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書刊]> 電視圖書

主要內容：

　　序

　　田聯韜

　　作為教師，每當看到學生取得新的成就，都會像看到兒女成長一樣有深切的感受。手頭的博士學位論文《論傣族南傳佛教節慶儀式音樂的文化傳統與當代變遷》，讓我看到，經過香港中文大學的三年寒窗，民康在學術造詣方面登上一個新臺階。我作為他大學階段（中央民族學院音樂舞蹈係）的授課教師和碩士學位階段（中央音樂學院音樂研究所）的指導教師，心中的愉悅自不待言。
　　我對民康的了解，從1980年起，至今已有20多年的時間了。當年正是文革之後百廢待興之時，各個少數民族地區都有一些有才能的青年音樂工作者，他們已經積累了比較豐富的音樂創作實踐經驗，但沒有機會接受比較正規的系統的作曲專業教育。而我和中央民族學院的教師們，在多次去各個民族地區采風、招生的過程中，已經比較了解他們的能力和水平，和他們對於專業學習的迫切要求。民康班上的同學來自西藏、新疆、四川、貴州、雲南、甘肅等遙遠的少數民族地區。他們深知系統專業學習的重要性，也深感寶貴的學習機會來之不易，學習勤奮刻苦，同時他們都經過實際工作的鍛鍊，有較強的理解能力，因而在作曲技術理論課程方面打下了比較堅實的基礎。這些民康當年的同學後來在各地都有優秀的表現，創造出不少傑出的藝術成果。我至今還清晰地記得這個班同學們的音容笑貌，和我們共同經歷過的充實而愉快的教學生活。
　　實際上，民康從中央民族學院結束學習生活返回雲南後，即開始了他民族音樂學學術生涯的起步階段。他多次爭取機會深入邊境民族地區，調查、採集民族傳統音樂，一步一步地夯實自己學術研究的基礎。正是由於他紮實的田野工作和比較細緻的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在1986 年報考中央音樂學院碩士研究生時，他提交的有關雲南打洛地區布朗族民間音樂考察的論文，被音樂學系系主任藍玉崧先生認為是當年考生交送的最好的一篇。
　　民康在碩士研究生階段學習十分刻苦，十分主動，而且悟性極高。他像海綿一樣快速地廣泛地吸收主科與其它相關學科的知識，不斷完善自己的知識結構。我察覺到他在短短兩年的碩士研究生階段，知識面大為擴展，認識的深度也有提高，在學術的總體水平方面明顯地取得了質的變化。這不但表現在他的碩士學位論文的內容和水平，更明顯地表現在他隨後寫作的專著《中國民歌與鄉土社會》。
　　在碩士研究生階段和畢業後留校工作期間，民康多次獲得對雲南、西藏少數民族的民間音樂與宗教音樂的采風、考察機會，能夠較長時間地深入雲南邊境傣族村寨和小乘佛教廟宇，考察民間儀式音樂與宗教音樂，並有機會接觸到西藏民間音樂與藏傳佛教音樂，這些經歷使他積累了更加豐富的實際操作經驗和極為寶貴的第一手材料。在這個階段，民康發表過多篇有見地的學術論文。
　　從1999年到2002年，民康考取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攻讀民族音樂學專業博士學位。師從曹本冶、韋慈朋、萊克等教授。這幾位教師中多曾就讀於以民族音樂學學科著名的美國匹茲堡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他們既受到西方民族音樂學的專業系統訓練，有著堅實的學科理論修養，同時又都積累了香港和中國大陸傳統音樂的田野工作經驗和學術成果。民康帶著自己過去所打下的作曲理論和中國傳統音樂理論的專業基礎，和自己多年積累的田野工作經驗，進入一個新的學習環境。當時我已估計到他在這個學習階段將能取得大幅度的學術進展。三年過去，他確實取得了進展，而且他取得的進展和達到的學術水準超過了我的預計。
　　傣族是我國西南地區一個分佈較廣、人口較多、歷史悠久、影響較大的民族。其傳統文化源遠流長，獨具特色。傣族的傳統音樂包括了民間音樂與宗教音樂兩大類。但是對於傣族的傳統音樂，由於政策的偏頗與認識的局限，中國的音樂學界在相當長時間裏，僅僅關注了傣族民間音樂部分的調查和資料收集，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本人和袁炳昌才在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對小乘佛教（或稱南傳佛教，上座部）音樂做了初步的調查、收集工作。但當時文革余波初息，寺院凋零，宗教生活停滯，限于主客觀條件，對宗教音樂的田野工作僅是初步涉獵，未能進行深入的考察，只取得有關誦經音樂和宗教樂器等十分有限的資料，認識也較膚淺。其後數年間，才逐漸明確小乘佛教音樂在南方少數民族傳統音樂中應有的定位。因此，確切地説，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楊民康和衛立才開始對中國傣族的小乘佛教音樂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比較系統的，比較長時期的，真正意義的考察工作。而此後民康發表的多篇關於小乘佛教音樂的研究論文，（包括這部博士學位論文）正是基於他先後對布朗族，德昂族，傣族傳統音樂所做過的比較深入的田野工作。
　　我之所以在此不厭其煩地強調田野工作對楊民康學術發展進程的重要性，正是由於我深感我國老一代的民族音樂學家（包括本人在內）雖然大都有豐富的田野工作經驗，對中國傳統音樂有切身的感受和深厚的感情，並積累了大量第一手資料，也在傳統音樂的考察研究方面取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但由於過去社會政治條件的局限，和相對閉塞的學術環境，中國的民族音樂學界未能及時地、密切地與國際民族音樂學界溝通，進行理論研究及工作經驗、學術成果的交流，因而直接影響到不少中國老一代學者存在著學術視野與理論修養方面的不足。而自20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不少中國的青年音樂學者，充分利用國內外各種學習條件，發揮自己思維敏捷和頭腦清楚的優勢，迅捷地吸收國外民族音樂學的理論方法及有益的經驗，用於中國各民族傳統音樂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具有創新意義的學術成果。但在新的社會條件下，經濟條件的限制與個人對於從事比較艱苦的田野工作的思想準備不夠，使得田野工作的經驗和第一手資料的積累，成為不少中青年民族音樂學學者的薄弱環節。據我所知，目前，能夠在田野工作與理論修養兩方面都達到較高水平的中青年學者，人數仍然有限。這與新時期的社會要求尚有較大差距。因此，對於老一代學者來説，活到老，學到老，應是我們的座右銘；對於中青年學者來説，在理論修養和實際體驗兩方面不斷完善與充實，是永遠不可忽視的問題，也是老一代學者最殷切的期望所在。
　　民康的博士學位論文《論南傳佛教節慶儀式音樂的文化傳統與當代變遷》，是一部全面地、深入地論述雲南省西雙版納與德宏地區傣族南傳佛教節慶儀式及其音樂活動的專著，也是一部值得人們重視的民族音樂學專著。其突出的方面，有三點：
　　第一點，是科學的、週密的、多學科交叉的研究方法。這在緒論中的第二節“學科定位和文化立場”、第三節“研究方法與理論來源”，以及第五章第四節“音樂文化叢分類系統”、第六章“儀式與儀式音樂的結構系統”、第七章“音樂風格與形態分析”、第八章“佛教儀式音樂與社會分層”、第九章“佛教儀式音樂與多元族群文化”、第十章“佛教儀式音樂與跨界民族文化”等等內容，即可清楚地看到作者如何將民族音樂學、文化人類學、社會學、宗教學、符號學、系統論等多種學科、多種理論的觀點、方法，運用於本課題的分析、研究之中，並可看到其思考之週密、材料之豐富與論證之確切。
　　其突出方面的第二點，是考察工作的認真深入，和觀察之細緻入微。這反映作者在本文的第二章、第三章，對安居節、潑水節儀式及其音樂活動所做的考察實錄，以及在各章字裏行間流露出作者對於傣族生活各方面的觀察與理解。例如作者在第九章第四節“二重宗教象徵意義與多民族歷史關係”中，著重探討傣族的佛教信仰與傣族古代的原始信仰之間的關係，即是經過深入觀察分析後所得到的有見地的認識。同時，作者在對異文化的考察研究過程中，對於民族音樂學家十分重視的局內人、局外人不同文化立場及觀察角度的轉換，也有清晰、自如的掌握。從而取得比較客觀、全面的判斷。
　　第三點，是作者對中國少數民族節慶儀式音樂的研究，運用了許多過去國內學術界接觸較少的觀點、方法，例如節日儀式的結構性分類、民間評價與學術評價、儀式音樂的結構系統、儀式音樂的“核心層次”、“外圍層次”等等。我以為這些都是可以提供給大家參考、借鑒的。
　　總之，我認為民康的博士學位論文是一部理論與實踐結合緊密，學術理論層次較深的優秀著作。民康是我國新時期成長起來的青年學者群中的一員，我期望這個學者群，互相勉勵，互相學習，互相支持，將中華民族傳統音樂的研究工作推向前進，取得更豐碩的成果。

　　2003年仲春季節于中央音樂學院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