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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社會階層變遷與電視傳播價值取向 |
作者：俞虹2003-12-8 18: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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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介價值取向變化的雙向互動意義
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的變遷與大眾傳媒之間的關係是雙向互動的。首先，作為黨和人民喉舌的媒體，必須義不容辭地承擔起激勵社會變革、傳播先進文化、鼓舞億萬民心的歷史使命；再者，面對蓬勃發展變化的現實，媒介的責任、媒介的權利和媒介的利益，都不允許媒介視而不見、墨守成規，他們必須時刻保持著對社會風雲變幻敏銳的洞察力、積極的應對力、卓越的傳播力，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抓住受眾的眼球，不丟失已有的市場份額，甚至獲取更多。大眾傳媒一方面受制于一定的政治體制與社會環境，受其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另一方對所處的政治經濟社會有能動的影響作用。就我國目前來看，這種互動作用是積極的、正面的。社會的變革發展、階層結構的變遷活躍、豐富了大眾傳媒；大眾傳媒的進步、繁榮與發展也積極地反作用於社會，為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推波助瀾。
社會階層變遷既有其積極的一面，又不可否認存在著負面的因素。貧富差距的迅速拉大，必然會造成社會心理的失衡。一方面，一些人迅速發展、膨脹起來，進入社會的中間甚至精英階層；另一方面，一些人下崗、失業面臨生存危機。大跨度的階層差異，是社會安定團結的不和諧音符。如何調和矛盾，平衡落差，除了政府職能部門的政策調節，完善社會管理保障體系外，媒體在這當中能夠承載著很獨特而積極的作用。事實上在當今社會大眾傳媒已經成為現代觀念形成的重要來源，電視是營造適合現代觀念産生的重要環境和土壤。它可以“促進個人創造性的發揮、政治覺悟的提高、科學知識的積累、成功動機的激發，還可以優化群體智識，增強社會合力、促進國家整體的現代化”。十所以積極提高電視的有效傳播效果，充分發揮、利用電視傳媒的強大影響力，推動國家的現代化發展是電視人的責任與義務。
中央電視臺經濟部2000年7月推出的60分鐘談話節目《對話》，是央視目前播出時間最長的嚴肅節目，也是被業界內外公認的面向精英群體的名牌節目。它既是我國當前社會發展的産物，也是傳播創新理念、引領社會進步的號手。從其開播的第一天起就將目標收視群體鎖定為：關注經濟改革動態並具有決策能力的社會精英人士。走入《對話》演播室的目標嘉賓是：制定國家重大經濟政策的高層官員和政府人士；最新出現的經濟熱點中的新聞人物和新興産業的代表人物；經濟界成功人士，包括國內外事業有成和創造了財富的企業家、投資者；了解國內外相關經濟環境及其發展趨勢、具有理論前瞻性並對政府決策提供理論依據的經濟學家；對話事件中的當事人、目擊者或見證人。⑾而內存于其中的實質是：欄目的製作人始終追求的創新理念、前沿思考，以開放的視野，開放的思維，開放的心態去關注“那些在全球經濟浪潮裹挾之下，在前沿陣地興衰沉浮、焦慮惶恐、創新求異的中國人，即使我們所選取的對像是國外巨子，《對話》的出發點也永遠是那些浴血奮鬥著的中國人。”(製片人王利芬語)⑿因此，《對話》雖然陽春白雪，但是它擁有固定的收視群，人們在這個節目中獲得的不僅僅是先進文化、創新理念、前衛思考、精英魅力，更有一種民族的激勵鼓動在心。由於這個收視群體擁有明顯的資源擁有優勢，所以這類節目産生的潛在影響和可能延展的釋放力不容低估，它勢必對社會進步起到積極助推作用。
繼《對話》開播不久，2000年底央視推出了《藝術人生》。這又是一檔目標嘉賓非同一般的節目，“極力推介具有社會影響力的演藝人士，推介與這個社會息息相關的人士。堅決排斥一些在演藝上沒有絲毫創造力的混個臉熟的所謂明星”。⒀這種選擇本身就表明了一種態度。一方面滿足觀眾關注名人的心理需求；另一方面傳者必須把握對名人選擇的價值判斷，同時更為重要的是如何去做名人，通過節目傳達給觀眾什麼。面對嘉賓，如何做節目，製片人王崢如是説：“我們不再關心浮光掠影的演藝事件，而是著眼于和每一個普通人共同的人生處境。這才是我們欄目核心的核心。”⒁ “當人類回歸到自身真正的處境時，當觀眾和明星共同面對人生的真諦時，面對親情、困境、生命、死亡這些共同的遭遇時，粉飾的外表轟然倒塌，被人生可貴、可愛的人物和情感所深深打動。在這樣的幾十分鐘中，如果我們所期待的那樣‘藝術點亮生命’，探討人生真諦，那這個節目真的功德無量了。”⒂以這樣的理念與追求去做節目，帶給觀眾的無疑是真善美的享受，人生價值取向的啟迪，審美趣味的提升。主創人員努力將明星還原于老百姓，在人生百味尋常生活中去展現其難能可貴不同導常之處，“把每位嘉賓的內心世界挖掘到極致、把節目的每一個環節做到極致、把每一個故事做到極致。”⒃正是這種不媚俗，不浮躁，樸實，真誠，高品位的節目品格，使《藝術人生》獲得了廣泛讚譽，受眾群覆蓋了各個階層，具有良好的社會效益。
不能不提的是《時空連線》。這個欄目不僅在節目形態上佔據優勢，而且在內容選擇與開掘上也獨領高地。關注百姓生活，關懷弱勢群體，節目從選題到製作都透露著濃重的平民意識和人文關懷。這與製片人兼主持人的白岩松所具有的非常的使命感和責任心密切相關。同樣《半邊天》週末版的製片人兼主持人的張越對社會弱勢群體、邊緣人員的敏銳關注，和滲透其中的理性光芒，給予我們的又豈止是同情。
確實，正如胡智鋒教授所説：“90年代以來，中國電視跟隨時代改革的步伐開始了騰飛的探求之路，一種種新的電視觀念不斷改變著中國電視屏幕的形象……中國電視觀念開始向新的層次整合、深化。”⒄這需要我們的電視人做出更為積極主動的努力。面對社會的變遷與進步，承載著傳播重任的媒介人的主體意識的增強尤為重要。電視作為這個時代的強勢媒體，已經成為最具影響力的大眾傳媒，一方面我們生活的時代已經從平民時代向精英時代進步發展過渡，電視也從以平民為第一關注視角的前提下，走向多元視角；另一方面需要認識到的是，後現代是一個被大眾媒體所控制的社會，大眾媒體不但是現實生活合法的一部分，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現實生活的本身。電視圖像與現實景象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儘管有時人的心理防禦機制在其感知信息的過程中會起作用，然而面對極具視聽衝擊力的電視傳媒，潛在影響不容忽視。正確的導向可以深入人心，成為人們的自覺，但錯誤的導向和反面的誘惑也成了社會的和道德的顧慮。因此電視人應在清晰認識時代的前提下，認知自我，明確理念，把握導向，使之成為自覺。
總之，今天的電視傳媒承載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的角色。因此，媒介的價值趨向也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廣、更深地影響著接受者和社會的發展。新世紀中國的社會發展對有序化、科學化、開放化的追求愈顯迫切；社會的民主化進程很大程度依賴於媒介傳播的民主化進程，兩者互為聯絡，互為推動。只有在深刻的認識我們所處的社會變化發展的時代前提下，才能使電視傳播真正的實現其傳播價值效果。
注 釋：
一三四伍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1月，第9、4、248頁。
二閻志民主編：《中國現階段階級階層研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年4月，第25、29頁。
六http://www.sina.com.cn2002年3月12日中國新聞網。
七白岩松：《我們生活在什麼樣的時代——試論主持人的生存背景》，《現代傳播》，1998年第5期。
八《中國電視受眾研究2001概觀》，央視-索福瑞媒介研究，第35、36頁。
九參見胡智鋒：《中國電視觀念論》，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6月，第82頁。
十劉華蓉：《大眾傳媒與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11月，第87、89頁。
⑾⒃參見http://www.cctv.cn
⑿《CCTV對話》，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5月，第1頁。
⒀⒁⒂⒄《藝術人生》第1集，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5月，第358、359、351頁。
作者係浙江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北師大藝術與傳媒學院博士生
【責任編輯：胡智鋒】
責編：詩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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