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美國總統克林頓
央視國際 (2001年11月30日 15:57)
採訪克林頓的念頭在我腦子裏産生是在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九日的華盛頓。
那天，在著名的白宮南草坪上，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手再一次握在了一起。
當天中午，江主席和克林頓舉行了聯合記者招待會，並宣佈了他們此次會談的成果在眾多成果中，有一條引起了我的注意。作為對江主席訪美的“回訪”，克林頓定於一九九八年晚些時候對中國進行訪問。或許是在那種算是“專業戶”意識的職業習慣，我暗喜：這個專訪美國總統的機會就看你能不能抓住了！
當年的十二月，我們向上級正式提交了一九九八年克林頓來訪時進行電視專訪的報道。隨後，我們又在一些場合向美國駐華使館的外交官們傳遞了我們希望採訪克林頓的願望。甚至還通過私人關係聯絡上了克林頓總統的法律顧問，希望他能從中促成這次專訪。總之，從隨江澤民主席訪問美國回來之後，在各方面為專訪克林頓做準備一直排在我工作計劃的前列。
一九九八年五月份開始，美方先後派出了三批先遣組同中方共同協商確定克林頓訪華的日程安排。而直到六月中旬第三批先遣組到了北京，眼看克林頓的具體訪問日程都一一確定，中央電視臺專訪克林頓卻仍沒有一點消息，我心裏多少有些發“毛”。
“這事兒不會黃了吧？”在與外交部主管克林頓此次訪華新聞事務的官員楊秀萍電話聯絡的時候，我憂慮地問。
“不會的，這事到目前為止還是很有希望的，我們還在替你們爭取呢。”電話那邊已打過多次交道，我稱之為楊姐的女外交官安慰我。“美方一直表示他們在考慮我們的要求，只是還沒有明確表態。”
我仍不能放下心來，楊姐不會是在運用外交辭令吧。
然而，在這之後不久，我接連聽到幾個對我們專訪很不利的消息（這幾條消息後來都被證實了）。
一是據美國外交部透露，克林頓在訪華期間與江主席的聯合記者招待會和他在北京大學的講演將會被電視直播。另外，應美方的要求，克林頓將在上海一家電臺參加一次熱線直播節目。
二是美國方面已經同意克林頓總統訪華前在華盛頓接受一次駐美國的中國記者的聯合採訪。
第三個消息更讓人擔憂。就在克林頓訪華前夕，美國媒介突然報道説，中國方面拒絕了三名訪華的“自由亞洲電臺”記者來華的簽證。這件事一時間在美國國內被炒得沸沸颺颺。克林頓迫於國內反對派的壓力，在啟程訪華前專門在白宮為這三名記者安排了一次專訪。
按照我當時的判斷，這些消息都對我們不利。因為如果克林頓又是接受聯合採訪，又是到電臺對話，他的活動又要直播，那麼他就可能會認為再無接受我們專訪的必要。另外，克林頓此次訪華在美國國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自由亞洲電臺”的事情被幾乎所有的反對派認為是中國不允許新聞自由的例證。此時，克林頓要是再接受中國官方電視臺的獨家專訪，肯定還會遭致責難。
不知道是不是由於我分析的這些原因，直到六月二十五日克林頓抵達西安的時候，我們還是沒有接到任何肯定的答覆。此後幾天，我不斷地打電話給美國使館新聞官保羅和楊姐。他們都還是那句話：美方仍在考慮之中。
日子一天天過去了，直到二十八日，也就是克林頓離開北京前往上海的前一天，還是沒有消息。傍晚，我再一次撥通了楊姐的手機。
“我看這次‘黃’的可能性很大。”她在電話裏的聲音顯得很疲憊。
“一點希望都沒有了？”我問她。
“不能説絕對沒有，但是可能性也就是百分之零點幾吧。”
“在上海我們還有機會嗎？”我試探着問楊姐。幾天前，楊姐還在幫我分析説，如果克林頓接受採訪，可能性最大的地方應該是上海。
“我看也夠嗆。”楊姐的聲音在手機中顯得很微弱。
那天晚上，我幾乎已經準備放棄了。但仍然按計劃專門與策劃編輯進行最後一次商量。
“到上海去”很快，我們達成了一個共識。
這可以説是一個有多重效益的舉動。
首先美方聲稱仍在考慮（不管這是真是假）在克林頓離開上海之前，白宮仍然有可能安排專訪。我們必須處在一旦他們同意，隨時能夠開機採訪的狀態。只有在上海才能做到這點。這種狀態只有保持到克林頓離開上海，我才能心安理得地最終放棄。因為此後克林頓在中國的幾天訪問，再也不可能接受什麼專訪了。桂林只有大半個白天，漓江山夠他看一陣的。而去克林頓訪華的最後一站香港專訪他，無論對我們還是對克林頓來講都是不大現實的。
去上海的另一個作用是向有方面再一次明顯表達這樣的信息：中國國家電視臺非常認真地期待這次採訪，儘管它仍未被確定。
當然，要最終促成專訪，也並非美國人完全左右，中國方面的願望是白宮不能輕易忽視的。不過，向自己人傳去的信息就與給美國人的完全不同了：中央電視臺的記者很敬業。
其實，作為記者，尤其是在進行重大採訪的時候，機會的取得與進行採訪、製作節目相比可以説是同樣重要的。在決定採訪克林頓到專訪節目播出的八個月中，最後關頭決定去上海，是最至關重要的決定。
新聞評論部主任袁正明聽完我的陳述，當即拍板：去上海！
“空軍一號”從首都機場起飛幾小時後，我們一行十人登上了去上海的民航班機。
在赴上海的計劃一被批准，我就向我認為將會有可能在美國總統是否接受中央電視臺專訪這件事件上起作用的所有人士進行了通報。
一下飛機，還沒有到旅館，我就開始又一輪通報。我先是告訴先期已趕到上海的楊姐：“我們時刻聽從召喚。”
然後，我們又給美國使館新聞官保羅打了電話。
我告訴他，中央電視臺有十個人專門為這次專訪趕到了上海，我們對這次專訪非常重視，希望美方能夠認真考慮我們的要求，等等，等等。許多話早已説過，再炒一遍，加深印象。意圖就是盡可能讓我們追到上海這個舉動，最大程度地從心理上向美國人施加對我們有利的影響。
接下來的事情還是艱苦的等待。一整天，我們呆在酒店裏，一步也不敢離開。
不過，我們沒有閒着，我們做好了所有準備：最後確定採訪提問，畫定了現場攝像機的位置，角度圖，幾盞燈光的強弱，光比也商量再三，在圖上標出，一旦採訪實現，編輯、配音、衛星傳輸，如何進行也準備了不同時段的幾種方案。
我腰間的手機成了大家最關注的目標。每當有電話進來，所有的人都會不約而同地看著我的表情。幾次之後，乾脆聽見鈴聲便起鬨：“白宮來電話了！”
然而，消息卻遲遲不來。
三十日下午四點左右，我的手機又一次響了，是美國使館的新聞官保羅。
保羅一上來就對我聲明：“我沒有任何消息給你，也沒有得到白宮的答覆，不過，我現在要問你一些技術性的問題。”
接着，他詢問了《焦點訪談》的具體播出時間、節目長度、我們的收視率情況、我們採訪是用中文還是用英文、如何翻譯、要不要打字幕、採訪內容是否會有刪減等等。許多內容以前我早已介紹過，他仍然非常詳細的又一一核實。
末了，保羅對我説：“水先生，我個人非常希望你們能得到這次訪問，我祝你好運。”
從保羅這番包裝嚴實的外交辭令中，我立刻聽出了弦外之音——有戲！
晚上九點多，楊姐在到上海後第一次主動打電話給我。她親自找到了白宮的新聞秘書麥柯裏，要求美方務必設法安排專訪。
“對方的答覆很積極，”楊姐説，“麥柯裏剛剛給我回了電話，他説，這事現在已經差不多了。”她最後説：“你隨時待命，等我的消息。”像是在下一道命令。
在這種時候這兩個電話的含義已經是明確無誤了。
傳達了電話信息後，我冒出了一句阿拉伯語：YINSHALA（願真主成全）！這是我阿拉伯語詞庫中不多的幾句之一。
早在幾個月前開始準備採訪克林頓方案的時候，我當時就認為，採訪克林頓，難的不是如何能讓他接受採訪（現在看來，這顯然有點判斷失誤），而是如何在採訪中控制住他。這中間就存在着一個很大的矛盾。一方面，我們是中國的國家電視臺，具有很強的官方色彩。面對着數億中國觀眾，我們要儘量避免讓一位美國總統在我們的電視上信口開河，端出美國的標準來指責中國的某些事情。而另一方面，中美關係雖有好轉，但兩國依然在許多問題上存在着分歧。克林頓總統和江澤民主席在一九九七年華盛頓舉行的聯合記者招待會上就曾經公開地就兩國的分歧展開過精彩的辯論。如果克林頓在採訪中借助我們的鏡頭大談中美的分歧、中國的人權紀錄、西藏等敏感的問題，就會偏離我們此次專訪的主題——兩國關係及訪華成果。
如何在採訪中做到以我為主，爭取主動呢？我們邀請了國內專門研究中美關係和美國問題的專家學者，召開了一系列的專題研討會，研究如何對付克林頓。大家基本上的看法是我們的採訪可以從三個方面入手。
首先，自從中美兩國領導人宣佈要共同致力於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以來，中美之間的理解有了很大的加強，兩國之間的經貿合作強勁有力。許多專家認為，我們在問題的設計上應該涉及到兩國關繫上的一些原則性和宏觀的方面。比如請他談談兩國的戰略性夥伴關係的前景、他和江主席建立的熱線電話對兩國領導人加強溝通是否作用很大、中美兩國在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與穩定方面的合作如何等等。
第二個方面，中美之間在不少問題上還是存在着分歧。美國國會和新聞界對中國的攻擊比較多地集中在諸如人權、西藏問題、軍售、貿易逆差等方面，而我們對美國的不滿則是在台灣問題、對中國的制裁、最惠國待遇、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問題。作為中國的國家電視臺，我們要相對把焦點對準在我們關注的一些問題上。與此同時，克林頓目前正在他總統的第二個任期，加上美國國內經濟連續八十個月穩步增長，他在發展中美關繫上有比較雄厚的資本，可以放開手腳做一些在他第一個任期內不敢做的事情，比如最惠國待遇以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問題。因此，我們可以請克林頓在台灣問題作出明確的表態。再或者，請他考慮是否給予中國永久性最惠國待遇，等等。
第三個方面，克林頓此次是對江主席一九九七年訪美的“回訪”，屬於友好訪問的性質。作為近十年來第一位訪問中國的美國總統，他此次訪問的象徵意義遠大於訪問能否取得實質性成果。因此，我們應該更多地強調中美友好，問題可以設計得比較輕鬆、活潑。有些專家建議，我們可以利用克林頓第一站訪問西安做一下兩國文化傳統方面的文章。還有，有一些專家提出，克林頓有可能帶着夫人女兒一起訪華，因此是否可以利用他的女兒、請克林頓談談對年輕一代的期望，對未來的展望之類的話題。
有了這三個大的原則，剩下的問題就在於如何巧妙地設計相關的提問，這其實也是在採訪中控制克林頓，爭取主動的最關鍵的環節。因為，如果我的提問過於開放，給他提供了空間，就不能避免克林頓借題發揮。而相反，如果我的提問相對比較封閉，比較直接，文化水平不低的克林頓當然不會“答非所問”，採訪也就會在雙方都能接受的範圍中展開。
於是，我們開始從中美關繫上的一些“硬性”的問題上入手。台灣問題一直是中美關係中的一個核心問題。在台灣問題上，中美兩國雖然有三個著名的聯合公報，但是，相當一段時間裏，美國方面並沒有嚴格地執行這三個聯合公報中規定的內容。克林頓訪華前，中方曾經有一種意見，即建議中美雙方就台灣問題再發表第四個聯合公報，美方在公報中聲明美方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不同意台灣以獨立的實體加入任何國際性組織和機構，也就是所謂的“三不”。美國方面認為，沒有必要再搞一個聯合公報，美國官方將利用適當機會重申這“三不”（事實上，克林頓果然在上海向新聞界重申了這“三不”）。當然，這些情況只是外交談判中的一些幕後背景，在採訪中不便公開點明。於是，根據這些背景，我們在台灣問題上設計了這樣一個問題：“台灣問題一直是中美關係中的敏感問題。實際上，多少年來，在台灣問題上，中美兩國制定了一系列的原則，集中體現在中美之間的三個聯合公報上。許多中國人認為，只要按照這些原則，就應該很好地處理台灣問題。然而，事實上，我們看到，近年來，中美在台灣問題上還是存在着一些矛盾和衝突。那麼，這是否意味着中美之間還需要制定更為明確的原則來處理台灣問題？”這裡，我們用“更為明確的原則”這一説法代替了第四個聯合公報，用一種不點破的方式點到了克林頓理應心裏明白的外交背景。
另外，為了調節採訪當時的氣氛，我們考慮採訪中間可以考慮穿插一些涉及兩國文化、傳統、友誼的趣味性的問題。為此，我們決定採訪採取循序漸進的方法。從中美兩國文化的輕鬆話題切入，然後再請克林頓談談他的個人的感覺，然後再根據他的回答，引導他進入一個實質性的問題，就是中美之間的了解和理解是非常重要的。那麼，如何才能夠又結合克林頓的個人色彩，又讓他的回答跟着我們的思路走呢？為此，我們對克林頓做了大量的“調查”。一些了解克林頓的人告訴我們，克林頓是一個很好學習的人。據説為了訪問中國，他還專門讓人給他找了一些介紹中國的書籍閱讀。克林頓人也很聰明，據説首訪西安也是他個人的一個精心策劃，其目的是想向美國人説明，中國的魅力以及他提出的和中國的“接觸政策”的正確性。就從西安下手。於是，圍繞着西安，我們設計了一連串三個追問式的問題：
“我們注意到您到達中國的第一站是中國西北的一個城市西安，您為什麼要在平生第一次來到中國的時候，首先訪問這個城市？”
“很多人了解中國是從中國的文明和歷史開始的，總統先生，在您的記憶中，您最初了解中國是通過什麼？比如説，是通過一本書？一部電影？或者是一件什麼事？”
“看來，您所説的也證實了許多人的一種觀點，就是由於歷史、文化的不同，對於中國和美國這兩個世界大國和這兩個國家的人民來説，相互了解是一件長期的事情，而且不斷保持這種溝通和了解就會使我們之間的共同語言不斷地增多。這是否就是您來華前向美國公眾所強調的要和中國保持接觸的理由的基本出發點呢？”
當然，這一連串的問題都是我們事先模擬出來的。在設計這些問題的時候，我請策劃編輯張郇假設克林頓對每一個問題的回答，然後再根據克林頓最可能的一種回答，設計下一個問題。
這種模擬採訪不止進行了一次，在最後一次完成後，當張郇不無感慨地説：“克林頓恐怕根本想不到我們曾經這麼琢磨過他！”
“他高興還來不及呢，我們多照顧他啊！咱們又沒問他性醜聞的事。”我開玩笑説。
説實話，直到七月一日下午，在上海證券交易所頂層的那間會議室裏，當看著克林頓進門向我走來的那一時刻，我才意識到我們包括“虛擬”採訪在內的所有看似煩瑣的準備是多麼地必要。
和我們漫長的等待以及煞費苦心的準備工作相比，採訪克林頓的過程卻是那樣地簡短、緊湊和充實。
七月一日下午一點五十五分，克林頓終於走進了我們已經在裏面等待了四個小時的上交所那件房間。
（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專訪克林頓圖片）
克林頓給我的第一印像是顯得非常輕鬆。一進房間，還未等我們開口，就向我來了一句隨意的招呼：“哈羅！”
第一次走近克林頓，我才發現他比我想象的還要高大，足有一米八到一米八五之間。那天他全身上下最醒目的就是一條紅地小黃花的領帶，還有就是他那雙大腳。如果按我們中國的鞋碼算，估計足有四十四到四十五號那麼大。
按照外國人的標準，克林頓長着一張“娃娃臉”。他的眼袋很明顯，然而氣色卻顯得不錯。整個採訪過程中的克林頓顯得非常地誠懇。每當我們提出一個問題後，他總是把雙手握在一起，兩隻大腳的腳背靠着腳背交錯着疊在一起，身體微微向前傾斜。
當然，也許這是因為克林頓曾經學過外交和法律，知道怎樣和人打交道，也知道什麼樣的身體語言會傳遞出什麼樣的信息。但是，更重要的是，他知道，他面對的是中國最有影響力的電視臺。相信他身邊的人不會不告訴他，他將面對的是幾億中國觀眾。對於一個生活在美國這樣一個“媒體的社會”裏的人來説，克林頓太明白這意味着什麼。
克林頓的確很聰明，思維很敏捷，也很會配合採訪者。
我們見面之後，為了使氣氛能輕鬆一點，我主動和他寒喧了起來。我説：
“我叫水均益，是中央電視臺國內新聞節目的主持人，這是我們海外節目的主持人，所以説，你今天面對的觀眾將是……”説到這裡，稍稍停頓了一下，考慮着用什麼詞更加準確。
這時，克林頓心領神會，馬上接了我的話説：“國內和國外的觀眾？”
雙方會心一笑。
採訪開始後，我按照當初我們的設計先問他為什麼選擇西安作為此次訪華的第一站。
也許是由於這些天的訪問活動豐富，也許是因為剛和一些上海企業家共進了午餐，還處在飯後放鬆狀態，克林頓略顯得有一點疲勞，眼神不那麼集中，他看著天花板，一邊思索一半慢慢地説道：
我希望能從一個能夠體現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的地方開始我的訪問。這個地方可以體現出中國人民那種永恒的性格，當然我選擇西安也是有個人的考慮。因為我認為要想了解一個民族的現在和她的未來，最好地辦法是首先了解她的過去……”他差不多已經進入狀態了。
我接着問他，最初是通過什麼途徑了解中國的。
克林頓説：“噢，我記得我小的時候，我父母給我買的一套百科全書。書裏介紹了世界各地的情況，像是索引一樣從A到Z，由淺入深。你知道當時沒有電腦。我記得那時我一邊看著世界地圖，一邊閱讀有關中國的內容。我那時大概八九歲。我被書中的內容迷住了。從那時起我就一直想到中國來。”
接着，克林頓談到了他這次來中國的感受。他談到了中國戲劇性的經濟增長和對外開放。他談到中國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的變化，談到了在基層領導人的任用及其政策的制定方面，中國老百姓的發言權在增大。這時，我發現他似乎已經找到了感覺。
他説：“中國已經有了一種真正朝向開放和自由的趨勢。顯然，作為一個美國人，也作為一位美國總統，我希望這種趨勢繼續和增強，我認為，這種趨勢是正確的，道義上是正確的，而且我也認為這對中國是有益的。”克林頓已經完全擺脫了剛開始時的那種倦意，顯得神采奕奕。
這時，我似乎感覺到克林頓有一點離題。“不能讓他佔據主動，”我對自己説。
“除了這些以外，你有沒有什麼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冷不丁問他。
克林頓大概正在興頭上，沒想到我會問他這個問題，他稍有些遲疑地説道：“我不知道有沒有什麼驚喜……”
此時，他好像突然意識到了什麼，趕緊改口。“讓我想想，啊。我想我是有一點吃驚。是的，我有兩點。首先，在我來之前，我沒有想到我與江主席的聯合記者招待會會被現場直播。隨後，我在北京大學的講演，我昨天在上海電臺熱線對話都被直播了。
我沒有預期到能夠和中國人民有如此公開和廣泛的交流……”克林頓這番話後來成了西方媒介在報道克林頓接受中央電視臺專訪時被廣泛引用的一句話。
然而，許多人並不知道，這樣一條好新聞卻是出自當時這樣一個背景：我那個適時的追問打斷了克林頓正欲發揮一番的關於民主的話題。而克林頓也的確很聰明，他不僅沒有讓我失望，而且還給了我，給了中國人一個值得喜歡的回答。
然而，克林頓畢竟還是克林頓。他是美國的總統，是以“自由世界”標榜自己國家的領導人。他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美國政治家。儘管按照我們事先商量好的方案，我在採訪中幾乎沒有給他什麼機會，但是克林頓還是沒有忘記替自己的國家做一點宣傳，只不過他措詞還是比較含蓄，不失總統級的風度。
二十五分鐘的採訪下來，我不禁在問自己，這是美國總統嗎？真希望美國總統就是我見到的這樣，希望他表裏如一，更希望這位年輕的美國政治家回去以後別再找中國的麻煩。
從時間上算，克林頓是我採訪的外國政要中最近的一位。然而，他也是最難採訪的一位。
困難不僅僅在於克林頓是被認為當今唯一一個超級大國的總統，家大業大，“譜”也大。聯絡採訪的工作可謂是一波三折，絕處逢生。更難的還在於，由於中美關係甚是微妙，如何巧妙地設計這次採訪以及採訪中的提問也可謂費勁了心機，絞盡了腦汁。
對於我個人來講，採訪克林頓又是一個重要的標誌。近幾年，總是有人問我，你採訪了那麼多的外國政要，怎麼沒有美國總統、俄羅斯總統？的確，這些年來，我採訪過許多國家元首和世界知名人士，但除了個別幾位以外，多數是一些小國家的領導人。我們曾經三次爭取專訪葉利欽，但每一次都只是和這位俄羅斯總統擦肩而過。美國總統就更是遙不可及。一九九七年隨同江澤民主席訪美時，我曾委託中央電視臺駐美國記者站的同事向白宮發過一份希望採訪克林頓的申請，結果是石沉大海，杳無音信。
當記者的，最不願看到的就是採訪機會從眼前溜走。而當了十幾年記者的我也有一個“壞毛病”：越是困難的事就越想把它做成。對於我來説，採訪克林頓就是這樣的難事。它就像是一次挑戰，一個為了更進一步而必須越過的臺階。
責編：復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