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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內容--
《多管閒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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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業良：首先第一點我不同意管閒事，我對中國人一般理解管閒事，我覺得是計劃經濟時代給人們留下的一種觀念，這個觀念要改。因為一個人的事可以説是私事，但是很多人的事就是大家的事。假如波及到全社會，那就是公共問題。我們有些經濟學者，我們有些其他學者來研究公共問題、研究公共政策，被人們稱作為公共知識分子，就是説你所關心的不光是你的利益，你的安身立命，還要考慮到整個社會的這些現象、這些問題。那麼這三位我覺得從不同程度、不同層次，都反映了他們對社會的一種參與，這種參與是非常可貴的。中國將來靠什麼？除了靠政府以外，還要靠市民社會，市民社會有人翻譯成公民社會，也就是説你只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你就有一定的參與意識，對中國大大小小的事你都有發言權，你可以參與。當然楊先生這樣的，我們感覺到有些悽慘，覺得他一個人身單力薄，有時候是得不償失，但是這種精神是值得大家學習。你不是説要全社會推廣嗎？但至少是有一部分人這樣做，他不能替代。劉先生的工作，他注重的是企業之間的，得有商業利益裏邊的這種關係的。但是他所關注的焦點可能就會忽略到一些弱勢群體的一些微小的事情，而這些微小的事情，或者是楊先生做的這些事情，可能是劉先生他覺得從商業利潤來講，或者從自己的時間配置來講，不合適去做，需要楊先生這樣的人去做。還有一部分人需要馬大姐去做。所以我覺得這個社會分工協作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大家多一點這樣的意識，包括你打賠本的官司，你追求的一種信念，一個原則，不在於要收回多少回報。我覺得這個首先是精神上、道義上來講的話，大家都是非常支持的。但是從操作層面上來説，我是希望怎麼樣，剛才咱們一個律師講的很好，這個事情首先我們大家肯定，楊先生、劉先生、馬大姐都是我們社會中的積極分子，我覺得積極比消極好，有的人講，這事該我倒楣、算了，我去跟他爭幹嗎，爭了我一肚子氣，到最後還沒結果。我覺得由於我們這樣一種消極態度影響了我們的制度建設，中國要想發展成像發達國家那樣，那就需要每個人都往前走一步。我寫過一本書叫《制度是怎麼煉成的》，我覺得制度或者像公共産品不是由政府或者立法機構主動的自發的給你提供，而是需要大家有這種需求，有一些呼籲，所以這些公共産品也好，制度産品也好，要靠我們大家每一個人來參與，就是制度産品是靠大家來，有這樣的需求，有這樣的呼籲，最後才引起政府或者立法機關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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