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賓——締造和平的人

央視國際 (2001年11月30日 15:54)

　　聖經上説：被祝福的是和平的締造者，他將成為神的孩子。

　　在我的心目中，已故以色列總理拉賓就是這樣一位偉大的和平締造者。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五日上午，冒着初冬的寒風，我走進了電視台東門。地上到處是已經枯黃了的落葉。片片落葉隨着行人的腳步一起一伏。又是一個冬天要來了。

　　不知為什麼，我心裏忽然出現了一陣莫名的惆悵。兩天前，我剛剛從美國採訪回來。十幾個小時在飛機上的旅途使我非常地疲憊。莫非是時差還沒有倒過來？要不就是美國警察的手銬還令我耿耿於懷？還是這片片枯葉預示着什麼？

　　我心事重重地走進了辦公室。辦公室中間的一台二十一寸電視機前擠滿了人。我心裏納悶：平時上午一般沒人看CNN吶？莫非有什麼事？

　　正在這時，一位編輯看見我進來，衝我大叫了一聲：“水主，出事了！”

　　我一愣：“出什麼事了？”

　　“拉賓遇刺！”

　　“拉賓遇刺？！死了嗎？”我本能地問道。

　　“死了。”

　　我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眼睛瞪得溜圓。

　　瞬間，我眼前似乎又出現了剛才的那一片片落葉。

　　就在幾個小時前，也就是以色列當地時間十一月四日晚上十點左右，拉賓總理在特拉維夫一個和平集會上發表講演，在結束講演之後準備離開時，一名二十七歲的猶太大學生向他開了一槍，打中了拉賓的背部和腹部。拉賓立刻被送到特拉維夫的一家醫院。一個小時後，拉賓在手術臺上停止了呼吸，時間是十一月四日晚十一點十一分。

　　這是一件重大突發事件。我和製片人、“蓋導”以及在場的幾位編輯緊急商量後，決定立即動手，製作一期特快反應式節目在當天晚上的《焦點訪談》欄目中播出。大家迅速做了分工，“蓋導”和製片人負責總體把握和協調，幾位編輯記者分頭出動，有的收錄國外電視臺最新動態的畫面資料，有的蒐集整理歷史資料，有的去採訪外交部和有關中東問題專家。我的任務是和“蓋導”一起制定這期節目的總體結構，並調閱這一事件的相關報道，根據各個板塊的採訪內容寫出演播室的主持詞，並準備隨時錄像。

　　我立即打通了新華社國際部值班室的電話。半個小時後，我從傳真機上收到了新華社發來了幾十頁文字材料，其中包括許多外電有關拉賓遇刺時的詳細描寫。看著這一頁頁佈滿了“拉賓”字樣的報道，我的心一陣緊似一陣。

　　十一月四日晚，在特拉維夫市政廳外的國王廣場上，以色列政府和一些民間和平組織舉行了一個規模盛大的和平集會，有十萬人參加了這個集會。集會的氣氛十分活躍，人們載歌載舞。一些以色列青年人甚至還把迪斯科樂隊帶到了集會上。集會進行到一半，拉賓總理出現在了會場。在眾多支持者的歡呼聲中，拉賓走上了設在市政廳門外臺階上的主席臺。他從西服口袋裏掏出事先準備好的講稿，戴上眼鏡，向集會的人群發表了一篇充滿感情的講話。講演完畢，拉賓收起講稿，將它放回西服裏面的口袋。他走下講臺，順着市政廳的臺階一步一步走向早已在台下等候的轎車。這時，突然傳來兩聲槍響，拉賓身子一蜷，雙手捂着肚子。緊接着，又是兩聲槍響。拉賓像是被什麼東西擊打了一下，順着槍聲倒在了臺階上。幾十名警衛和拉賓身邊的工作人員蜂擁而上，將拉賓團團圍住。拉賓迅速被放在了一個擔架上，他的胸前鮮血染成了一片。這時，拉賓已經昏迷不醒，沒有脈搏，也測不出血壓。

　　拉賓被送進醫院之後，有幾百人趕到醫院外等候他的消息。當拉賓的高級助手艾坦哈貝爾宣佈拉賓總理已經去世時，人們悲痛欲絕。許多人點燃了蠟燭和打火機，以示心中的哀思。一個多小時前還是一片歡騰的海洋的國王廣場上，也亮起了數千盞燭光，人們眼裏含着淚水靜靜地坐在地上，久久不肯離去……

　　讀着這一幕幕催人淚下的報道，我遲遲無法下筆。眼前不斷閃現出兩年前在北京見到拉賓時的情景。

　　一九九三年十月，拉賓總理作為中以建交之後第一位訪問中國的以色列領導人來到了北京。一個月前，拉賓總理親赴華盛頓，代表以色列政府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執委會主席阿拉法特簽署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巴以和平條約。

　　十月十三日上午，我們在釣魚臺賓館十八號樓見到了拉賓。作為採訪地點的十八號樓一層的那間大會客室，朝陽的一面是落地玻璃窗。透過玻璃，外面是釣魚臺特有的亭臺樓榭，小橋流水。我們選擇了兩把藤條編制的扶手椅，放在了會客室的一角。為拉賓準備了那一把椅子的背景正是那很有中國味兒的庭院景色。

　　大約上午十點，拉賓走進了會客室，我迎了上前去，和他握手，並把事先準備好的名片遞給了他，那時我們的名片沒有印上英文，我便開玩笑地對拉賓説：“很抱歉，這上面只有中文，不過，假如您想要找我們是很容易的，不像我們找您那麼難。”

　　拉賓臉上毫無表情，似乎根本就沒有聽到我的話。

　　拉賓不喜歡和新聞界打交道已經是有了名的。他很少接受採訪，即使接受了，也從不多説一句話。他回答問題總是面無表情，而且喜歡用很短的句子，説完就走。

　　有一次，有一位西方女記者在一家飯店門口攔住了拉賓。那位女記者也許太想表現自己了，她滔滔不絕先向拉賓進了一大通背景，至少有七八句，拉賓聽得極不耐煩。最後，那位記者開始甩出自己精心設計的問題。

　　她剛開始説：那麼為什麼……的時候，早已不耐煩的拉賓對着女記者只説了一個字“YES”，便一轉身揚長而去。

　　那位記者感到自尊心受到極大傷害，她對着拉賓大喊起來：“你不能這樣對我，我還沒問完吶！”

　　拉賓頭也不回地説：“可是我已經回答了您的問題。”

　　採訪拉賓前，我對他的這些“惡習”早已有所耳聞，而且，我和“蓋導”也做了充分的準備。當拉賓對我的玩笑不予理睬時，我並沒有像那位女記者一樣大喊大叫。我請他坐下來，待錄音師為他別上話筒後，我從容地問他：“總理先生，一千多年前，一些猶太商人和拉比（猶太教士）帶着商品和在羊皮上寫成的聖經卷宗來到了中國的黃河岸邊。從那時算起，猶太人民和中華民族有了第一次良好的交往。今天，您作為第一位猶太國家的領導人又一次來到中國，您給我們帶來了什麼？”

　　拉賓看著我，那眼神裏既有驚愕又有一份欣喜。他沒有想到一位中國記者會問他這樣的問題。

　　這也難怪，因為拉賓無法知道，我有一個“搭檔”，他曾經用幾年的時間學習並研究以色列，對希伯萊文化和猶太歷史如果算不上瞭如指掌，也可以算如數家珍。在採訪拉賓之前，“蓋導”告訴我，猶太人在北宋年間就已經到過中國。

　　“就用這個信息攻擊他。我就不相信他不配合？！”“蓋導”把握十足地説。

　　果然，拉賓的臉上奇蹟般地出現了慈祥的微笑，他説，猶太人民和中國人民的確有着歷史悠久的友誼，雖然我們相隔千山萬水，但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我們都是勤勞、勇敢、智慧的民族。

　　拉賓不停地説着。他説的是那樣的真誠，那樣的愉快。

　　事後，在我們回放這段錄像時才發現，這一個問題，拉賓就回答了七分鐘！

　　採訪完畢，當時陪同拉賓訪華的助手艾坦哈貝爾對我説，拉賓先生從來沒有對記者説過這麼多話。

　　現在，手裏握着一桿筆，面前的稿紙上一個字也沒有，腦海裏翻滾着的卻全是兩年前的那次採訪。

　　我想起了拉賓的樣子，他那稀疏的白髮，他那低沉而又渾厚的聲音，他那難得一見而又慈祥的笑容。在那次採訪中，拉賓還告訴我，他準備和所有的阿拉伯國家實現和平。他甚至可以考慮讓巴基斯坦人在以色列的旁邊建立自己的國家。他還告訴我，他馬上準備和敘利亞談判。那一天，也許是釣魚臺祥和明媚的景色觸發了他的思緒，七十一歲的拉賓説：

　　“我曾經參加過與阿拉伯人的戰爭，我也下令殺過阿拉伯人。但是，我現在決定選擇和解的方式，迅速和平。我們都太累了，我們需要和平與安定。我已經七十多歲了，我不希望我的孫子像我一樣去流血，去死亡。”

　　一九二二年三月一日，拉賓出生在英國委任統治下的耶路撒冷市。拉賓的父母都是在以色列建國前就移居到巴基斯坦俄國猶太移民。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拉賓正在巴勒斯坦北部的一所農業學校讀書。德國法西斯屠殺歐洲猶太人的暴行牽動了拉賓的心，也打破了拉賓當一名農業專家的夢想。一九四一年，拉賓畢業後選擇了從軍的道路。二十三年後，他晉陞為以色列國防軍總參謀長。在一九六七年爆發的第三次中東戰爭中，拉賓指揮以色列軍隊頂住了阿拉伯聯軍的進攻，並最後反敗為勝。在那次戰爭中，以色列軍隊從敘利亞手中奪取了戈蘭高地。以色列軍隊還佔領了加沙地帶以及包括耶路撒冷在內的約旦河西岸。從那以後，拉賓被以色列人公認為是一名驍勇善戰的英雄。一九七四天，拉賓當選為以色列工黨領導人，並第一次擔任以色列總理。一九九二年，就在中東和平進程處在關鍵的時刻，拉賓梅開二度，再一次出任總理。

　　此時，拉賓已經七十歲。也許是厭倦了阿以民族對立的戰爭與屠殺，也許是由於人到暮年，良心的呼喚所産生出的巨大勇氣，拉賓選擇了民族和解的道路。一九九三年九月，他和阿拉法特簽署了巴以和平條約。八個月後，他和阿拉法特簽署了關於巴勒斯坦先行自治的最後協議。一九九四年十月，拉賓又和約旦國王侯賽因簽署了兩國間有史以來第一個和平條約。拉賓的這一系列勇敢的舉動為他贏得了全世界的讚譽，他被稱為是“和平的締造者”。一九九四年，拉賓和以色列外長佩雷斯以及阿拉法特共同獲得了諾貝爾獎和平獎。然而，拉賓的舉動也引起了以色列國內反對和平的激進和極端勢力的反對。他們認為拉賓是叛徒，他背叛了猶太人。此時的拉賓並沒有意識到危險已經來臨。他走得太急，根本顧不上左顧右盼。他正準備推倒中東和平的下一張多米諾骨牌——與敘利亞實現和平。

　　已近中午，“蓋導”在一旁催促我抓緊寫詞。這時，編輯胡陽懷裏抱着一摞磁帶進了辦公室。

　　“全是關於拉賓的！各國領導人都在發表講話。阿拉法特和侯賽因都説了。”他一邊説着，一邊把錄像帶往桌子上使勁地一放。

　　“都説什麼了？”我問。

　　出於新聞記者的敏感，我特別關心阿拉法特和侯賽因在拉賓死後説了什麼。也許是因為他們和拉賓的交往較多，感觸會更深。也許是因為在我看來，沒有拉賓，阿拉法特就不會在一年前英雄般地回到加沙，沒有拉賓，也不會有約旦人盼望已久的和平條約。

　　我看了資料。阿拉法特説，對拉賓的刺殺是一起“對以色列一位偉大的和平締造者的可怕罪行”。約旦國王侯賽因説，拉賓是一位偉大的和平戰士，是中東和平的“獻身者”。他説，中東和平就是拉賓留下的“遺教”。

　　“中東和平就是拉賓留下的遺教”。這話很準確。

　　一年前，以色列和約旦在約旦河谷中的一塊空地上舉行了約以和平條約的簽字儀式。那一天，我和“蓋導”奮戰一夜，製作了一期《焦點訪談》——“和平使沙漠變綠洲”。在那一天的簽字儀式上，侯賽因國王和拉賓分別代表兩個國家發表了講話。在我們的節目裏，我們也有意翻譯並選編了兩人各自的一段話。和以往一樣，翻譯的工作由我來做。我蒐集了拉賓的全篇講話，發現他的講話真摯而感人，語言裏充滿着通俗的人情，又是那樣地富有哲理。我選擇了其中的一段，並將它小心翼翼地翻譯成中文。

　　節目播出前的那天下午，我請了《東方時空》欄目組裏嗓音最純正的記者張恒為拉賓的這段話配音。那天在編輯間裏，聚集了很多《東方時空》的同事。當配音開始的時候，大家屏住呼吸，一邊看著電視監視器上拉賓講話的畫面，一邊靜靜地聽着中文的配音。隨着一句句話語，漸漸地我聽見周圍有輕輕的抽泣聲。我忍不住如此“感染”，眼淚順着面頰流了下來。

　　直到今天，我還能一字不差地背誦出那天在空曠的沙漠中傳出的那低沉而動人的聲音：

　　“今天早晨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早晨。對於一個剛剛生下孩子的以色列母親來講，這是祝福的一天；對於一個剛剛生下孩子的約旦母親來講，這是祝福的一天。今天在這裡誕生的和平給了我們所有的人一個希望，這就是：但願在今天出生的我們的孩子們不再面對死亡，而他們的母親也永遠不再憂傷！”

　　製作拉賓遇刺身亡節目的工作按照“蓋導”的部署在緊張地進行着。所有相關圖象資料已經編輯完全，各類記者組也已經滿載而歸。我也在不斷對拉賓回憶中寫完了主持詞。

　　下午四點，我和“蓋導”進入《焦點訪談》的演播室，準備錄製這期節目的最後一道工序——主持人串聯詞。按照我和“蓋導”事先設計的方案，我在節目的開始言簡意賅地報道了拉賓遇刺的消息。接着，我們描述了拉賓遇刺的詳細情況以及以色列國內的反應。在這之後，我們介紹了拉賓其人及其功績。然後，我們又報道了拉賓遇刺後國際社會的反應。其中包括阿拉法特、侯賽因的講話。我們還臨時加入了中國政府對拉賓遇刺的態度。最後，我們採訪了兩位專家，請他們分析拉賓遇刺後的影響。

　　進行到節目該結束的時候，我們突然遇到了難題。“蓋導”認為我寫好的一段結束語不夠理想，不夠“煽情”。正在我們苦思冥想如何尋找“煽情點”的時候，胡陽忽然提醒了一句，錄製的圖象資料裏有一段拉賓在遇刺前幾分鐘集會上講演的實況。

　　我和“蓋導”眼睛一亮，“就是它了，拉賓的遺言！”於是，我們這樣設計了節目的收尾：

　　主持人：“拉賓中彈倒地的時候，鮮血浸透了身上裝着的講演稿。在這裡我們請大家一起來聽一聽拉賓在中彈前，面對十萬集會聽眾所留下的遺言。這段話不僅僅可以作為拉賓這位和平締造者的見證和定論，同時這段話也可以作為所有愛好和平的以色列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心聲。”

　　拉賓的現場同聲加中文配譯：“今天，我們大家在這裡參加這樣一個和平集會，這個事實本身就是證明了人民需要和平，反對暴力。二十七年來，我作為一名軍人參加過無數次戰鬥，當時我覺得別無選擇。但是今天，我相信我們有了和平的希望和機會。我們絕不能放棄這個機會。我們堅信和平必不可少，和平必將到來。”

　　“蓋導”給那期《焦點訪談》起了一個名字：《為了必將到來的和平》。

　　説心裏話，我更喜歡《拉賓——偉大的和平締造者》。因為説拉賓是和平的締造者一點也不誇張。由於拉賓的努力，數以萬計的中東的兒童將遠離戰爭。在他們長大成人的時候，他們將快樂地生活在一塊在他們懂事之前就已經將仇恨深深地埋葬了的土地上。而將這仇恨埋葬了的人就是一個名叫拉賓的人。

　　説拉賓偉大，有史為證。一個年逾古稀的老人，為何以行動來否定自己的年輕時的輝煌？因為他偉大。一個為生存而鏖戰過的戰士，為何能擦乾血跡為和平而奔走呼號？因為他偉大。一個孤獨的人，為何敢於在黑夜里昂首闊步？因此他偉大。

　　一片片落葉在寒風裏自由地飄蕩。此時我真希望拉賓還能聽見“聖經”裏的那句話：

　　“被祝福的是和平的締造者，他將成為神的孩子。”

責編：復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