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謀深算的基辛格

央視國際 (2001年11月30日 15:56)

　　和克林頓相比，我以電視記者身份專訪的另一位美國人卻要博大精深得多。

　　這位戴着黑邊眼鏡的猶太人在世界上的影響要比他在美國國內大得多。從七十年代開始，他一直活躍在國際政治和外交舞臺上，在他的名字下面記載着像“穿梭外交”、“乒乓外交”、“打破鐵幕”等這樣一些聞名於世的詞彙。

　　在我們許多中國人的概念裏，基辛格博士是我們的老朋友。正是他在一九七一年對中國進行的秘密訪問才打開了中美關係正常化大門。而且，這些年每當美國國內出現什麼反華浪潮的時候，我們總能聽到他力主維護中美關係的大聲疾呼。單單是衝着這種表現，基辛格也稱得上是一個好人，一個好美國人。

　　第一次採訪基辛格博士是一九九四年五月的一天。

　　那一年，美國國內關於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問題正打得一塌糊塗。國會表決拒絕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緊接着，克林頓總統否決了國會的表決，決定再延長一年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最後的決定將取決於參眾兩院在六月初是否能以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再次否決總統的決定。

　　在這個當口，一直跟蹤採訪這一事態的《焦點時刻》決定製作播出一期有關這一內容的節目。我們首先採訪了一些在中國的美國商界人士，請他們對最惠國待遇談談各自的看法。就在這時，我們得知外經貿部正在北京舉行“九十年代中國外經貿戰略國際研討會”，參加研討會的外國代表中有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於是，請這位美國前政治家談一談最惠國問題成了很自然的一個內容。

　　我們在研討會的現場找到了主辦會議的外經貿部人士，請他們幫助聯絡。對方去了一會兒，回來告訴我們，基辛格博士沒有同意，理由只是一個字：“忙”。用忙來打發記者的追蹤，這幾乎是全世界政治家們通用的一個萬能理由。任何時候，只要他（她）不想接受你的採訪，他（她）總會彬彬有禮地搬出這個理由，其實，他（她）肯定是由於什麼原因而不想接受你的採訪。

　　所以，每當遇到這樣的“軟釘子”，我都要根據當時的情況分析一下這個“忙”字後面的潛臺詞是什麼。是不是怕我們問他一些敏感的問題？這一點好像對基辛格博士不是問題。他多少年的外交歷程，從中東到南美，從前蘇聯到中國，新聞記者的追蹤已經是他生活中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了。是不是我們中央電視臺對他來講不夠分量？還是負責聯絡的人怕麻煩沒有把我們的話傳到博士那裏？

　　就在我苦思冥想的時候，當時和我同在《焦點時刻》的方宏進提供了一個可怕的背景情況：基辛格這些年“退居二線”，沒什麼固定收入，於是他利用自己聲望與許多商業機構合作，或者出書，或者到處講學，或者接受採訪，而所有這些都是要收費的。據説基辛格博士接受一次記者採訪出場費是三萬美元！莫非這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是想讓我們也出點“血”？我不敢肯定，也沒有太懷疑，因為人家美國人早就進入市場經濟了嘛。

　　但我沒有死心。打聽到基辛格博士下塌在燕莎中心的凱賓斯基飯店，我立即帶着一名攝像趕到了凱賓斯基。根據推測的時間，估計基辛格此時也差不多應該從會場回到飯店了。我們在飯店的大堂裏坐了下來，靜靜地等候他的到來。

　　我讓攝像打開話筒，機器待機，隨時準備出擊。

　　不一會兒，門口開來了一輛黑色的奔馳轎車。從車上下來了一位中等個頭的白髮老人。雖然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見基辛格，但是就憑着他頻頻在各個媒介的“曝光”，我一眼就認出了他。

　　“來了！”我衝着正在一旁沙發上打盹的攝像大叫了一聲。攝像聽到我的話，騰地從沙發上彈了起來，一把把攝像機扛在了肩膀上，問我：“哪兒？”

　　基辛格在幾個人的簇擁下走進了飯店，朝着我們這個方向走了過來。我迎了上去，幾步走到他的面前，舉着話筒對他説：“基辛格博士，我是中國中央電視臺的記者，我只需佔用您一分鐘問您一個問題。”

　　還沒有等他答話，我馬上就提出了關於最惠國待遇的問題。

　　博士稍稍一愣，他看看旁邊的人，那眼神似乎在問：“這是怎麼回事？”邊上的人眼睛裏一片茫然。

　　然而，多年職業外交的生涯使得基辛格馬上意識到木已成舟。

　　他簡短地回答了我的問題。然後很快地就走開了。當我對着他的背影説了聲“謝謝”的時候，他的頭微微地點了點。

　　這就是我與基辛格第一次見面——簡短而又冷漠。基辛格説話的聲音非常地低沉，但卻很有磁性。從他嗓子裏發出的每一個音節都會在空中産生一絲細微的震蕩。經《焦點時刻》的錄音師用聲音均衡器測量，證明基辛格的音質屬於專業錄音師們認為最理想的那種聲音。

　　基辛格的英語講的並不標準，這與他童年之後才移民美國有很大的關係。但是，基辛格的用詞卻很準確和外交化。他很少在正式講話時用“OK”、“SO，SO”之類的極口語化的詞。比如，他在回答我那個關於最惠國待遇的問題時，就使用一句外交詞令：“ITHINKTHERESULTWILLBEPOSITIVE（我認為最終的結果將是積極的）。”

　　也許是因為我們對他的“伏擊”來得突然，基辛格當時的表情相當地冷淡。當然，這麼多年和記者打交道，也許他很明白什麼時候應該嚴肅，什麼時候應該幽默。據説，當年在中東進行穿梭外交，斡旋阿以和談的時候，他曾經創過一個月不對新聞界發表一個字的記錄。基辛格有一句名言：真正的外交是關着門才能進行的。

　　電梯門關上了。基辛格和他的隨行人員上樓回到了房間。這時，我腦子裏突然産生了一個想法：對基辛格進行一次專訪，讓這位習慣關着門搞外交的風雲人物面對中國的觀眾。至於他會不會跟我們要三萬美元的“出場費”，我在心裏已經盤算好了一個主意。

　　我上了樓，來到基辛格住的行政層。我對電梯口站着的負責接待基辛格的幾位外經貿部官員説，我希望跟基辛格的秘書説一句話。

　　基辛格的秘書很年輕，當他走到我面前的時候，我馬上把事先準備好的名片遞了上去：

　　“很抱歉，剛才我沒有徵得博士的同意就採訪了他。”我開始向他發動心理攻勢。

　　我告訴他，剛才的採訪是為了中央電視臺的純新聞節目，而我本人還是中央電視臺一個著名的新聞評論類節目的記者主持人，我們很希望對基辛格博士作一次專門的採訪。

　　我説：“我們的欄目有十分鐘長，是中央電視臺最黃金的欄目之一，收看我們節目的觀眾有四億！”説到“四億”的時候，我有意加重了語氣。其實，《東方時空》當時的收視率估計只有不到兩千萬觀眾，我故意誇大到四億，主要是想要用如此之大的觀眾數量，引起基辛格對《東方時空》的重視。另外也借此打消他可能跟我們要出場費的念頭，這麼高的收視率我們不跟你要錢就不錯了。

　　“博士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很多中國觀眾都非常希望了解博士的近況，”我最後對基辛格的秘書説。我相信，對於已年過七十歲的基辛格來説，這句帶有感情色彩的話也許會有奇效。

　　聽完了我的介紹，秘書點點頭，告訴我他馬上去向基辛格請示。

　　大約五分鐘後，秘書回來了，他對我説，基辛格博士很願意在第二天上午接受我們的採訪，不過，時間不能太長，限制在五分鐘之內。

　　我趕緊道謝，沒有對這個苛刻的五分鍾表示異議。出了飯店，我對攝像説：“五分鐘？到時候恐怕就由不得他了。”

　　當晚，我去了新華社國際部的資料室，查閱了有關基辛格的資料。

　　基辛格從六十年代末就開始效力於美國政壇。一定意義上講，他是冷戰的見證人，也是維持冷戰不向“熱戰”發展的倡導者。他提出的“力量均衡”的觀點得到了歷屆美國政府的推崇，也被美國的許多西方盟國所遵循。在外交上，基辛格也是一位高手。七十年代初，他説服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接受了他的中美蘇“大三角”的論點，以同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來制衡前蘇聯。他本人親自出馬，於一九七一年秘密訪華，為尼克松總統第二年訪華鋪平了道路。

　　我還記下了許多基辛格的個人情況和關於他的軼聞趣事。比如，基辛格愛鍛煉，他幾乎每天都要堅持慢跑；基辛格每次來中國都要吃北京烤鴨；基辛格喜歡年輕貌美的女人（而且是高個的），當年訪華的時候，他就帶着比他高出多半頭的秘書兼情人會見了毛澤東。

　　我還注意到，基辛格的生日是五月二十七日。也就是説再過差不多兩個星期就是他的生日。我心中暗暗地盤算着怎麼在採訪中利用一下這個信息。

　　看著這些背景材料，想著第二天和他的面對面，我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壓力。因為我將面對的是一位曾幾何時世界舞臺上叱吒風雲的人物，是一位在年齡上和我相差整整四十年的滄桑老人。同時，基辛格博士還是一位很容易讓坐在他對面的“小記者”感到無所適從的“老外交”。我感到有壓力還因為，這是我幹電視以後專訪的第一個世界級著名政要。我知道，這是我新聞生涯中的一個關。我能否駕馭這樣的採訪將意味着我是否能夠迅速成為一個更加成熟的記者，成為一個有資格面對世界，面對歷史的記者。

　　基辛格來了。他一身藏藍色的西服，臉上挂着依然如故的嚴肅。

　　“基辛格博士，在冷戰結束前後的這些年，國際關係顯然發生了很多變化，您認為冷戰結束後中美兩國是一種什麼關係？我們是朋友呢還是敵人？”看見基辛格坐定後我馬上開始發問。

　　這個問題是我和“蓋導”、方宏進商量後決定問的第一個問題。基辛格是一位風雲人物，也是一位面對過無數記者的行家裏手。因此，我們的問題上來就要“狠”，要讓他意想不到。這樣他才會認真對待坐在他對面的這個“小記者”。

　　聽到這個問題，基辛格沒有馬上回答。

　　他從剛才斜靠着沙發扶手的姿勢中稍稍坐正了一點。他舉起右手，用一個英文裏常用來幫助説話人思索的語氣詞“WELL”開始了回答：

　　（採訪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圖片）

　　“應該這麼説，即使是在冷戰時期，中國也是處在一個很特殊的地位。美國在那個時候和共産主義是對立的。但是從政治上講，我們同中國是友好地。現在我們兩國在意識形態領域和政治制度上有很多的不同，但是我們在政治上的友誼仍然是有基礎的。我相信在冷戰之後，中美兩國仍然可以在這個基礎上進行合作。”

　　從基辛格的眼神和語氣裏，我感到我這第一問題略微讓他有一點意外，也讓他對我戒備了起來。他大概意識到我可能還有一個更“狠”的問題跟在後面。當我緊跟着問我第二個問題時，基辛格聽得格外認真，不住地點頭。

　　“博士先生，既然您認為冷戰前後，中美兩國都是政治上的朋友，那麼為什麼這麼多年來，我們兩國一直存在着分歧和爭論，特別是在像最惠國待遇這樣的問題上？”我問道。

　　“WELL，”基辛格又用了這個語氣詞開始了他的回答。

　　“許多美國人認為，美國應該在全世界範圍內促進人權狀況的改善。他們有時不一定理解在其他一些國家，當然這不僅僅是指中國，這是一個內政問題。所以在這個問題上，中美兩國有很大的分歧。然而，我相信在未來的幾週裏，最惠國待遇問題是會得到解決的。”基辛格博士謹慎地回答道。他的每一個用詞都是那樣的嚴謹，力爭避免給善於捕風捉影的新聞記者以可乘之機。也許這是多年外交生涯的結晶。

　　但是，從他如此的謹慎中，我知道我的目的已經達到了。基辛格現在絕不敢只拿我當一個好對付的“小記者”。

　　（與基辛格交談圖片）

　　由於有了一個很好的開頭，我們此後的採訪進行得異常順利和精彩。按照“蓋導”的部署，我採取了“打一巴掌揉三下”的策略。每當提幾個尖銳問題之後，我都會趕緊送上一個令基辛格很舒服的問題。比如，回憶一下一九七一年那次光輝的秘密訪華、談談他自己現在的工作和生活、會不會打乒乓球、這次有沒有吃烤鴨，等等。不知不覺中採訪已經大大超過了原來那個苛刻的五分鐘限度。

　　看到基辛格似乎餘興未盡，我知道機會來了。我開始實施一個暗藏的小計劃，我準備讓博士和我一起同觀眾道別，一氣呵成來結束本期的《焦點時刻》節目。

　　“博士先生，請允許我在此提前祝您生日快樂，因為我知道再過兩個星期就是您七十一歲的生日了。我拿出了前一天晚上才獲取了這個信息。

　　基辛格臉上露出了感激之情，他微笑着説：“哦，謝謝，謝謝。”

　　我接着説：“許多中國人電視上看見您，感覺您十分嚴肅，不過我看您現在呢（此時，我有意頓了一下，只見基辛格臉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燦爛的笑容），卻是笑容可掬。那麼，是否請您對將要看到您的眾多中國觀眾説幾句話？”

　　基辛格非常熟練地將臉正對着對面的攝像機，那磁性的男低音再一次回蕩在空中：

　　“我想告訴我的中國朋友，我對你們取得的成就感到欽佩，我也對你們對朋友的忠誠感到欽佩，我祝你們萬事如意！”

　　所有的鋪墊都已經做到了，我對基辛格是：“博士，我們一起向我們的觀眾説聲再見吧。”説着話，我已經抬起身來坐到了基辛格的那張雙人沙發上。基辛格同時也高興地伸出右手，示意請我坐下來。

　　我伸出右手，衝着對面鏡頭擺了擺，説：“BYE！（再見）”

　　坐在我左邊的基辛格緊跟着説了聲：“GOODBYE！”

　　我沒有停頓，對着鏡頭説：

　　“觀眾朋友們，感謝您收看我們今天的《東方時空》，再見！”説完這話，我看見對面攝像機後面的“蓋導”舉起右手，向我豎起了大拇指。

　　當我站起身的時候，我習慣性地看了看表。整個採訪一共是二十五分鐘。

　　我們那一期《焦點時刻》後來獲得了《東方時空》的季度金獎。事後，有些同事開玩笑對我説：“基辛格回去肯定很吃驚。”

　　我説：“他吃什麼驚？”

　　同事回答説：“吃驚他怎麼讓你指揮得亂轉唄。”

　　然而，我心裏明白，其實真正讓人吃驚的應該是基辛格博士。告別政治外交舞臺那麼多年，基辛格博士對風雲變幻的世界事務卻是那樣地瞭如指掌。面對我們有些近乎於發難的問題，他還是熟練地運用了他拿手的外交手法和外交詞令，而且使用得還是那樣的爐火純青。他在人權問題上，沒有單指中國。因為他知道，中國政府在不斷強調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人權是我們的內政。他避開了中美之間的其它分歧和爭論，因為他也知道，有些問題（比如台灣問題）他不好談。

　　基辛格到底是基辛格。在他那副黑邊眼鏡後面，你永遠也無法準確地判斷出他思維的“度數”。要不他怎麼會在二十分鐘之內説服以色列停止眼看就要獲勝的阿以戰爭呢？他又怎麼會提出“力量均衡”並預言冷戰將會因其中一方內部的瓦解而告終呢？也正是因為基辛格的這些“功底”，他才敢於在我們的採訪中作出這樣的斷言：中美兩國高層領導人實現互訪只是時間問題，中國在未來十五年中將成為一個重要的工業化國家，鄧小平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

責編：復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