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論界近20年的“追新逐後”中，文藝理論和文化理論問題已經變得相當棘手了。在前沿學術問題上的糾纏，使我們面對的不是一個個現成答案，而是很多困惑。這些困惑往往和真正的問題相牽連，儘管我們不可能完全解決困惑，但是卻可以在更高層面上洞悉困惑的內在肌理。 

一　從追新逐後到尋求差異 

    西方是中國文化和文論的一個“他者鏡像”，只有在這個鏡像當中，我們才能知道自己走到哪一步，推進到哪一步，學術增長到哪一步，而哪些是當代中國文論研究的空白。當代文論發展的新趨勢，説明了中國一個世紀以來不斷的“追新逐後”的持續理論熱情，這種理論熱情持續了很長的時間，尤其是以二十世紀後半葉為重；對這種學術史的清理，在當代成為新的學術思想生長點的關鍵。 

    當代中國文學理論問題首先在於：各種文藝理論思想幾乎共時態的涌入，中國的接受語境的複雜化。一般認為，文藝理論包括作家、作品、讀者和社會文化四個要素：作家論如傳記批評、精神分析、原型批評等；作品論如俄國形式主義、新批評、結構主義等；讀者論如解釋學、接受美學、讀者反應批評等；社會文化分析新趨勢，如西馬、女權、解構主義，都不能説太新了，像後現代主義作為一思潮，已是明日黃花。而後殖民主義已把後現代主義關於差異性的理論和話語權力理論，應用到國別之間的國際關係文化權力模式研究中，做出了新意。當前，文化研究被認為是比較新的，其實它也僅僅是跨文化、跨學科的互動研究。再有就是少數話語，其實也與我們第三世界文學、第三世界身份緊密相關。這些內容都可以很快找到最新資料，並且同中國的具體現實結合起來。這裡，我想提出這樣一些問題：最近二十年來西方這些新理論一下子涌入中國，中國知識界接受了什麼，已經消化了什麼？什麼樣的東西與我們的肌體産生了一種共振、共鳴，生成了一種新的東西？哪些東西被我們清除了、排斥了、拒絕了？　 

    事實上，西方文化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方法論平臺，這個平臺足以使我們在分析文本時感到自己方法的落後、思想的僵化和行文話語的邊緣化，但是否我們抓住了這些最新話語就可以走向中心，就不再僵化，就可以表現得十分靈動呢？我認為，完全追新可能是一個本體論的誤區，它將使我們永遠追不上西方，使我們在新世紀還要重復二十世紀的一系列錯誤。所以，我們的文藝理論不可能完全從西方借鑒，但是不可能不對西方加以觀照。在我看來，只能把西方理論作為一種方法論參照，要在本體論上發掘我們的本土資源。畢竟面前的現實是，我們的文化方法研究與西方基本同步，像世紀初的俄國形式主義在七八十年代進入中國時還顯得很新，但今天女權主義、文化研究在國外剛剛出現一、二年，我們這裡已經廣泛應用了。既然是基本同步，追新就變得毫無意義，這時學術競爭不以量勝，不以萬花筒的不斷轉動取勝，相反，是一種本質力量的學術較量。我們必須走出趕超心理，深層次地總結自身經驗並尋求差異。這種差異性的東西有可能成為我們新世紀經過拿來主義走向輸出主義的主角。我想強調的是，新世紀中國文學理論應該走出拿來主義模式，走向輸出主義。

 二　從文化拿來走向文化輸出 

    但是，我們在強調文化輸出的時候，首先得弄清楚應如何輸出？中國文論有沒有這種文化權力機制，它是否處在話語的邊緣，因而文化輸出只是一種妄想？在我看來，當代中國問題已經在西方引起關注。二十年前從事漢學研究的西方人及日本人、韓國人大抵只研究中國19世紀以前的文化，因為他們認為二十世紀的中國一無所看，一無所得，是一片空白，甚至著《中國文學理論》的劉若愚也認為：二十世紀文學理論不能稱為“中國”文學理論。這種看法在20世紀末已經極大的改變，日本近兩屆全國性漢學大會，已經將當代中國問題尤其是文化轉型問題看成重中之重。 
    這告訴我們，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中國將在21世紀前一、二十年成為西方關注的一個重要方面，尤其是在文化上。這使得我們自己關注中國文化問題將産生一個新的動向，即尋求國際性審美共識框架，裝入我們中國本土獨特的審美意識、審美趣味。中國的東西如果不與國際性統一的審美共識挂鉤，中國的東西如果仍是極端本土的，當然不具有普遍性意義。尋找審美共識就是要尋找一種共識性的審美形式，這種審美形式負載著中華民族的的審美內涵。 
    我不贊成一味地對中國傳統加以質疑，這只是在後人不太能幹時，面對祖父的財産發出的悵嘆。我們應當自我反省而不應自嘲自虐。當傳統在歷史的歲月中已經成為經典時，我們當前遭遇到的是決裂與選擇的雙重困惑。我們決裂了什麼，是決裂祖先嗎？我們選擇了什麼，是選擇西方嗎？這是一個忽略不得的問題。 

三　從文學理論泛化到文化理論

    文論界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關於海外漢學家處身性策略左右國內知識界的動向。國外漢學家有可能受到西方某些權力的壓制，甚至一些具體細微的生存環境的不順心，都可能導致其形而上的情緒化反撥。而這種情緒傳到國內就可能被人們誤以為某種新趨勢出現了。同時，西方漢學家對中國的解讀往往充滿誤讀或誤導。 
    其實，理論的播撒不是單方面的，不是中心向邊緣的播撒，理論旅行也不是單方面的，即便是一個聲波傳過來也還會有回聲。我們第三世界理論也要向中心播撒，因為理論旅行是互動的，關鍵在於創新。我們在新世紀必得思考這樣一個關鍵性問題：當文化研究達到一個很高水平時，文學理論是否會消失？在我看來，在前現代時期，理論不太重要－－它是對經驗的總結，經驗高於理論；在現代時期，理論與經驗並置互動；在後現代時代，理論會在相當程度上超前，即海德格爾所説的先行建構、先行見到。 

    那麼，文學理論是否會消失呢？我看文學理論不會消失但會逐漸泛化。從前我們借助哲學、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等方法來進行文學研究，今天的文化研究恰好反過來，是文學研究的方法慢慢進入到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甚至政治學、國際關係學的研究中去。從前是文學接受嚴謹科學的饋贈，這次文學則慢慢地把自己獨特的理解和溝通方法，逐漸擴展到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當中去。一句話，從關注小本文，即詞語、人物、情節、喻意等，轉向大本文，即階級、性別、文化、社會、話語及權力運作等層面。這些分析原先可能是社會學、政治學的，現在文學也要從事這方面的分析。因為文學的對象、文學接受者、文學傳播機制（如網絡文學）、文學的價值功能都在發生變化，文學不再僅僅具有審美欣賞的功能，而具有了一種大文化功能。 

    應該説，中國文學理論在新世紀有可能通過方法的不斷催新，進而達到一種本體論意義上的創新，在國內語境中，從文學理論走向文化研究，在國際語境中從文化拿來走向文化輸出，從而使新世紀中國文論建設從話語盲視走向精神自覺。 

（原載《文學自由談》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