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的哈瓦那

央視國際 (2001年11月30日 15:53)

　　一九九六年新年剛過，我在眾多觀眾來信中看到了一封發自瀋陽的信。從信封上的郵戳看，北京郵局蓋的收信日期是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我想起十二月十三日那一天正好是我從北京出發前往波黑採訪的日期。從那時起，帶領着中央電視臺一個五人報道組輾轉克羅地亞首都薩格勒布，然後乘坐聯合國運輸機飛往波黑首府薩拉熱窩。我們報道組在冰天雪地裏採訪了近半個月，直到新年前的一天我從回到北京。

　　這封信在我的桌上已經擱下快整整一個月了，我趕緊打開信。信裏這樣寫着：

　　尊敬的主持人水均益同志：

　　十二月二日晚，我正在家中吃飯，另一個房間裏我的小孩打開了電視，我聽見電視上有一個聲音在説話，好像是關於古巴的事情。後來，我隱隱約約聽到兩個人在對話，説古巴的生産什麼的。聽着聽着，忽然聽到電視裏有人唱歌，歌聲是那樣的熟悉，那樣的親切。我急忙衝進了那個房間，我看見當時您正和卡斯特羅主席站在一起，在唱着《美麗的哈瓦那》。緊接着你們的歌聲變成了悠揚的鋼琴聲……

　　《美麗的哈瓦那》！一個多麼令我激動的名字啊！我聽着這音樂，看著電視上卡斯特羅的樣子。水均益同志，不怕您笑話，當時我已經老淚縱橫啦！我就是這首歌曲的作者之一啊！

　　寫信的是瀋陽的一位老音樂工作者。他是《美麗的哈瓦那》這首歌曲的三個作者之一。他在來信中提到的那期節目是在去波黑之前對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的專訪。在節目的結尾部分，和編輯當時以中國和古巴兩國友好的歷史畫面為背景，刻意用《美麗的哈瓦那》這首曲子的音樂來烘托氣氛。

　　這位老同志説，那段音樂讓他想起了很多，想起了五六十年代那段美好的時光。也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因為這首歌曲，他們幾個作者所遭受的冤屈。他説，三個作者中的另外兩個人已經含冤離開了人世，他現在是唯一活着的作者。

　　“好多年以來，我一直沒有聽到過這首歌曲，許多地方已經找不到這首歌的譜子了。我原以為再也聽不到這首歌了，沒想到，您們《焦點訪談》讓它復活了。”老同志在來信中説。

　　看到這封信，我心裏很複雜。本來，採訪卡斯特羅是一次新聞性很強的專訪。卡斯特羅作為一名共産主義世界的風雲人物，在他執政的三十六年後第一次訪問中國，這就已經很是一件新聞了。再加上冷戰之後，當時的古巴正面臨着嚴峻的挑戰。這一點也引起了許多人的關注。然而，讓我沒有想到的是，我對這位古巴領導人的專訪卻讓人想起了許許多多發生在昨天的故事，其中當然也包括這首《美麗的哈瓦那》。

　　與以往採訪外國著名政要有所不同，專訪卡斯特羅我們幾乎沒有在採訪的聯絡工作上遇到多大困難。在卡斯特羅抵達中國的前一個月，古巴駐中國大使館就主動同我們《焦點訪談》聯絡，希望在卡斯特羅主席訪問中國期間能安排一次我們對他的電視專訪。據大使館的官員説，他們主動找我們的原因有兩點。一是，中國和古巴的友誼；二是，不久前在聯合國五十周年的慶祝活動期間，他們注意到我曾經在紐約採訪過卡斯特羅。據説卡斯特羅主席本人對那次採訪非常滿意。

　　回想起來，那次採訪還真是一次愉快的見面。一九九五年十月，聯合國在紐約總部舉行慶祝聯合國成立五十周年的特別聯大。聯合國一百八十多個成員國的大部分國家領導人全都親自出席，這其中也包括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以及卡斯特羅。許多國家元首也利用這次特別聯大搞起了雙邊會見。那次在紐約，江主席也利用會議

　　間會見了美國總統、日本首相、墨西哥總統等國家領導人。

　　江主席與卡斯特羅的會晤安排在紐約曼哈頓的化學銀行大廈內。那天，我們利用江主席隨行記者的特殊身份躲過美國安全人員的盤問，很輕鬆地“混”進了化學銀行。在兩國元首會見的房間外，我見到了當時負責江主席在美活動的新聞官、外交部的楊秀萍女士。她當時是中國駐美國使館的外交官。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楊秀萍。從這一次開始，我們建立了良好的關係，我也漸漸地親熱地稱她為“楊姐”。一九九八年七月在上海能夠專訪克林頓有楊姐不可磨滅的功勳。

　　我對楊秀萍説，我希望在江主席和卡斯特羅會見結束後採訪卡斯特羅。楊秀萍人很爽快，她當時答應幫我去和古巴方面商量。不一會兒，她回來告訴我，古巴方面表示沒有意見，只是卡斯特羅接下來還有活動，沒有太多時間同我們在一起，他們希望採訪簡短一點。於是，我和攝像記者站在會見室通往電梯口的過道裏，等待會見結束後對卡斯特羅進行即興的採訪。

　　大約半個小時後，會見室的門打開了，卡斯特羅走了出來。

　　那天，卡斯特羅少有地穿着一身西服。當他走近我們的時候，我上前半步，用英文對他説：“主席先生，我們是中國中央電視臺的記者，希望您能回答我們一個問題。”

　　這位遊擊戰士出身的老革命看來不懂英文，聽到我的話，顯出一些詫異。

　　這時，卡斯特羅身邊的一位女翻譯急忙湊了過來。當得知我是中國記者的時候，卡斯特羅臉上馬上露出了笑容。他滿臉的絡腮鬍須是孔雀開屏一般張開來。他用西班牙語連説了幾聲“好嘛，好嘛，好嘛”，同時他的一隻手已經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卡斯特羅身材很高大，大約有一米八以上。當時的感覺是，在他的懷裏我就像一隻小鳥。我有一點不自在，幾次試圖輕輕地掙脫。無奈，卡斯特羅用力摟着我，絲毫沒有松開的意思。

　　就這樣，我們進行了一次“親密”的談話。通過翻譯，卡斯特羅回答了我的問題，還告訴我，他急切地期待着不久將要對中國進行的正式訪問。後來，我們把這段採訪鏡頭用在了報道聯合國慶祝五十周年的《焦點訪談》——《聯合國風雨五十年》的中間。

　　這就是我對卡斯特羅的第一次採訪。那次採訪前後總共只有幾分鐘。很快我就記不清當時採訪的具體內容。唯一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卡斯特羅摟着我的那副情景——親密、友好，還也那讓人無法輕易掙脫有力的臂膀。

　　我們向古巴使館提出了一個要求：請卡斯特羅到中央電視臺演播室接受採訪。

　　《東方時空》、《焦點訪談》有一個口號：追求前衛。意思是我們的節目要走在電視新聞的最前列。也許正是基於這樣一個共識，我們欄目的每一個編導都很重視節目的創新。每一期節目都要挖空心思想出一些出奇的主意。對於我們國際記者組來説這種創新的壓力就更大。

　　在此之前，我們已經專訪了基辛格、阿拉法特、拉賓、德國總理科爾等一些世界級的“大腕”。而每一次這樣的專訪，我們都會設法在採訪製作上出新意，讓節目既有品位又生動好看，避免流於俗套。以前的專訪都是在這些外國領導人下榻的地方採訪（多半是在釣魚臺國賓館）。我們一直想變個花樣，讓每一位總統走近我們《焦點訪談》的演播室接受採訪。但是，做到這一點非常困難，取決於許多因素，當然安全保衛常常是最大的障礙。

　　在得到請卡斯特羅去中央電視臺演播室接受採訪的要求後，古巴使館一口應承了下來。我們並沒有抱過大的期望。因為我們試圖在這種方式上“前衛”過多次。果然古巴人後來婉轉地通知我們，主席不能來電視臺，採訪地點只能是釣魚臺國賓館。

　　在中央電視臺演播室採訪元首級的對象至今仍是我尚未實現的願望。

　　無法在採訪地點上出新意，還有沒有其他突破點呢？

　　在有關卡斯特羅、古巴以及中古兩國關係的大量資料中，一個很有價值的細節引起我們的注意。五六十年代中古兩國友好時期，一批歌頌古巴革命、歌頌兩國友誼的歌曲在我國非常流行，例如《美麗的哈瓦那》。如果能把這個曲子用在我們節目中的某個地方，效果一定不錯。

　　於是，編輯和製片分頭尋找這首歌的錄音和磁帶。他們找到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視、新聞電影製片廠以及中央電視臺的資料室，翻遍了那裏的所有檔案，結果卻一無所獲。不知是由於歲月的流失還是十年動亂的浩劫，《美麗的哈瓦那》這首歌居然已經失蹤了。

　　十一月三十日，也就是採訪卡斯特羅的前一天，編輯把這首歌已失傳這一“不幸的結果”告訴了我。

　　當聽到《美麗的哈瓦那》這個名字的時候，我心裏為之一動，多好的素材。我隱約記起了小時候聽父親和哥哥哼唱這首歌時的歌詞：“美麗的哈瓦那，那裏有我的家，明媚的陽光，照耀在身上……”，我想起了咖啡色的古巴蔗糖、父親抽屜裏那一支永遠也捨不得享用的古巴雪茄，我也想起了一個月前在紐約卡斯特羅的那只有力的手臂。那些昨天的故事，配上對卡斯特羅這個共産主義戰士的採訪一定會有一種奇特的效果

　　“不行，一定要想辦法找到這首歌，我就不信全北京就找不到它！”我先找到了中央音樂學院，然後又找到了中國音樂學院，都沒有這首歌的錄音。努力了一上午，還是一點結果也沒有。

　　我對記者組的幾位年紀稍大一點的同事説，要不咱們找個錄音機把這個歌唱一遍，錄下來。大家搖頭。因為年代久遠，歌詞都已經記不清了。這時，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我一拍大腿説：“有啦，有歌譜啊！”

　　我想起了中國音樂學院告訴我説他們有一個老師家裏還能找到這首歌的歌譜。我趕緊給音樂學院的老師打電話，請他找到了歌譜，就在給這位老師打電話的時候，我想到了一個主意：請一位鋼琴老師，按照譜子把曲子演奏出來。

　　經過一番緊張的安排，當天下午，我和一位音樂學院的鋼琴老師來到電視臺的錄音室裏，那裏正在錄製春節晚會的音樂。我向錄音師説明了情況。很快鋼琴老師被請進了錄音棚。鋼琴老師是一位年輕的姑娘，所以，她也是第一次看到這個譜子。她在錄音棚裏面熟悉了幾遍之後，開始彈奏了起來。

　　“美麗的哈瓦那，那裏有我的家……”隨着琴聲，錄音師的腦袋有節奏地晃動着。他回頭對我説：“真美啊！好多年沒有聽到這首歌了。”四十歲初頭的錄音師沉浸在回憶之中，“這下它又復活了。”

　　送走了鋼琴老師，我手裏拿着錄好的磁帶，得意洋洋地走進了辦公室。這時，我心裏早已萌發了第二天採訪卡斯特羅時的一個“小聰明”。

　　當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一日卡斯特羅走進了釣魚臺十八號樓的那間會客室的時候，他又穿上了幾十年來人們常看到的那一身綠色的軍裝，腳上是一雙高腰皮靴。

　　我的採訪就即興從他的這副裝束開始：“主席先生，剛才您走進來的時候，我注意到您一身漂亮的綠軍裝。多少年來，您一直保持着軍人的裝束，但是最近一段時間，我們發現您在重大的國際場合越來越多地換上了西裝。這種服裝上的變化是否有什麼具體的含義呢？”

　　這個看似非常生活化的問題其實有一個深層的背景。

　　自從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以後，古巴面臨着嚴峻的挑戰。許多西方分析家把目光瞄向了古巴。他們認為隨着國際大形勢的改變，古巴將不得不放棄社會主義道路。一些西方輿論把卡斯特羅形容成“共産主義的最後一位守墓人”、一個“昨天的故事”。正是基於這一點，卡斯特羅的一舉一動都倍受關注。當卡斯特羅身穿西服出席聯合國大會以後，許多輿論便據此判斷説，卡斯特羅是在發出信號，他將向西方靠攏。

　　卡斯特羅當然明白了我的意思。他搖搖頭，説道：

　　“我穿軍裝沒有什麼特殊含義。那還是在一次很早以前召開的拉丁美洲首腦會議上。會議要求與會者都要穿襯衫，可我沒有襯衫，我就穿上了這身軍裝。，一看挺精神，後面就在也沒有換過別樣的服裝。前不久，有幾位朋友建議我做一件西裝，我就答應了。做好了一試，還不錯。在一些首腦會議上，比如巴裏羅切拉丁美洲首腦會議，還有我去烏拉圭訪問，去紐約……我就是穿西服去的，免得別人説我只是一個戰士之類的閒話。但是，我一定要穿着軍裝來中國訪問，並會見中國的領導人。”

　　也許是因為這是他第一次訪問中國，卡斯特羅整個採訪中總是不斷地提到中國，幾乎每一個問題都要把古巴和中國聯絡在一起。我問他古巴是否要進行經濟改革？卡斯特羅回答，他不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熱心擁護者，古巴要進行有益於國家經濟發展的改革和開放，但是在社會主義的原則範圍內，“就像你們中國人目前所做的那樣”。他還説古巴面對嚴峻的經濟形勢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許多措施和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所採取的措施及其相似”。當談到他如何看待冷戰後的國際新形勢的時候，卡斯特羅認為冷戰僅僅是部分地結束了，人類離實現全球化和平還有相當長的距離。

　　“我們所希望的和平是一個正義的國際新秩序中的和平，尊重各國的獨立和主權，為反對武裝競賽而戰鬥，為裁減核軍備而戰鬥，我指的是所有國家，尤其是那些擁有大量核武器的大國。”説到這裡，卡斯特羅忽然像是想起了中國，他好像意識到他的話可能有什麼紕漏，於是趕緊補充説：

　　“我不是指中國，中國在核武器方面的裝備水平僅僅作為自衛，所以不能説中國是一個核大國。”

　　卡斯特羅確實很重視中國，也很喜歡中國。專訪前的上午，他去了長城。在長城上卡斯特羅流連忘返。他眼睛直勾勾地看著長城內外的景色，長時間一動也不動。我們的攝像拍攝下了這一鏡頭。回來後，攝像感慨地説：“我覺得卡斯特羅都快要哭了！”

　　採訪中卡斯特羅對我説：“一九九三年我受到邀請後，我曾希望儘早實現訪華。無奈，在美國人的鼻子底下，我們遭到了封鎖。在那種特殊的時刻，我肩負重任，不能做長距離、環繞半個地球的旅行，比如到中國來訪問。在紐約同江澤民同志會晤之後，我認為必須盡一切努力，不管出現什麼情況也要來訪問中國。這對我來講確實是歷史性的一天，一個莫大的幸福，一個夙願的實現。我聽説你們中國人常説：‘不到長城非好漢’，是嗎？今天我成了好漢，我終於登上了長城，我實現了三十多年來的一個夙願，我感到非常地高興和幸福。”

　　通過現場的翻譯，卡斯特羅用西班牙語對我説着（很遺憾，我不懂西班牙語）。這時，我突然有一個發現：卡斯特羅説話的聲音尖而柔，有着女性的柔和與悅耳。他喜歡用很誇張的手勢，經常是用右手伸出一個手指頭，隨着説話聲，手不斷地向上舉着。聽着他那有點女性化的嗓音，看著他在空中飛舞的手勢，我似乎一時很難把面前這位七旬老人和四十多年前就已經在世界舞臺上叱吒風雲的、傳奇式的共産主義戰士聯絡在一起。

　　一九二七年，卡斯特羅出生於古巴一個甘蔗種植園主的家庭。一九五○年，他在哈瓦那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作為愛國學生運動領導人的卡斯特羅率領一批革命青年舉行了反對巴蒂斯塔獨裁政權的武裝起義。起義失敗後被捕。在宣判他被判十五年徒刑的法庭上，卡斯特羅發表了一篇後來聞名於世的自我辯護詞——《歷史將宣判我無罪》。一九五五年，卡斯特羅被大赦。出獄後，他再次發動武裝起義，並在山區展開了遊擊戰。一九五九年一月，卡斯特羅終於領導古巴人民推翻了獨裁統治，取得革命勝利。兩年後，他又領導古巴人民瓦解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組織的基隆灘武裝入侵。幾十年來，卡斯特羅一直被認為是古巴最有權威的人物。他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他領導的古巴也被認為是共産主義陣營中最堅如磐石的一個堡壘。五十年代後期，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卡斯特羅漸漸地疏遠了中國。九十年代開始，蘇聯的解體使得卡斯特羅頓感孤立。面對美國對古巴全面地封鎖，卡斯特羅急切地需要國際社會的支持，於是，他主動地靠近了中國。

　　不知不覺中，採訪的時間已經到了。我站起身，禮貌地向他致謝。

　　這時，坐在沙發裏的卡斯特羅也用兩隻手扶着沙發手略顯吃力地站了起來。我回身招呼幾位同事到我的身邊。我還沒有忘記我的那個“小聰明”。

　　我對卡斯特羅説：“主席先生，我們今天愉快地和您一起回憶了我們兩國的友誼。幾十年前，在我們中國有一首膾炙人口的歌曲，是歌唱中古友誼的。我們今天在座的不少人還會唱這首歌。我們現在就在一起唱這首歌，希望您也能跟我們一起唱。”

　　等翻譯把我的意思告訴卡斯特羅後，卡斯特羅張開雙臂，高興地連説了幾聲“好”，聲音還是那樣地尖銳而溫柔。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一日，採訪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圖片）

　　於是，我對一位世界著名政治家的採訪就這樣在歌聲的中結束了。那一刻，我們都感到非常地開心。歌聲中，卡斯特羅又將一隻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緊緊地擁着我。不過，這一次，我並沒有感到不自在。

　　事後，有人問我：“你怎麼會唱《美麗的哈瓦那》？那是一首很老的歌了。”

　　我回答説，是小時候聽大人唱的，還有一些印象。

　　問話的人很吃驚，搖搖頭，説了聲：“不可思議”。

　　我故意裝做沒什麼大不了的樣子，説：“這有什麼不可思議的？那不就是昨天的故事嗎？

責編：復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