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把節在“西南文化區”的傳承

央視國際 2003年07月22日 13:44

　　郭翠瀟：我們知道，西南地區的其他少數民族也過火把節，對這種地域文化現象您是怎樣看的？

　　巴莫曲布嫫：是的，火把節不僅僅只是彝族的傳統佳節，作為西南民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傳承，在彝語支其他民族如納西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基諾族等民族中也有相當久遠的歷史了；而且，其他語支的少數民族如白族（藏緬語族語支未定）、布朗族（孟高棉語族佤崩語支）也過火把節。據説，在雲南過火把節的人口占少數民族總人口的三分之二，因此火把節可謂是一個傳承範圍極廣的盛大節日。從民俗文化行為的主體看，大致也有從彝語支民族向其他鄰近的少數民族族群傳播的走勢。火把節習俗在這些民族中的形成與發展，一方面與各民族的原生崇拜、民間信仰以及本土宗教有直接聯絡，另一方面也與這些民族尤其是彝語支民族的歷史源流、文化傳承和社會交往緊密相關。這裡，我們可以從“西南文化區”的範圍來理解這一跨族群的民俗文化現象。

　　郭翠瀟：那您能具體談一談“西南文化區”與火把節傳承的問題嗎？

　　巴莫曲布嫫：文化區是文化地理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文化既包括最簡單的、最明顯的、客觀的行為方式，表現為衣飾、食物、住房以及一般性禮儀和人工製品，還存在於語言、法制、科學、哲學、宗教、文學、藝術之中，有更為複雜的形式。有關的文化物質（cultural traits）集合起來就構成文化複合體（cultural complex），一個文化體系（cultural system）包含著許多文化物質和文化複合體，而一個特定的居民區具有一個特定的文化體系就構成一個文化區（cultural region）。文化有它的歷史延續性，一個文化區有它自己的文化傳統。此外，文化傳播和交流也同樣離不開時間與空間兩個要素。

　　那麼，從時間的線索上講，我主要説的是文化作為歷史的傳統。秦漢以前，西南各民族先民就已經形成並活動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最早以“西南夷”名稱來記載西南地區少數民族歷史的，是西漢時期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他在舉世聞名的歷史巨著《史記》專列的《西南夷列傳》便是有關西南少數民族史的第一部專著。“西南夷”包括兩層含義，一是民族概念，一是地域概念。也就是説“西南夷”分佈地域廣闊，包括的民族種類繁多。在西南文化進程中，各民族的族稱也是一種歷史的、動態的概念，西南夷、西夷、南夷、昆明、蠻夷、和夷、百濮、百越、氐羌、東爨、西爨、烏蠻、白蠻、羅羅、摩些、盧蠻、金齒……層出不窮。近年來，在西南古代民族史的研究中，普遍流行的是三大系統劃分法：即從今日西南少數民族的語言譜係出發，結合歷史資料，把歷史上的“西南夷”劃分為三大族係：氐羌（藏緬語族先民）、百越（壯侗語族先民）和百濮（南亞語系孟高棉語族先民）三個族群。火把節正是西南文化區中屬氐羌系統的藏緬語族彝語支民族的民俗文化傳統。因此，火把節主要盛行在彝語支民族中有其歷史的成因，同時，也從民俗傳承方面歷史地説明了這些民族之間除族群淵源關係與語言係屬關係之外的“文化親緣關係”。

　　其次，如果把西南文化放到一個寬泛的範圍中來看的話，西南文化是處於多種文化的交匯疊合的邊緣地帶。從歷史上的政治格局上，西南兩千多年都位居於中原王朝統治的邊緣地帶；從自然地理看，西南山險水急，大小壩子相互隔絕，往來交通困難不便，使西南交錯而居的各民族産生了一種相互認同的邊緣文化心態；如果從文化區的理論看，西南文化處於漢文化、印度文化和東南亞文化交匯的邊緣，即西南文化，首先是處在中原漢文化的西南邊緣；其次是處於印藏文化的東南邊緣；再者即是處在東南亞小乘佛教文化的北部邊緣。這種邊緣性使西南文化既具封閉性，又具開放性。我們都知道一個“夜郎自大”的典故，其實，最初問漢朝使者“孰與我大”的還是古代的“滇王”（《史記西南夷列傳》），從此我們便能體會到西南歷史上的封閉與閉塞。其文化的封閉性或許從各民族的族源神話及文化發明神話中對多民族同源共出的認同，各民族口頭文學的相互影響和彼此交流中可以找到印證；與此同時，西南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處於邊緣地帶的客觀現實又使具有相對的開放性，其文化的開放性也可以從彝族畢摩文化中的儒、釋、道的局部滲透、納西族東巴文化中的藏族苯教、藏傳佛教和中原道教的影響，傣族貝葉文化與印度文化的交流，以及諸多民族文化中的漢文化滲透中窺見一斑。而正是這種邊緣文化的封閉性與開放性結構，各民族之間在文化上的相互交融和族際間的文化溝通是極為自然的，正如西雙版納的彝族支系也跟傣族一道過潑水節一樣，也就是説，西南作為一個特定的文化空間，促成了火把節在各民族地區廣泛流傳和發展的地域性民俗文化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