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辦火把節與民間火把節——在“象徵”與“現實”之間

央視國際 2003年07月22日 16:50

　　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下，文化間的相互交流和傳播也伴隨著大量的互動和轉移，民族民間節日作為民俗文化的載體也在發生著迅速的變化。就火把節而言，自1994年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舉辦首屆國際火把節開始，這一傳統的民間節日民俗就在當代文化變遷中正迅速地都市化、商業化。有學者將火把節分為原生態、半原生態和“官辦”火把節，名稱相同，但意義已經改變。事實上，許多民族節日，如“三月街”、“那達慕”等也有類似的現象。對於這一現象的評判，社會各界眾説紛紜，頗有爭議。現在正值西南少數民族的重大節日火把節舉行，借此契機，我們採訪了幾位專家和彝族同胞，聽聽他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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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莫曲布嫫

　　（彝族，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南方民族文學研究室副主任）

　　在生産、社交、娛樂、祭祀、喜慶豐收、紀念人物和歷史事件等方面，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傳統節日，其中白族的“繞三靈”、“三月街”，布依族、仡佬族、水族的“三月三”、“六月六”，彝族的“插花節”、“密枝節”、“賽裝節”、“跳公節”，羌族的“羌年”、哈尼族的 “十月年”，阿昌族的“會街”，傈僳族的“盍什節”（新年拉歌節）、“刀竿節”，景頗族的“目瑙縱歌節”、“新米節”，獨龍族的“卡雀哇”（祭祀節）等等，在各民族的鄉土社會都不同程度地依循著自己的傳統節俗來過節，這可能就是所謂的“原生態”。

　　而“半原生態”或“官辦”火把節，我的理解是民族民間節日的都市化趨勢，包括各大城市興建的民俗文化村裏的火把節。

　　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下，包括節日在內的民俗文化事象正發生種種錯綜複雜的變化，文化間的相互交流和傳播也伴隨著大量的互動和轉移，如雲南的潑水節、內蒙的那達慕、四川的火把節、廣西的賽歌會等，都已經從民族性的節慶變成了區域性的節慶，也就是説，各民族的節日民俗在當代文化變遷中正迅速地都市化、城市化；與此同時，這些節日文化也在種種非本土化或去本土化的民俗衍變過程中，不同程度地“異化”了，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比如散居於北京的蒙古族從1981年開始舉行“北京市蒙古族那達慕大會”，延續至今。人類學者納日碧力戈對這種草原、賽馬等傳統文化要素均“缺席”的那達慕大會評述如下：“北京的那達慕充滿了象徵，牧區的那達慕充滿了現實。”那麼這種“象徵”與“現實”之間肯定存在著相當大的距離，如何看待這類文化現象呢？

　　在某種意義上説，這一過程給各民族傳統的節日文化注入了新的內容與時代精神，增進了不同語言傳統間及不同文化間的溝通與理解，但對傳統節日民俗的傳承也形成了衝擊，甚至破壞了節日民俗中的優秀成分。許多學者對此表示出的文化憂患，寸心可鑒。有學者也鄭重指出：“涼山火把節的場地已經從山林田野轉移到西昌市區，主要節目為經貿洽談、選美比賽、特邀歌星的歌舞音樂會及城區火把流行等，本該為此活動主體的本土民眾反而成為本民族文化活動的旁觀者。活動本身所具有的傳統文化色彩日趨淡薄，各類現代意識填充其中，意義破碎。火把節正逐步成為外於民族原生文化的“本土文化”。進而，當其精英們推出的某種民族文化活動時，其原生性內容甚至被抽空，該文化活動僅成為與該民族發生聯想的仲介。”（陳煦、郭虹）

　　我妹妹烏薩嫫是一位新聞工作者，她對涼山州組織的火把節“選美”及媒體導向就提出了如下的批評：在2002年8月10日的《涼山日報》週末版，就使用了“美姑：圖謀美女霸業”的標題吸引讀者，但裏面的內容卻容易産生誤導，什麼‘打造美女品牌’，什麼‘組建美女隊伍’，還引用農村一婦女的話，‘把自己的女兒培養成美女，送去選美’；的確，前幾屆選中的美女有的進了政府的辦公室，有的進了縣上的宣傳隊，美女們都解決了工作，給農村的人們留下這樣的印象：當了美女就有了‘鐵飯碗’。美姑是個國家貧困縣，最大的貧困就是當地群眾文化知識的缺乏，大家都知道‘扶貧先扶智’，民族素質的提高主要一個體現在母親素質的提高。‘美女’固然是少數，大多的基層婦女是不能通過容貌來致富，而是要靠科學文化知識、靠勤勞的雙手創造幸福的明天；而媒體在美女帶來的效益上大做文章，必定帶來負面效應。再以涼山選美報道為例，涼山傳統的選美帶有豐富的彝文化底蘊，美女除了外在的美麗更強調內心的美好，彝族的選美都是由名望很高的老人來評判，而組織者和媒體的報道強調的是形體美、容貌美，異化了少數民族女性的審美觀。

　　諸如此類的錯誤導向我們應該保持一種警醒的態度。

　　文化變遷涉及到文化交流、文化整合、文化衝突等諸多因素，而文化的交流與傳播是文化變遷最普遍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民族民間節日的都市化趨向是當代民俗學工作者不能回避的一個問題：

　　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鄉村都進入都市化的進程，尤其是東部地區，因此有了“都市民俗學”的提出。“民間文學”的範圍是不是也應該隨之擴大，還是重新做出界定，也成為現代民俗學研究的新走向。日本都市民俗學是在高度經濟增長的影響下，60年代的農村生活發生急劇變化，導致民俗消失的危機時刻出現的。福田亞細男教授在師大的民俗學系列講座中指出：其發展主要有三個階段：①城市高樓小區裏發現農村的民俗仍然存在，研究其變化情況。但這能搞清日本人的民族性或歷史嗎？②在有歷史的城市裏找到了城市獨有的民俗。但這有普遍性嗎？③80年代新的現代城市裏也産生著新的民俗。如：信仰、祭祀活動的個人化，新興宗教的流行。但這些在農村也有嗎？這又是90年代的新動向。90年代的日本出現了“現代民俗學”，也是宮田登提出的。它的前提是：雖然現在日本幾乎沒有了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很大的區別，但仍然産生著新的民俗。因此重點應放在“民俗的生成”（過程的研究），而不在“作為‘過去的蓄積’的歷史”研究。因為“過去”和“現在”已經不是連接的東西。如“學校的鬼怪故事”研究，即現代小學生中産生而流行的鬼怪故事，這説明現代小學生也有“民俗”；幾年前北師大也有研究高校鬼故事的碩士論文出現。日本可能是受到了美國民俗學的影響，現代民俗學的研究對象只在新産生的口承民俗上，如都市傳説等。90年代的另外一個立場是利用相對於傳統民俗學的方法來進行有現代性問題的研究，如環境民俗學。它研究人對自然環境的認識，利用或是怎樣與它相處共生過來的（以上文字據高木立子的講座整理稿）。

　　實際上，這種“都市化”情形在歷史上已經發生過。宋元以降，講史和話本的創作者和接受者大都屬於中層文化的大眾：其創作群體大多是瓦市、瓦舍或書肆的説話人，其中有民間藝人，也有書會才人、書生等社會底層的知識分子；欣賞者則是在市井裏生活的普通民眾。最重要的是這裡傳播─接受活動有其特定的“文學市場”，附著了強烈的“商業操作”色彩，創作者與接受者之間靠一種新型的文化消費活動而聯絡起來；同時，由於識文斷字群體融入到這一以供求關係為主導的文學生産過程中，口承創作活動也與書寫文化發生了更多的聯絡，這些都與“下層文化”中的口傳文學活動有著極大的不同。更由於與“經濟”挂鉤，娛樂性是最重要的，其創作者也有突出的職業化傾向。

　　人類學家愛德華薩皮爾強調：“每一種文化形式和每一社會行為的表現，都或明晰或含糊地涉及傳播。”這説明了文化傳播的可能性、普遍性以及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任何文化只有在與其他文化的交流合作中才能夠真正保持發展的活力。對於任何一種文化來説，一個緊迫的問題就是怎樣實現自己的轉型，使自己的傳統能夠延續和創新，這種轉型的成功與否也就決定了某種文化的命運。文化傳播如水銀漫地、無孔不入，並通過各種媒體從形式到內容逐漸滲透，改變著文化主體並建構一種新的社會文化結構、文化風格和文化模式。當前都市化的民族民間節日是否也可以作為一種特定的文化變遷現象來加以重視或引導呢？有學者已經提出“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應該置換為“經濟搭臺、文化唱戲”，也就是説應將文化放到第一位來考慮。但問題本身是遠非“置換位置”所能解答的。

　　總之，對這個問題的思考不能太過簡單化。我們應該承認進入城市的民間節日文化在文化趨同大勢中，多多少少都産生了“文化的變遷”，並具有較強的生存能力，更有可能成為鄉土民族文化走向未來的一種發展趨勢，所以，必須對此予以充分的關注和研究，不能簡單地以得失、利弊來論其成敗。

　　蕭放（北京師範大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民俗研究室主任）

　　火把節是一個重要的民族節日，它在傳統的民族生活中有著實際的服務意義，它傳承民族歷史，凝聚民族情感，傳播民族文化，是日常生活的“非常”盛會。

　　在社會文化急劇變化的今天，火把節又出現了諸多新的文化功能，人們對她的商貿交流、旅遊開發的經濟價值給予了較多的關注，她的確是吸引外商、遊客的文化資源，傳統節日文化服務於當代民眾生活是一條可行之路，同時民族節日的文化展示，也有助於民族文化保持與傳承，以及民族之間的溝通與理解。

　　當然，在對傳統節日進行現代設計的時候，一定要注意把握民族文化的內在特質，一定要注意符合民族成員的文化趣味與心理需要。經濟的開發是重要的，沒有經濟的支持，社會進步是一句空話。

　　但是文化與經濟有時是不協調的，我們在傳承弘揚民族文化的時候，有時就不能遷就一時的物質利益，民族文化是經歷了複雜長期的歷史發展而形成的，我們應將她視為一筆珍貴的精神文化財富，對她十分的珍惜。民族節日是民族文化的凝聚點，她通過時間的週期復現，不斷地喚起人們的民族文化情感，實現了其他文化形式難以實現的文化傳承與文化強化作用。

　　在對這些傳統節日的開發利用上，應該有對民族文化的敬畏意識，不要隨便對她進行改造，尤其應該對開發性的破壞，保持必要的警覺。

　　民族文化在與世界文化接軌的同時，如何有效地保存自己的節日文化傳統，並利用這些傳統節日與新興節日為民族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提供有效的時機與條件，是我們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

　　龐建超（彝族，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會理縣人）

　　一方面，官辦的火把節有利於這一節日習俗的傳承。現在少數民族地區受漢族文化的影響和衝擊還是比較嚴重的，雜居地區的彝族過火把節就很簡單，比如我家鄉那裏就是這樣。若是沒有這種官辦的火把節，恐怕這種節日習俗不會得到這樣的關注，也許慢慢就消失了。但另一方面，官辦的火把節為了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又改造了民間傳統，在這個過程中，或許火把節原來的意義就喪失了。

　　馬國偉（彝族，雲南大理巍山縣人）

　　我的家鄉在雲南大理巍山縣彝族、回族自治縣——南詔國的發源地。我們這裡的彝族過火把節是在農曆的六月二十五日。這天具體的活動就是玩玩火把，吃吃飯。玩火把的基本都是小孩子，火把是用松樹枝做的，把松香薩在火把上，點燃，到田間地頭轉，祈求風調雨順，祈求豐收。在城裏面的漢族過火把節比我們隆重，他們提前一兩個月就要準備整棵的小松樹，晾幹，做成火把桿，火把節那天放在廣場的中心點燃。前兩年火把節都是民間自發的，現在政府參與得越來越多。這裡面存在著現代化與傳統文化的衝突。隨著旅遊業的發展，傳統的東西丟失了，民間的參與性就弱了。比如説涼山州的火把節基本就在西昌舉行，鄉下的也是在縣城舉行。我去年去過涼山州的火把節，明顯感覺到政府參與的活動規模和勢力遠遠大於民間的活動。那是一個縣裏辦的火把節，開幕式上，各級領導都要講話，佔去了很多時間。但另一方面，從現實來講，政府參與組織火把節還是一件好事，因為可以讓一個民族發展，面向全國、面向世界，通過火把節可以讓世界更了解彝族。

　　楊志偉（彝族，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美姑縣人）

　　我們家鄉美姑縣是不過火把節的，選美是後來涼山州辦“國際火把節”後才參加的。我支持政府參與組織火把節，因為這是一種商機，一方面可以向外界展示涼山的文化、涼山的形象，另一方面也有經濟收入，促進地方經濟貿易發展。另外，政府舉辦大型的火把節活動，也豐富了我們的文化生活。比如，原來美姑縣不過火把節，但現在因為州裏面統一過，所以，我們縣裏面也要參加一些活動，生活豐富了，大家都很高興。雖然由於政府的參與使火把節某些活動的形式發生了變化，但參加的人的精神面貌還是很好的，並沒有因為政府的主導和規範而消減熱情。在這些“官辦”的活動中，有自發的參與，並不是完全強制性的，雖然政府也要派給每個縣任務。

　　張正江（彝族，雲南曲靖地區宣威市人）

　　我家所在的地方是一個彝族村，周圍都是漢族，屬於彝族相對聚居的地區。因為這裡受到漢族文化影響很大，彝族傳統保存得不像涼山州那邊那麼好，所以，過火把節的儀式很簡單，中午吃完飯就開始殺羊慶祝，下午到山上去跳舞唱歌。我們跳的舞並不是純粹的“達體”舞，是綜合了四川、貴州地區的彝族舞蹈。還曾專門派人到這兩個省去學習，回來教村裏的人。我們那裏火把節沒有點火把的活動。我認為由政府組織火把節總的來説是挺好的，這麼一組織，就有規範了。政府組織火把節吸引周圍的人來，這樣民族間就加強了聯絡和溝通，團結了民族關係，宣傳了民族文化，在某種程度上也刺激了經濟的發展。但是我們很反感單純為了經濟目的而販賣民族文化的行為。

　　李東艦（彝族，貴州六盤水市人）

　　我的家鄉是漢、苗、彝雜居的地區。家鄉那裏是過火把節的，但是我自己因為總在上學，上學的地方距離舉行火把節的地方要有一天的路程，所以，並沒有參加過火把節。對於政府參與火把節的舉辦我認為有利也有弊，利的方面是可以宣傳民族文化，帶動經濟發展。弊的方面是原有的既定的地方和傳統由於政府的干預而發生了改變。比如，政府規定必須在某些地方舉行火把節而不讓隨便舉行。我覺得在這利弊之間，還是利大，因為至少可以保存民族的傳統。這其中必然會有商業行為存在，政府這樣做的實質其實是將民族的精神傳統外化為物質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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