時期為抗擊匈奴而建，是古絲綢之路的重要隘口，戰略地位很重要。玉門關是絲綢之路北道的起點，因為西域的和田玉要經過這裡運往中原而得名玉門關。古有：“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城幾萬里，歡度玉門關”的詩句，讚美當時這裡的秀美風光和經濟交流的盛況。到了唐代，通西域的伊吾大道暢通，也就是絲綢之路新北道開始使用，加之海上通道也開始運行後，這裡便開始凋敝。從此，便“春風不渡玉門關”了。

　　穿越雅丹

　　從敦煌出發，我們的大車在通向玉門關的戈壁路上行駛了幾個小時。由於前面的探路車沒有選好路面，大車經過一段艱難行駛後，還是拋錨在了沙漠中。駕駛大車的趙民雖然技術很高，但也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路面，我們把車輪下的沙子清理之後，趙民加足馬力又猛衝了幾次，也沒有成功。這是一種硬戈壁，表面上是一層板結層，底下卻是鬆軟的沙子。好在離我們陷車處不遠，正有一個築路隊在施工。看到我們的車陷在沙子裏，他們迅速開著挖掘機趕了過來。挂上鋼絲繩，一直把我們的車拖出沙包。那位負責人還告訴我們，他們會一直等我們拍攝返回來時再幫我們拖車。告別了這些好心人，我們順利到了玉門關。

　　如今的玉門關只剩下一個殘破的城垣，城關用鐵柵欄圍著。兩個關門成拱形，上小下大位於城墻的中部，四面的墻相對完整，建築結構依然可以看得很清楚。由於這裡早就成了荒漠，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故城。對於玉門關的廢棄，很難再找到什麼史料的記錄，但卻有很多漢唐詩人對當時荒涼情景的紀錄和描述，最知名的要算唐代名詩《涼州詞》了。沿玉門關往西去，可以直通新疆的羅布泊，從這裡開始，全是歷經千年風雨侵蝕後形成的雅丹地貌群。

　　從玉門關出發，我們的大車行駛了近四個小時後，來到了一個路口。這裡立著一個水泥的大門，由此向西再走十幾公里就到了雅丹地貌群的邊緣。這裡有個研究站，幾位專家在這裡等著我們。他們的基地就建在一個雅丹土包裏，很像一個原始的洞窟，但裏面卻很大，可以睡十幾個人。用木頭拼起來的門上，寫著不少留言，都是些某某到此一遊之類的話。這裡的人告訴我，這都是徒步穿越絲綢之路或進入雅丹地區的探險者們留下的墨跡。有用鋼筆寫的，有用圓珠筆寫的，也有用毛筆寫的。看來這裡是一切探險者的必經之路。出於同樣的心情，我也用鋼筆為我們《走進西部》留下了一個紀念。已經是中午了，大家決定抓緊時間吃些方便食品後就進雅丹。這時候研究站也開飯了，我額外的得到了一盤拌面，我們把它稱為“雅丹拌面”。我把攝製組帶來的雞蛋都集中起來給了研究所的小夥子們。算是我佔人家便宜的一個補償。在風沙撲面的野外，吃一頓這種素炒葫蘆瓜片拌“腰帶面” 著實有一種特殊的感覺。

　　吃過飯，把大車停在研究站後，我們便分乘幾輛越野車進入了風沙中。行進在一座座怪石嶙峋，造型各異的雅丹群裏，仿佛進入了遠古年代。我們找到一個視線比較好的制高點，從這裡可以看到雅丹群的全貌。雅丹千姿百態的分佈在沙漠中。有的像古代的武士；有的像靜臥的猛獸；還有的像一個古代的遠征艦群正出發在茫茫大海上。在西部遙遠的地界上，竟奇跡般地萬年靜躺著這樣的奇觀。驚嘆之餘，生發出對西部歷史和西部精神的無限深思。西部不美，但西部雄渾壯闊，西部不秀，但西部俊俏堅實。望著它的無盡和悠遠，你想不可名狀的落淚，你感情的盪漾會衝破自己的胸懷去承受苦難的煎熬，你那激動的心情也變得沉默的感奮形成男人身軀裏涌動的無限力量。這不就是西部嗎，這巧奪天工的偉大，分明只在西部這個土地上擁有而不能容一絲的人工臆造，這不才是西部嗎，那恢弘的蒼茫中蘊藏著千古不死的生命。

　　西部是個讓人思想的地方，西部是個讓人奮勇的地方。站在這個歷史的遺跡中，沙風撩動千年的追思，你會想到，自然界的無限，會使自己變得實際許多。在這無限大的空曠和如此渺小的我來説，生命頓顯得那麼微不足道。這不，樓蘭都消失了；羅布泊也乾涸了，還有那商隊、古絲路的駝鈴聲……在漫長的進程中，有多少出現又消失了的呢？

　　離開雅丹地貌群往回返時，我們又到了那個立著水泥門的路口，我注意到水泥門柱上寫著一副對聯，上聯是“聽大漠風望祁連雪，又回古郡敦煌”，下聯是“吟涼州詞唱渭城曲，重走陽關大道。”這句話多少是這位筆者從雅丹出來之後的一點感受吧。但此刻，我的感受遠遠比這個複雜得多。

　　祁連山北麓的嘉峪關，被譽為天下第一雄關，但與玉門關相比卻年輕許多。據説，最早的嘉峪關曾經是個收稅站，從明代開始不斷在加修擴大，加之從這裡通往內地的交通位置越來越重要，便形成了現在這個規模宏大的建築。也成為河西通道上的第一大關隘。

　　從嘉峪關西樓上府視蘭新公路、蘭新鐵路平行的穿過關城下的古長城向西延伸過去，東來西往的火車、汽車川流不息，把內地和邊疆的經濟文化連接在一起。作為一座關城，嘉峪關已經寂寞百年，作為一個歷史，這座關城也在關注著新城嘉峪關市的變化。嘉裕關市不大卻很熱鬧。最早，因為有這個關門而有了這個城，後來，因為有了嘉裕關城的鋼鐵廠而開始繁華起來。但如今，來到這裡的國內外客人，大多都是慕嘉裕關城邊的敦煌而來的。

　　敦煌，大地之聖

　　無論從哪個角度講，敦煌都是最惹人注意的。

　　為拍攝甘肅省旅遊發展的內容，《走進西部》攝製組來到了敦煌莫高窟，敦煌研究院的負責同志婉言拒絕了我們的拍攝。理由是沒有國家文物總局的批文，任何媒體不得進窟拍攝。我們隨即以關於旅遊發展與文物保護的關係為題採訪了研究院的領導。

　　2000年在敦煌舉行了莫高窟藏經洞發現一百週年紀念活動。來自世界各國的專家學者共同討論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回顧敦煌學研究的成果。討論中，專家們不得不面對一個現實問題，即敦煌文物的保護問題。在我們的採訪中，常碰到這種情況，旅遊行業大談以文化優勢發展旅遊，而文物工作者則強調保護而儘量禁止遊客進入，這種抗衡一直進行得如火如荼勝負難分。作為採訪時的我們無法對此發表更多言論。歷史，是為了讓人們了解過去的，可不走近就無法深入了解，可為了了解而使我們不多的歷史遺跡消失更使我們痛心。但被採訪者的答案聰明而令人滿意，即保護又開發。我心想，中國的文化傳統必然要他們做出這樣一個辯證的回答，這也是肯定的回答。

　　來到敦煌，面對那些古老的藝術創作，留戀興嘆之間，總按捺不住地想找到敦煌莫高窟享譽海內外的緣由———藏經洞的發現。

　　我國敦煌的名氣很大，而這個名氣是伴隨著敦煌文化一場空前的歷史浩劫而産生的。 清光緒二十六年，即一九零零年三月七日，莫高窟的一個道士王圓逯無意中發現了藏經洞。這一發現震驚了全世界，被學術界稱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發現之一。洞中所藏文卷涉及天文、地理、醫藥、歷史、文學、宗教、社會科學等內容。

　　正如著名的敦煌學家姜亮夫先生所説：“整個中華文化都在敦煌卷子中表現出來”。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曾經這樣寫道：“王道士完全不明白，這天早晨，他打開了一扇轟動世界的門戶。一門永久性的學問將由這個洞穴建立；一群才華橫溢的學者將為這個洞穴耗盡終生；中國的榮耀和恥辱將從這個洞穴吞吐”。

　　藏經洞的發現，也引來了世界各地的掠奪者。正值世界列強的八國聯軍刮分中國之時，國土遭受涂炭百姓聊無生計。這時，八國聯軍的文化掠奪者也乘勢而入，看中了敦煌寶地那個愚昧無知的守門人王道士，廉價從他手上拿走了近萬卷文書。有些蠶食行徑和掠劫方式令人髮指。

　　第一個進入敦煌的是俄國人奧勃魯切夫，他僅用幾包日用品便從王道士手中騙走了敦煌文書兩大包。接著而來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他在敦煌一呆就是幾個月，憑著他熟練老道的文物鑒賞能力，相中了藏經洞珍貴的各類經卷和繪畫作品，只花了一百多英鎊便買走了滿滿二十多箱中國的文物。緊隨其後的來訪者更是絡繹不絕。有法國人伯希和、有日本人吉川、桔瑞超、丹麥人索雷森等。在近二十年的時間裏，敦煌成為了這些盜竊者們髮際的天堂。而中國的敦煌也因此蒙受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劫難。“敦煌者，我國學術之傷心史也，又是它之大不幸了”。但是，隨著敦煌文物寶卷被掠奪，敦煌的名字也響遍了全世界。也在世界範圍內掀起了敦煌學研究的熱潮，同時，也出現了關於“敦煌在中國，敦煌研究在國外”的説法，中國的敦煌學研究也在一個很長時間裏受到來自國外的無端歧視。

　　其實，中國的敦煌學研究很早已經開始。只是因歷史條件所限，一直未能形成系統的體系。僅是新中國建立之前，就曾有很多立志從事敦煌學研究的人士，對莫高窟的藝術進行過收集和整理。清代一位學者葉昌熾在1903年就看到了藏經洞的遺書。他對一部分畫像和碑刻進行拓片整理，著書出文。他是第一個在著作《語石》仲介紹藏經洞出土的經卷文物的人。後來陸續有國人出書論證，介紹中國出現的絕世文化遺産。陳垣先生所著《敦煌劫余錄》；賀昌群先生有《敦煌佛教藝術的系統》等文章，都開始把敦煌文化和敦煌學向世人推介。在日本侵華期間，中國著名的畫師張大千帶著妻兒，趕著牛車，踏著西部漫漫黃沙來到了敦煌。面對敦煌博大精深的歷史文化時，他被震撼了。他以一個中國文人的自豪感開始在這裡工作。用兩年多時間臨摹壁畫，整理登記編號。1944年，他把利用幾年時間完成的作品在成都、重慶等地進行展出，使中國人為自己國家輝煌燦爛的歷史文化驚嘆。

　　建國以後，政府對敦煌的保護和研究上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尤其是敦煌研究院的成立，使敦煌學研究進入了更系統完善的軌道。時值今日，中國的敦煌學研究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走在了世界前列。

　　2000年在敦煌召開的盛況空前的敦煌學的學術討論會上，面對中國敦煌學研究的成就，國外研究者不得不承認，敦煌研究院已經成為現今世界上當之無愧的敦煌學研究中心了。

　　敦煌學終於回到了中國。

　　敦煌：敦，大地。煌，盛也，那麼，敦煌也是大地之盛了。

　　魏晉時期的佛人樂樽在三危山感悟佛光，驚崇之下，在崖壁上刻下一尊佛龕，後來者爭先效倣，形成舉世聞名的石窟藝術群。也成了佛人們頂禮膜拜的大地之聖。然而，對今天來説，如此寶貴的文化珍奇，又將怎樣由我們把它保存下來呢。

　　當我在莫高窟的洞窟間穿行時，總有王道士的身影出現。在當年發現經卷的藏經洞前流連思忖且生出説不清理不順的萬頭思緒。單從藏經洞發現來講，王道士已與敦煌名氣齊名，但褒語不多，只能在王道士圓寂後，弟子們為其立的墓誌中看出一絲雀跡。

　　王道士守佛地百年，不斷修繕佛尊，可謂力在當時，功在今日。可他用藏經洞的珍貴文物變換小錢修固佛龕的苦勞，卻無法與數萬文物流散國外的罪過相抵。但這一行徑的結果，客觀上又使中國千年文化被世人嘆睹。雖然代價昂貴，卻聲譽斐然。是功是過，是貶是褒，至今也未分出個子丑寅卯。

　　觀賞了洞窟壁畫後，心被壁畫上燦爛奪目的精湛藝術所牽動，更為失去那麼多文物而惜痛。走出洞窟從遠處向上看去，三危山群窟被灑上了一層金色的太陽余輝，我長時間注視著那裏———敦煌，讓我心動。

　　（2001年9月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