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學畢業到加入中央電視臺

央視國際 (2001年11月30日 16:03)

　　我與《東方時空》是一次奇遇，也是一種緣分。應該説，沒有《東方時空》，也就沒有我的今天。然而，能夠有機會和《東方時空》結緣，一定程度上講，恐怕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種命運的安排。

　　一九八四年夏天，我即將從蘭州大學外語系畢業。就像每一年的大學應屆畢業生那樣，我和我的同學們處在焦躁的情緒之中，因為那個年頭，分配被認為是決定命運的一件大事。在我們之前，每年的分配都有一個原則，就是“哪來哪去”。如果按照這個原則，我畢業後自然也會被分配到蘭州的某個單位工作。當然，這一點正是我母親所希望的。母親希望我這個小兒子能夠留在她的身邊。為此，她背着我偷偷地找到外語系的領導，説明了家裏的困難，要求他們分配的時候能儘量把我安排在蘭州。繫領導後來果然找我談話，説他們考慮讓我留校，在蘭州大學當教師。

　　正巧，那一年，國家教委在畢業分配上實行了一些改革舉措，其中最重要的是畢業生按照大學四年平均成績擇優分配，成績好的可以優先選擇去向，不再嚴格執行“哪來哪去”的原則。我四年的平均成績在我們畢業班名列前茅。於是，我利用這個有利條件找到了繫領導。我告訴他們，我不願意在學校當老師，我希望能夠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闖一闖。

　　其實我當時的真實想法要比這個複雜一些。我們家素有“書香門第”、“教師之家”的稱呼。從我爺爺開始，我的伯父、我的父親、我的三個叔叔和一個姑姑，甚至連我哥哥和姐姐都是老師。而正是由於這種知識分子的背景，我的家庭在歷次運動中飽經風霜。大學四年，我學到了不少知識，同時，我也漸漸地悟出了一個道理：我們家所經歷的風雨坎坷多少和我們這種知識分子背景和知識分子心態有關。當時在我看來，知識分子心態往往會導致逆來順受，不敢面對社會現實。説白了，就是容易受人欺負。我強烈地希望從我這裡開始能夠改變這種狀況。

　　我的這種論調終於説服了父母親。他們同意我不留校，也同意了我離開蘭州的想法。

　　靠着國家教委的改革措施和我的四年平均成績，我得到了優先挑選單位的待遇。那一年，在北京的分配名額中，有農牧漁業部、全國總工會、中國銀行、廣電部、政法大學、民航總局、《中國日報》和新華社。

　　在眾多的單位名稱中，我的目光停在了“新華社”這三個字上。“就是它”，我對負責分配的老師説。

　　老實説，當時我對新華社是個什麼樣的單位並不了解，我也幾乎沒有系統地學習過新聞理論。當記者是個什麼滋味我只能靠電影裏的描寫和合理的想象。我作出如此的選擇多少是靠了一點直覺。我直覺，當記者肯定會是一個比較刺激的職業。天南地北，獨往獨來，也一定很浪漫。我還直覺到，記者這種職業肯定充滿了變數，總是那麼新鮮，總是那麼無拘無束，一定很自由。這些都比較符合我的性格。

　　上大學期間，我就曾因為如此的“獨往獨來”和“無拘無束”而屢次受到批評，我們班級的政治輔導員也因此給了我一個“雅號”——“自由戰士”。

　　當我指着“新華社”對負責分配的老師説出“就是它”這三個字的時候，我並沒有多麼強烈地意識到，我是在選擇着命運。我更沒有意識到，其實這同時，命運也在為我作出了安排。十四年後的今天，我強烈地感受到，其實那時我已經為自己選擇了一條可能永遠也沒有盡頭的漫漫征途——新聞事業。

　　應該説，在新華社的最初一段時間裏，我的那些關於記者的“直覺”就像一個又一個的泡沫在迅速地消失。

　　在一個月的“入社教育”和近半年在寧夏回族自治區實習之後，我被安排到了新華社國際新聞編輯部中東非洲編輯室。經過了一段因為剛剛參加工作而感到的短暫的興奮之後，隨之而來的卻是我最不習慣的坐班。每天早晨八點上班，打水，拖地，擦桌子（我經常想盡一切辦法逃避這些），然後就是處理稿件，然後就是看報，喝水，聊天，直到下午五點多下班。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我所在的中東非洲編輯室負責處理在中東非洲地區幾十個分社記者的稿件。我們的工作就是將分社記者通過電傳發到北京總社的稿件編輯、潤色、補充後再正式登發（叫做“發稿”），供全國各報紙、電視臺、電臺使用。

　　記得剛開始接觸稿件的時候，我非常地認真，逐字逐句地看，逐字逐句地改。一篇稿件編輯完畢再看，整個一個“大花臉”。由於大量地改動，記者發來的原稿已經面目皆非了。於是，我只好重新再抄一遍。有一天，我發現我們編輯室的一位老編輯在處理稿件時做法很怪。只見他拿到稿件後並不着急在原稿上作大的改動，而是在個別地方作一點修改，然後再拿出一張空白的稿紙，分成幾段在上面寫了起來。寫好以後，他拿出一把剪刀，把記者原稿剪成一條一條的，然後再把那張稿紙剪成一條一條的。這時，他用膠水把這些小紙條重新排列，再粘在一起。最後再填好編輯單，連同這貼剪而成的“稿件”交給了發稿人。

　　原來如此，我説辦公室的膠水用得那麼快呢！從那以後，我也學會了這種“剪貼式”編輯手法。

　　當時國際部有一個特殊的部門，叫做“選報組”。這個組有一個二十四小時不停運轉的“報房”。那裏有許多臺電傳機，分別接受外國四大通訊社（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和合眾國際社）的新聞稿和新華社駐世界各地記者發回北京總社編輯部的稿件。這裡是新華社的一個重要崗位。按照國際部的慣例，每來一批大學畢業生，都要安排他們到這個重要的崗位工作一段時間。我們也不例外。

　　選報組的工作勞動量很大。這不僅體現在每天要分揀的稿件數量上，而且，在這個組實行的是四班倒，分為早班、中班、小夜班和大夜班，二十四小時不間斷。一般來説，除了大夜班以外，其他的班次都有兩個人值班。大夜班則是一個人。六夜班從午夜十二點開始到凌晨六點。這個班次是最辛苦的，因為不像其它單位的大夜班，國際部的大夜班一分鐘也不能睡覺，是名副其實的大夜班。那些噪音分貝極高的電傳機都是同步的，也就是説，四大通訊社和分社記者什麼時候發稿，我們這邊的電傳機就會僻哩啪啦大叫起來。每一條新聞稿件都可能有很強的時效性，必須馬上送到編輯手裏處理。有的時候一個人面對着七八台電傳機手忙腳亂。七天一輪的大夜班下來，身體非常難受。久而久之，生物鐘也發生了變化。晚上睡不着，白天卻總是迷迷糊糊的。到今天，常有朋友同事問我，“你怎麼那麼能熬夜？”我就回答説，這是在新華社練出來的。

　　選報組不僅鍛煉了我的熬夜本領，而且，我就是在那裏，在那些不眠的大夜班裏，真正接觸了新聞，知道了新聞是怎麼回事，五個W是什麼，也體會到了好消息應該怎麼寫。也是從那裏開始，我對新聞産生了濃厚的興趣。從電傳機上撕下來的一條條新聞稿件成了我入門新聞的最好教材，特別是四大通訊社的稿件。他們的稿件讀起來很有意思，所有你想要知道的都會告訴你。有的消息的切入點也很妙。有一天我值大夜班的時候，突然看見一條消息。消息的前面寫着：BULLETIN，BULLETIN，BULLETIN（快訊）。這條消息的導語只有一句話：“葛羅米科死了。”（葛羅米科是前蘇聯當時的領導人）

　　一年後，我從選報組回到了中東非洲編輯室。這時的我已經對新聞産生了濃厚的興趣。我借了許多關於新聞理論和實踐的書籍，如饑似渴地開始學習。我躺在七個人一間的新華社集體宿舍的床上通讀了美國新聞大師李普曼的著作和傳記。我參加了新華社與英國湯姆森基金會在北京合辦的國際新聞培訓班。與此同時，我在編輯室裏業務水平也在迅速地提高。這時候，就像一個士兵一樣，我開始渴望能夠上“前線”，到第一線去當一名記者。

　　新華社國際部實行的是采編合一的制度。國際部的業務人員只有出國去分社或者駐外記者站才能當記者。在國內，我們都是編輯。從一九八四年進入新華社，快五年過去了，眼看著我身邊的同事一個又一個興高采烈地奔赴了“前線”，這其中也包括和我一起到國際部的大學生，而我自己卻遲遲沒有動靜。

　　就在我心急如焚的時候，一個機會來了。一九八八年，新華社在派駐駐外記者的傳統做法上作了一些改進。以往派外，就是人事部門和本部門根據某一個幹部的一貫表現和業務能力（當然，這些多半是印象上的）來定，報到社領導那裏一批了事。從一九八八年開始，新華社決定，以後幹部派外要以考試的形式考核其業務水平，考核結果作為有關部門考慮派外的因素之一（佔各因素的百分之四十）。於是，我報了名，參加了考試。

　　如我所願，一九八九年年初，我被派到了新華社設在埃及首都開羅的中東總分社。中東的歲月，使我有機會切身去體驗當記者的滋味，去學習，去總結，去感受新聞。那是一段驚心動魄的日子，也是我記者生涯的一個真正的開端。

　　從中東回來後，我回到了中東非洲編輯室，繼續當編輯。那幾年，正值“下海”風盛行。我身邊的不少同事、同學也都紛紛下海做起了生意。這對我是一種不得不面對的衝擊。看著那些下海的同事們沒過多久意氣風發地出現在我的面前，向我現身説法，勸我也早日離開新華社，再看看新華社那種一成不變的工作，一月幾百元微薄的薪水，漸漸地我開始動搖了。

　　一九九三年年初的一天，一個朋友找到了我，他向我推薦了德國西門子公司和北京一家無線電廠合辦的合資公司。

　　“這家公司現在需要一名公關經理，你太適合了，又懂外語，又幹過新聞。”那位朋友向我積極推薦道。

　　“可是我不懂無線電啊。”我心中無數。

　　“嗨，你不用擔心，你的任務是公關，”他説道，“一個月好幾千，總比你在新華社這麼苦哈哈的好吧？！”

　　我決定到這家公司去看一看。我見到了這家公司的一位主管業務的高級經理，一位個子很高，一頭金髮的德國男人。我們談了很多關於我來公司的具體問題，比如，房子、工資、其它待遇、工作環境、深造機會等等。很快，我們達成了一致。我決定從新華社辭職，到這家公司“下海”。

　　德國經理是個急性子。他馬上讓我接管公司的公關部，就任經理。並且，已經讓人替我印好了名片，安排了辦公桌。而那時，我還沒來得及向新華社提出我的辭呈。看著名片上“水均益，公關部經理”的字樣，我突然覺得一陣好笑。想想新華社的那些個大夜班，那一條條貼剪而成的稿件，想想中東的歲月，想想在埃及的沙漠裏飛車連夜採訪恐怖事件的景象，再想想湯姆森，想想李普曼，想著想著，我不敢往下想了。“下海”，“公關經理”，這些東西似乎並不屬於我。屬於我的應該是那激動人心的新聞事業，苦也是它，樂也是它。

　　我沒有離開新華社，我也沒有去那家合資公司。有一天，我把已經寫好的辭職報告偷偷地撕了。這幾年，每當有人誇獎我、表揚我，説我是最什麼什麼的記者的時候，我就會想起那份辭職報告。我慶幸我沒有下海，我也慶幸命運讓我繼續留在了新聞戰線。

　　就在我把那份辭職報告撕了的幾個月後，命運又給了我一個意味深長的安排：我加入了《東方時空》。

責編：復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