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聯合國秘書長對話

央視國際 (2001年11月30日 15:53)

　　“與聯合國秘書長對話”。

　　這話聽上去是不是有一點刺耳？可能。特別是像我這樣一個尚未兩鬢斑白的記者似乎不應該去和一位學識淵博的聯合國秘書長對話。

　　當我專訪聯合國秘書長加利的那一期《焦點訪談》以這個題目播出以後，我確實聽到了這樣的非議。有一位對電視主持人格外關注的記者在南方一家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對水均益與聯合國秘書長對話有感而發，文章言詞辛辣，觀點新奇，用通俗的詞句翻譯過來就是，這個中央電視臺的主持人忘記了自己涉世未深，因為他居然自認為有資格和加利“對話”，顯然是炫耀自己。

　　説實話，最初別人給我看這篇文章的時候，我並不想太往心裏去。節目已經播出，好壞自由觀眾評説。然而，沒過多久，《中國青年報》的一位記者在採訪我時又提到了那篇文章，並問我是否同意那位記者的説法。看來，不論好壞，其影響還很廣泛。

　　事後，我時常捫心自問：我以自己十年前曾經採訪過加利來設計其中的一個提問是否確有炫耀自己的成分？我把自己放在和聯合國秘書長平等對話的位置是否有不妥之處？

　　在蘭州老家的父親一番話讓我感到自己對這兩個問題的想法並非自我開脫：“雖然説，你只是一個人面對着加利在“對話”，但是，別忘了，你是一名記者，你真正代表的是幾億中國電視觀眾。這麼多中國觀眾和聯合國秘書長來一番對話應該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只有在加利感到你是將他作為一個平等的人來對話，你的採訪才可能成功。至於説，你用十年前採訪過加利作為一個問題的背景，這屬於記者提問的技巧。只要這個信息是真正為你的問題服務的，觀眾就不會感到難受。”

　　總體來説，我對加利秘書長的採訪是成功的，那期《與聯合國秘書長對話》的節目也得到了相當多的好評。按《中國電視報》上一篇文章的説法，這期節目是“一次絕妙的名人採訪”。我之所以接受這種可以算是讚揚的評價，是因為它産生的是一種討論，一種比較，一種讓閱讀者思考的分析，而不是別的什麼東西。

　　回想起來，那次採訪如果真的有什麼“絕妙”之處，那麼不僅僅在於它産生了一期好節目，而且它讓我體會了加利的“絕妙”。

　　通過採訪，我發現，與其説加利是一位政治家，倒不如稱他是一位心地善良、直率的老爺爺來得更為貼切。

　　採訪加利的時間定在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地點還是那個老地方，那個被我和我們國際記者組的同事們戲稱為“半個家”的釣魚臺國賓館十八號樓。和我合作的女編導李群英在採訪前幾天，給了我一厚摞有關加利的資料，我統統抱回了家。要讓這次專訪“出彩”，與眾不同，基本訣竅還是對背景信息的掌握多多益善。

　　還有兩三天就要見加利了，在和幾位新華社的老朋友聚會時，我鄭重地請各位出主意：“過幾天我要採訪加利，我總覺得現有的方案形式呆板，這形式可能會影響發揮的！對我是這樣，對加利也一樣。請哥兒們發揮點想象力，出出主意！”

　　大家一片七嘴八舌。

　　有的説，請加利到電視臺的演播室接受採訪，我説試過了，加利不同意。

　　有的説，那就把問題設計得刁鑽一點，讓加利難堪。我説這也不合適。因為人家又不是美國總統或者日本首相，老和咱中國鬧彆扭，加利對中國十分友好，聯合國也沒有跟中國過不去。

　　有一個同事説，請一批觀眾跟我們一起到釣魚臺採訪加利。話音未落，大家一致搖頭。釣魚臺又不是一般的地方，哪能隨便什麼人都讓進。

　　這時，和我同一年進新華社的國內部記者秦傑開了口：“不如提前先採訪一些觀眾，請他們向加利提問，然後在你採訪的時候現場轉達給加利，讓他回答，這樣就可以形成一種很好地對話局面。讓聯合國秘書長和中國老百姓來一次電視對話，這主意怎麼樣？”秦傑把手裏的煙頭往面前的煙灰缸裏使勁擰滅，臉上顯得很得意。

　　一個“與眾不同”的採訪聯合國秘書長的方案就這樣在我和幾位“老哥兒們”的神侃中醞釀成型了。

　　第二天，我興致勃勃地衝進辦公室便對大夥兒嚷嚷：“採訪加利我有一個好主意了！”

　　三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在採訪加利的前兩天，我們走上了街頭，實施我們方案的第一步，請普通百姓向聯合國秘書長提問。

　　出乎我的意料，許多觀眾對聯合國以及加利本人似乎都不了解，所以也就談不上能提出什麼問題了。有的人反問我：“加利是誰啊？”“他幹麼的？”“聯合國？聯合國沒什麼作用吧？”

　　我們一行三人一路走，一路採訪過路人。就這樣一直從天安門轉到了北京展覽館附近。我們拍攝到的大部分問題雖然不很理想，但是也有個別問題很出人意料。在外交學院門前我們遇見了一隊小學生，當我問他們知不知道聯合國和聯合國秘書長的時候，他們異口同聲説：“知道！”

　　我問其中一個小女孩：

　　“假如你見到聯合國秘書長，你想不想問他什麼問題？”

　　小女孩想了想，突然眼睛一亮，説：“我想問他：聯合國有多大？您的官兒有多大？”

　　另外一個小男孩在一旁插進來説：“叔叔，我想問他，現在好多國家都在打仗，能不能讓他們別打了？”

　　那天採訪回答的路上，想著這些看似天真的問題，我突然感覺受到了很大的啟發。對於大多數中國觀眾來講，聯合國以及許多國際事物似乎離他們很遙遠。因此，不少人對這些事既不關心，也不太了解。正是因為這樣，我們對加利的採訪就更應該照顧到深入淺出，讓人看了通俗易懂。那些小學生提出的問題不就是很好的切入點嗎？

　　當然，我們還是準備再採訪幾個不同行業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士，以保證我們採訪的全面性和代表性。於是，第二天李群英又帶着攝像去採訪了幾位專家、知識分子和工人。

　　帶着這些事先準備好的問題，二十七日下午，我走進了釣魚臺十八號樓。

　　下午五點半，加利準時走進了十八號樓一層的會客室。加利很清瘦，走路有一點駝背。他身穿一身深色的西服，戴着一副淺茶色的近視眼鏡，看上去並不像一個運籌帷幄的政治家，倒像是一位儒雅含蓄的學者。

　　看見他面帶微笑走的進來，我迎了上去，用我在中東時學到的那幾句阿拉伯語跟他打了聲招呼。

　　聽到我説阿拉伯語，加利很驚訝，他馬上問我：“你會講阿拉伯語？”

　　我趕緊解釋説，就會幾句，是在埃及學的。

　　加利更加吃驚，他問：“你在埃及呆過？什麼時候？”

　　我告訴加利，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我在新華社設在開羅的總分社當記者。我還告訴他，我曾經在十年前在北京採訪過他。在開羅期間，我也去過他的辦公室採訪過他，當時他還是埃及外交國務部部長。我甚至告訴他，我們的記者站是在開羅市的哪個區，哪條街，等等，等等。

　　聽着我飛快地自我介紹，加利臉上的表情漸漸地由驚訝變成了親切。他不住地點頭，偶爾還糾正我對開羅某個街道的發音。那一刻，我們似乎像是兩個多年未見的同鄉，在急不可待地互相講述着家鄉的故事。站在周圍的聯合國官員和我的同事們面面相覷，弄不清楚這其中的奧秘。

　　應該説，利用一切有利的條件迅速地和採訪對象之間形成一種融洽的關係，這本事正是我在埃及時學到的。和我們中國人一樣，埃及人也很重視關係。關係好的，什麼事都好辦。關係不好，就會給你來一句“BUKHLAR”（明天再説）。在埃及採訪時，我經常會在口袋裏裝幾盒清涼油？鑰匙鏈之類的小禮品，一到關鍵時刻，便向相關人員施以小恩小惠，或者跟他們大講中埃兩國友誼等等的美麗言詞。從那以後，我的這些招數可以説是屢試不爽。

　　確信我和秘書長已經達成了一個融洽的談話基礎後，我示意攝像，可以開始了。這時，釣魚臺的一位服務員走過來在加利身邊放上了一杯冒着熱氣的香茶。

　　等服務員走開，我對加利説：“秘書長先生，請允許我告訴您，今天在這裡採訪您的除了我本人以外，還有許許多多關心聯合國，關心您個人的中國人，因為我也帶來了一些我們的觀眾的問題。現在我想先從一位北京的小學生給您的問題開始我們今天的採訪。這個小女孩請我問問您，聯合國有多大？您的官有多大？”

　　加利樂了。他臉上每一個地方似乎都在笑。他首先表示，在回答這個問題前，他要向這位小姑娘説一句話。這時，他突然用中文説：“我們都是老朋友。”

　　在場的人全笑了。

　　（採訪聯合國秘書長加利）

　　笑聲過後，加利接着説：“聯合國就像是一個大家庭。就像這位小姑娘的家有父親母親、兄弟姐妹一樣，聯合國這個大家庭一共也一百八十五個成員。聯合國就是這一百八十五個成員的家。聯合國秘書長的權力並不是很大，他不過是這個大家庭的僕人。他就像一個大管家，負責保護這個家，每天早晨開門、打掃衞生……而且他要努力讓這個家的每一個成員彼此和睦相處如同親兄弟一般。因為這個家裏經常會出現一些爭論，秘書長的作用就好像是個調解人，他的角色是解決爭論，平息爭吵………”

　　加利慢慢地敘説着。他的後面是黃色的墻壁，在他的身邊放着一杯熱茶，茶杯裏冒出的熱氣正在他的臉旁緩緩地升騰。在我看來，此時的畫面就像是冬日壁爐旁的一幅圖畫，一位祖父在向自己的孫女講述一個童話故事。他是那樣地耐心，那樣地循循善誘，那樣地投入。加利真正進入了一個我們為他設定的角色。

　　此時此刻，我無法想象坐在我面前的這個人就是當今聯合國最高行政長官，是一位全球知名的“國際法專家”。他雖然享譽全球，滿腹經綸，但是他卻如此慈愛，如此平等地在對待一位中國首都的小學生。

　　加利出生在埃及一個基督教家庭，他的從政道路可以説是半路出家。一九四九年，加利獲得巴黎大學國際法博士學位。此後許多年裏，他一直潛心業務，著作纍纍。然而，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年過半百的加利卻突然決定棄文從政。加利淵博的知識以及對國際法的精通，很快使他在埃及政壇上顯露了出來。特別是在埃及與以色列和平協議的談判過程中，他以出色的協調本領贏得了人們的讚揚。此後，他先後擔任了埃及外交國務部長，外交部長、副總理兼外長等要職。

　　然而，在埃及政壇上，加利屬於那种先天不足的政治家，他沒有雄厚的政治資本，又不是穆斯林信徒，所以多年來，至少他給人的印像是一個知識型的政客，沒有進入埃及政壇的主流集團。

　　帶着知識分子的儒雅，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加利當選為聯合國秘書長。我敢説，當初，他一語驚人地説出自己“天生就是當聯合國秘書長的材料”的豪言的時候，恐怕更多的是用這種語言進行自我評價。

　　帶着知識分子同樣的熱誠執着，加利雄心勃勃地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方案，發誓要令陳舊的聯合國脫胎換骨。然而很快，加利發現他寸步難行。其中主要的難題就是如何對聯合國的內部機構進行改革以及如何解決聯合國巨大的赤字。加利發現，他根本無法説服美國等國家不交拖欠的會費。幾次努力未果，加利開始公開地攻擊美國拖欠會費。為此，他和美國産生了矛盾，而且矛盾越積越深。這矛盾也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了他在諸如“維和行動”等其它領域的工作。加利被稱為是最有爭議的秘書長。隨着他任期的臨近。美國人似乎已經決議要換掉加利。輿論也在紛紛猜測加利是否會爭取連任。對此，加利似乎也非常敏感。

　　在採訪中，我和加利有這樣一段問答。

　　問：“……等一九九七年您到聯合國的任期將滿，您現在有沒有什麼……”

　　答：“至今為止，我還沒有決定下來。我還有六個月的時間來作出決定，要麼提出連任，要麼對自己説：夠了，夠了，到此為止吧……這還沒有決定下來。”

　　問：“您現在不想透露嗎？”

　　答：“沒有，我還沒有決定。”

　　問：“秘書長先生，我注意到您對這個問題似乎很敏感，因為我剛才還沒有説出“連任”這個詞，您就已經知道我要問您的是什麼了。”

　　答：“這倒不是。因為這將意味着一旦你作出決定爭取連任，就要準備做許多相應的工作，你還必須清楚你的決定是正確的。”

　　説到這裡，我想起一位常年在聯合國工作的中國外交官經常對我説：“加利到底還是一個文人，他不懂政治。”

　　加利的確不太懂政治。其實他早就知道美國人對他不滿意，他也應該知道美國人已經含蓄地警告過他：如果繼續如此這般攻擊美國拖欠會費，將會影響到他的連任。然而，對此加利似乎並不理會。就在他接受我採訪前的幾個月，他還對美國《時代》周刊説自己是一個“超級乞丐”。

　　在我們的採訪中，我又問了加利關於會費的問題，加利的回答顯得無能為力。

　　他説：“現在短期內唯一的辦法，就是允許我借錢。比如向一些國家或者某些銀行借錢。然後，我所做的恐怕就是苦口婆心地説服那些拖欠會費的國家，對他們説：求求你們吧，請你們承擔起你們的義務，繳納會費吧……因為如果沒有經費的話，我們（聯合國）就不得不關門了……”

　　在這以後，我又請加利談了他對聯合國的改革、聯合國目前的處境、聯合國的未來、中國在聯合國的作用等問題的看法。其間，我又借幾位觀眾之口問了諸如如何制止某些大國利用聯合國干涉其它國家的內政、聯合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態度等。

　　在談到台灣試圖拓展“國際空間”，打入聯合國的問題時，加利毫不猶豫地指出，一九四八年的開羅宣言中，就確立了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他説，當時簽字的有中國的蔣介石、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丘吉爾。接着，他又歷數了聯合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決定。比如2758號決議啦、某某年的特別聯大啦、某一項聲明啦，等等。

　　加利的閱歷很深厚，他不僅清楚地掌握聯合國當時的情況，而且對有關歷史也是瞭如指掌。隨着採訪的進行，我漸漸地開始將話題引到加利個人的一些問題上。我問他，頻繁的出訪和繁忙的工作是否對他的家庭生活帶來影響。

　　“很幸運，我沒有孩子，所以，這裡不存在對我的孩子們的影響，但這卻對我和我夫人的關係有一定的影響。”加利説。

　　沒想到加利如此直率。因為事前我們已經了解到加利和他現在的第二任夫人沒有孩子。我原本準備迂迴一下，找機會含蓄地問他這個問題。聽到他如此回答，我趕緊追問，是什麼影響。

　　“我出訪太多的時候，我夫人就會不高興……。她説我工作太忙，對她的關心不夠。”多麼坦率的回答。在我採訪的眾多政治家中很少有人在談到個人生活時像加利這樣開誠布公。

　　我決定繼續這個話題。

　　“我注意到您剛才説到沒有孩子時，您用的詞是‘很幸運’，我是否可以理解您的意思是説，你更喜歡一個沒有孩子的小家庭，而不是一個像許多中國人所注重的那種子孫滿堂的大家庭呢？”我追問道。

　　“不是的。因為如果你沒有孩子的話，那麼全世界的孩子們不就都成了你的孩子了嗎？”加利這次沒有像回答前幾個問題時那樣直率，但是這個回答實在是太巧妙了。

　　採訪進行到這時，我感到應該收尾了。在此之前，我已經幾次看到加利的新聞官跑到我的斜對面指着手腕上的表，示意我已經超時了。我拿出了最後一個問題，一個精心設計的“重磅炸彈”：

　　“秘書長先生，十年前，您作為埃及外交國務部部長訪華時，我曾經採訪了您，當時也是在釣魚臺。那時的話題是如何結束冷戰，我記得您當時描繪了一個冷戰一旦結束後的更加美麗的世界。十年後的今天，冷戰的確結束了。然而，我們現在看到的世界似乎並沒有像您當時預言的那樣樂觀，到處是地區戰爭、衝突、貧困，等等。您當時是否過於樂觀了呢？您認為我們如何才能制止目前的眾多戰爭和衝突，就像一個中國小男孩問您的那樣：能不能讓那些國家別打了呢？”

　　加利認真地聽完了我的問題，然後，他長噓了一口氣説，其實當時人們也想到了冷戰一旦結束世界可能會出現的新的混亂。他説，現在的任務就是要找到處理後世界事務的新規則，這就需要時間，也需要有一個更強有力的聯合國。

　　“現在的問題在於，許多的成員國關心的是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內政，而不太關心國際事物……當他們更關心國際事物，更關心聯合國的時候，他們就會給聯合國更多的支持、更多的錢，我們也會有更多的和平和發展。”

　　加利太坦率了。

　　説來説去，還是他那個聯合國，還是那個要命的“錢”字。然而，後來我一直在慶幸，幸虧有了加利的這份直白，才有了這次專訪的精彩，雖然我也感覺到，加利的直率也許對他作為一名政治家並不是一件好事。

　　採訪結束了。

　　我站起身正準備向他道謝，這時，加利似乎忽然想起了什麼：“我要問你一個問題：你問了我好多問題，一會兒是一個小女孩的問題，一會兒是一個老人的問題，一會兒又是一個小男孩的問題，可是你的問題在那兒呢？

　　我笑着回答説，我把我的問題都藏在了這些人的問題中間了。

　　加利也笑了，他詼諧地説：

　　“那好，下一次我會把我的回答也藏起來。”

　　六個月後，我從新聞裏得知加利沒有能連任聯合國秘書長。後面，又聽説，他要帶着夫人周游列國，然後回家潛心寫作。再後來，漸漸地就聽不到他的消息了。

責編：復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