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車水馬龍的北京海淀成府路，方正大廈，記者就院士增選問題採訪了王選院士。

　　記者注意到王選穿的是白襯衣和布鞋，傳記《王選的世界》裏寫著：“從小學到高中，他穿得最多的是白襯衣和布鞋。他喜歡白襯衣的潔凈和單純，喜歡布鞋的隨意和舒適”，看來，這個習慣王選一直保持到現在。記得曾有人説過，喜歡穿布鞋的人對物質生活要求不高，換句話説是淡泊名利。

　　王選院士認為，院士群體應該業務水平高，道德聲望也高，只有兩者兼備，才能實現國家賦予的任務，才能在社會上産生一定的影響力，進而帶動整個科技界乃至社會的發展。同時他也直言不諱地指出——院士未必總是學術權威。

　　“我有一個絕招對付送禮的”

　　“院士增選中的不正之風，我也感受到了，10多年前就有。”王選院士的開場白直言不諱。“有的候選人為了評院士，對學部每位院士逐個分析，誰會投贊成票，誰會投反對票，一個一個去公關，這種投機取巧的做法經常能得逞，這是可悲的地方。”

　　接著他笑著説：“我有一個絕招對付這些送禮的，候選人和單位領導一起來家裏，送來候選人材料和禮物。我對他們説，'今天我只能收一樣東西，你們看留下哪樣好呢？結果他們只有老老實實把禮物拿走，把材料留下。’”記者好奇地問那禮物一般是什麼東西。“我看都不看，不知道是什麼東西。那是5年前，現在從來不見人。”

　　記者也聽説過一位院士拒絕候選人送禮的真實故事，那位院士對送禮的候選人説，你今天來訪本身就是錯誤的……你來的效果適得其反，我只會給你減分。還有一位院士反映，由候選人組織的會議竟給很高的會議出席費，以致今後這種會議都不能參加了!

　　王選指出，評選中收禮的院士還是極少數，關鍵是人情關係在起作用，如果一位候選人有幾位院士説好話，那選上的可能性就大；如果有一位院士説壞話，哪怕不準確，那選上的可能性就很小。“對於關係親的，我寧肯不説話；如果覺得他該當選就投票。”

　　公關比攻關厲害多了

　　“科技界本來就不是一塊凈土，不是一個真空!現在社會上的不正之風蔓延到了科技界，使得科技界更加……”王選後面的省略意味深長。

　　“放眼整個科技界，不僅是院士增選，還有申請項目，評各種獎項，拉關係、套近乎，送禮、偵察……這使得真正埋頭紮實搞科研的就吃虧，再説也很難抵擋名利的誘惑。”

　　王選説自己以前奮鬥多年，腦子裏從沒有想過當院士。丁肇中説過，“為了拿諾貝爾獎而工作，那是非常危險的!”

　　記者近日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採訪時無意中看到，幾乎所有辦公室的門上都貼著這樣一張A4紙：“訪客請注意，為保證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評審工作的公正性，即日起到9月30日止，恕不接待任何與申請相關的來訪。”據了解，所謂的來訪就是“公關”，這從側面反映出我國科技界的“公關”風之盛行。

　　有些沒選上院士的科學家也做出過重大貢獻

　　“本來尊重知識分子、尊重知識價值，這是對的。但是社會把院士抬得太高，這是一個極大的誤解——評上院士，就好像鯉魚跳龍門，身價頓漲百倍，住房、工資、經費申請、講課費、出場費等待遇都大為改變，與非院士差別很大。”

　　王選認為有些沒評上院士的科學家與當選院士的科學家並沒有鴻溝，“我看到很多非院士的科學家做出很大的貢獻，但不可能都評上院士”。

　　“今年我68歲，完全是靠虛名過日子”

　　王選拿自己的經歷來説明問題，“錯誤地把院士看成是當前領域的學術權威，我經常説時態搞錯了，沒分清楚過去式、現在式和將來式。我38歲的時候，在電腦照排領域的研究在國內處在最前沿，在國際上也可以稱得上十分前沿，創造了我人生的第二個高峰，但是是無名小卒，説話沒有分量；1995年我58歲的時候，當選中國兩院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獲得兩次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一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科學獎，雖然沒有脫離業務，但1993年我就離開了具體設計第一線，所以我的巔峰已經過去，我當時就覺得已經不是這個領域的權威了；今年我68歲，3年前得了國家最高科技獎，但離學科前沿更遠了，現在靠虛名過日子!”

　　記者插話道：“您説得太謙虛了!”王選擺擺手，語氣加速，“是這樣的，我説的是大實話!”

　　他拿出中國科學院學部9月11日發的《關於2005年院士增選工作中反對不正之風、重申選舉紀律、保證選舉質量的通知》，文件空白處寫滿了數字，顯然王選對採訪有準備，而且不乏科學家的嚴謹。“有這樣一個統計，很有意思，很能説明問題——

　　“國外對1249個傑出的國際科學家和1928個國際上最重大的科研成果做了一番詳細的調查和分析，發現科學家最具活力的年齡段是25歲到45歲，創造巔峰的年齡是37歲。

　　“但中國科學院662位院士，小于60歲的只有56人，佔8.5%；中國工程院654位院士，小于60歲的只有39人，佔6%。這説明大多數院士已經不在創造的高峰期。我個人的理解，院士這個榮譽，是對這個人過去學術貢獻的高度肯定，是終身的。當然年輕院士不一樣，他們正處於創造的高峰期。還有一批年齡比較大的院士仍在科研一線，還在不斷地創造，這跟他們研究的領域有關。但在飛速發展的計算機信息領域，找一個70歲的權威，很難!也許有個別人可以，但按照普遍規律來講不太可能。有些學科，院士是有經驗的，在指導年輕人如何奮鬥上可以發揮不少作用，但不是當前該領域的學術權威，否則就是天大的誤解!”末了他還補充一句，“這句話可能有的院士不愛聽!”

　　大部分院士年齡較大，按照生理規律，已經過了創造的高峰期，邱成桐等不少科技界人士也曾提出過與王選類似的觀點。黃昆先生的學生鄭厚植院士等曾回憶説，黃昆到了晚年，為自己沒有更多學術貢獻而痛苦，但是又不得不承認並遵守自然規律。

　　王選説，記得周光召曾經説過，希望院士多培養年輕人、參加諮詢和熱心科普，自己也很贊成這個看法。

　　院士不是萬能博士，説話要慎重

　　正因為院士不都是當前該領域的學術權威，不是萬能博士，所以最好不要什麼鑒定會都參加，什麼話都説。

　　“現在很多鑒定會一定要請院士參加，因為院士説話一言九鼎，我已經十幾年不參加鑒定會了!我很清楚，我會是很受歡迎的鑒定委員，名聲大，説話有分量；又很不懂，不會挑出毛病。我一輩子牢記傑出的物理學家、原英國皇家學會主席、1904年諾貝爾獎獲得者瑞利的話，他説，他60歲以後不對任何新思想發表意見，他認為60歲以後思想不活躍，而且跟他年輕時曾經受過壓制也有關係。”王選還舉例，一位現已年近耄耋的院士前幾年在報上發表言論説，“我國不用建信息高速公路，中國沒有這麼多信息，浪費!”而這位院士的專業與信息領域差了十萬八千里，完全不搭界。王選坦率地指出，院士對自己不懂的領域講話要慎重，不能隨便表態!

　　早在1995年，中國科學院就發出了《關於重視維護中國科學院院士和學部聲譽幾點意見的通知》，規定不能借用院士（集體）和學部的名義評審肯定或變相支持科技成果，鑒定推薦或變相推銷其科技産品，甚至以院士名義做廣告，不能做有損於院士和學部聲譽的事情。

　　“有的人為了當院士，霸道地把別人的功勞歸自己。比如項目評國家獎，只做了一些組織工作、公關工作，或基本上沒做什麼工作，只參加過一兩次方案討論，卻要排在第一；有的在文章或著作中，既沒寫一個字，也沒提出過什麼思想，卻要署名，甚至署在第一名。其他人為了提職稱或學位，或為了有立足之地，不得不順從。這樣的人當了院士就更霸道了。”

　　王選十幾年不參加産品鑒定會，同樣，黃昆到了晚年比以前更加嚴謹，回絕了很多學術會議的邀請。據鄭厚植院士介紹，“黃昆是1955年的學部委員，是權威，但卻回絕了很多學術會議和産品鑒定會的邀請，包括半導體方面的。黃昆認為現在學科發展這麼快，去了以後，你説和不説都不好。不説，你架子大；説了，又怕説錯話，所以就乾脆一概不去。

　　增選院士的數量和質量有聯絡

　　對於院士增選制度，王選認為還是要嚴厲打擊院士候選人投機取巧的做法，一旦發現立即取消資格，幾年之內不能參評。一旦發現院士有學術道德問題，應立即警告；當上院士很難除名，只有警告。“我覺得公示這一招很厲害，是一個得力措施。”

　　《中國科學院院士增選工作實施細則》第二章第六條規定，院士工作局將有效候選人名單通告全體院士，並在學部網頁和有關媒體上公佈；同時，通知歸口初選部門或有效候選人所在單位，在有效候選人所在單位公示其相關材料（候選人在5年內調動工作單位的，同時在調出單位公示）。公示時間為1個月。

　　王選説，“我也推薦過候選人，他們都是專心搞學問的，很努力，也有一些成績，但評的時候跟別的候選人一比較，發現不如別人，我還是投了他的反對票。”記者問，“你推薦他是礙于情面嗎？”“多少有一點，不過我還是要實事求是，對國家負責!”

　　王選還認為增選院士的數量和質量有聯絡，現在每次增選的數量不超過60人，實際上中國科技的進步並沒有那麼迅速，類似于中國大學的擴招。據了解，近些年很多院士和專家對此也有相同看法，他們呼籲根據時代和科技發展的狀況，適當減少增選院士的數量。王選建議説，“兩年增選一次，院士們太累，而且也沒什麼變化。三年評一次更好一些，名額也可以適當減少”。

　　他還認為對院士增選中的不正之風，如果可能曝光、公開的話，會更好一些。9月16日出版的美國《科學》雜誌載文介紹，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8月公佈了3位因不端科學行為而受到處罰的科學家的姓名。鄒承魯院士説，這是一個扭轉不端科學行為在中國流行的良好開始。王選認為中國離公佈院士的學術不端行為還有一段距離。

　　社會和院士要用平和的心態對待榮譽，學術界要人人平等

　　美國的院士或者諾貝爾獎得主只是一種榮譽，其獲得者從沒有絕對權威、一言九鼎。

　　錢學森在美國留學時，在美國航空學會的一次年會上，剛講完自己的論文，就有一位長者提出意見，錢學森便説明自己的不同觀點，激烈爭論起來。事後他的導師馮卡門告訴錢學森，與之爭論的人是大權威馮米賽斯，並説你的意見是對的，我支持你。

　　王選告訴記者，1986年李遠哲獲諾貝爾獎之後，同樣得到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特殊待遇。這個特殊待遇是什麼呢？原來，大學裏停車位一直很緊張，李遠哲獲得諾貝爾獎後，校方就在停車場裏劃出了一個車位，標上“李遠哲先生的優先車位”。要注意，不是“專有車位”而只是“優先車位”。而這是李遠哲獲諾貝爾獎後得到的惟一特殊待遇。

　　王選説要是能像美國一樣，淡化院士，把院士這個榮譽的誘惑降到最低的位置，那情況肯定會好得多。

　　寄語青年科技工作者：誘惑會讓你偏離航向

　　最後，王選寄語青年科技工作者，不要因名利的誘惑而偏離航向。

　　“青年科技工作者正處於創造的高峰期，千萬不要學而優則仕!組織上不要給他們過早地壓上行政的重擔，讓他們當院長、所長、校長。所謂的當官，好像是提拔他們、重用他們，實際上剝奪了他們自由的空間，使他們沒能在創造的高峰期多做點貢獻，這非常糟糕。可以年齡大了再當官，50歲再當，當到60歲。”

　　“同時，有才華的青年科技工作者自己不要把做官當成一種奮鬥目標，甚至也不要把當上院士作為奮鬥目標，如果老想著當院士，就不可能全心全意做好事業。要出大的成績，必須心無旁騖，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熱愛的科學與技術領域!”

責編：戴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