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死的駱駝比馬大

央視國際 (2001年11月30日 15:52)

　　“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這句中國民間的俗語用在今天的俄羅斯頭上是再貼切不過的了。想想也是。想當年，俄羅斯的前身——蘇聯，是多麼地威武雄壯，不可一世。那時候，有人説，蘇聯要是跺一下腳，全世界也要跟着抖三抖。

　　九十年代初，在率領着共産主義陣營與兇猛的資本主義世界進行了持續近半個世紀的“冷戰”後，蘇聯最終隨着柏林墻的倒塌而四分五裂。雖然蘇聯現在已不復存在，但是蘇聯的大部分家當被一個在托爾斯泰小説中才能找到的名字——俄羅斯繼承了下來。有人會爭辯：俄羅斯已經不是當年的蘇聯了；俄羅斯的國旗上已經沒有鐮刀斧頭；俄羅斯已經不是一個超級大國；俄羅斯已經今非昔比了，等等，等等。不錯。俄羅斯確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然而，我還要説：俄羅斯和前蘇聯一脈相承，俄羅斯是一個瘦死了也比馬大的駱駝。不信，就請看看俄羅斯的總統葉利欽。

　　葉利欽出生在南烏拉爾地區一個農民的家庭。他身材高大，很魁梧。前不久在電視上看見葉利欽在一個度假地召見了他不顧議會反對親手提拔上來的年僅三十五歲的基裏延科總理的鏡頭，感覺很好玩。電視上，葉利欽就像一位祖父在聽自己的小孫子彙報功課成績。

　　葉利欽不僅身材高大，“譜”也很大。一九九七年葉利欽訪華，僅供總統調遣的專機就是七架；比美國總統一九九八年訪華的三架專機多一倍以上。據説，那次葉利欽來的時候，僅僅保健大夫就帶了十幾位。

　　有一年（大約是一九九七年初），葉利欽赴赫爾辛基對芬蘭進行工作訪問並參加歐盟的一個首腦會議。不料飛機飛到一半，突然掉轉機頭回莫斯科了。事後有報道説，葉利欽那天在飛機上喝多了。於是，一聲令下：回家；其實，當時葉利欽是不滿意北約不顧俄羅斯反對堅持要東擴的戰略，一怒之下，給了美國人和北約一點顏色看。

　　不過，葉利欽愛喝酒，而且容易喝酒誤事也是有據可查的。

　　一九九六年四月，葉利欽代表俄羅斯參加了在中國上海舉行的中、俄、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國元首關於在邊境地區增強相互信任的首腦會議。按日程，晚宴之後，四國元首將應江澤民主席的邀請到上海外灘散佈觀景。可是，當準備記錄五國元首相聚外灘這一場面的眾多攝像記者在黃浦江邊等了幾個小時之後，從元首車隊中下來的卻只有四國領袖，怎麼也找不到葉利欽的影子。原來，這次葉利欽確實是喝多了。

　　葉利欽最大的“功績”是使俄羅斯改變了顏色。一九九○年七月十二日，在蘇聯共産黨二十八大全體會議上，當時任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的葉利欽聲稱，“考慮到社會向多黨制過渡”，他“不能只執行蘇共的決議”。於是，葉利欽當眾宣佈退出蘇聯共産黨。一九九一年七月十日，葉利欽正式就任俄羅斯聯邦第一任民選總統。八月十九日，莫斯科發生部分蘇共領導人和軍隊首領發動的武裝起義。在保衛被稱為“白宮”的俄羅斯議會大廈的決定性時刻，葉利欽出現在現場。通過全世界電視直播，葉利欽以頗具煽動性的語言向人們表達了他要拋棄共産主義的決心，自然他的這番講話贏得了正處在迷惑之中的俄羅斯人民的心，也換來了西方世界的青睞。“八一九”事件後，葉利欽以俄羅斯盟邦總統名義發佈總統令，宣佈中止共産黨的活動。十二月，葉利欽於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總統一起宣佈蘇聯已不復存在，並同時宣佈組成獨立國家聯合體。

　　葉利欽的“成績”再一次證明了包括基辛格在內的西方政治家早先的一個預言：埋葬共産主義的將會是共産黨人自己。對此，葉利欽顯得不屑一顧。“我是俄羅斯的兒子。”他説。此時，他也許並沒有想到，在許多外國人眼裏，“俄羅斯”還容易使人想起一個代名詞——“大國沙文主義”。因為，畢竟“沙文”這個詞就源於早先的俄國。

　　我一共採訪過三次葉利欽，不過每一次都不超過五分鐘，而且幾乎每一次都是那樣地驚心動魄。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九日，葉利欽對中國開始進行他當選俄羅斯聯邦總統以來的第三次訪問。在此之前，採訪葉利欽一直是我和我的同事們的一個心願。原因其實很簡單。這些年來，俄羅斯發生了太多的變化。葉利欽也太受人關注。戈爾巴喬夫已是昨日黃花，除了在家閒賦，就是給哪個歐洲公司做個商業廣告。葉利欽則如日中天。他經常一道指令解散會議，或者一場大病，讓世人跟着提心吊膽，再不就是一句話讓全世界嚇個半死（一九九八年初伊拉克危機時，葉利欽稱美國如果對伊拉克動武將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嚇得美國總統趕緊給他打熱線電話）。

　　葉利欽太“牛”了。一九九六年，我們曾經通過外交部聯絡在北京採訪來訪的葉利欽。結果，直到葉利欽在上海喝得酩酊大醉之後，我們也沒有得到任何消息。

　　這一次，我們得到了外交部的全力支持。十一月九日，我們按照外交部的安排提前來到首都機場南停機坪，等待葉利欽的專機到達。在百餘名中外記者同行的注視下，我雄赳赳地邁入機場的停機坪。

　　按照事先的安排，葉利欽的專機抵達後，他將在機場接受俄方和中方各一名記者的採訪。中方採訪他的記者就是我。在瑟瑟的寒風裏，我們迎來了葉利欽的專機，為了確保這次我能夠採訪到葉利欽，外交部和負責葉利欽保衛工作的中央警衛局的同志事先專門把我介紹給了俄方的新聞官和警衛人員，並破例將我安排在了一個葉利欽必經的特殊地段。

　　就在專機到達的前幾分鐘，中央警衛局的一位老相識自信地對我説：“放心吧，哥兒們，我們等會兒説什麼也把你塞到他（葉利欽）面前。”

　　專機緩緩地滑了過來。在照相機閃光燈連續不斷的閃亮中，葉利欽出現在了機艙門口。他身着一件深色大衣，一隻手挽着自己大學的同學、夫人奈娜，另一隻手扶着舷梯一步一步地走下了舷梯。在與中方接待官員一番熱烈地握手、寒喧之後，葉利欽在身邊一位助手的指引下，走向了記者區。

　　就在這時，站在記者區第一排“特殊地段”的我突然被身後一陣強大的人浪向前猛地推出了幾米。剎時間，記者的叫喊聲、維持秩序的呵斥聲，中文、俄文混雜在一起，現場亂作一團。為葉利欽開道的俄方警衛見勢不好，格外緊張，將總統團團圍住。他們見人就推，尤其是對中國人。

　　就在葉利欽快要走到我們跟前的時候，走在葉利欽前面的一位俄羅斯警衛人員一把抓起一位正在維持秩序的中方警衛人員，不由分説往使勁地一搡，那架式就像老鷹抓小雞。這位同志一個趔趄，差點一屁股坐在地上。立定站穩之後，那位膀大腰圓的同志被這一突如其來的遭遇氣壞了。他一步衝到那位俄羅斯警衛面前，指指自己胸前佩戴着的警衛標誌，仰着頭對那位身材比他還要高大的俄羅斯警衛破口大罵：“你他媽瞎眼了！”

　　可那位俄羅斯警衛根本就聽不懂中文。他看也不看地繼續掃除面前的“障礙”，嘴裏還不停地用俄文嘟囔着。

　　葉利欽繼續向記者們走來。這時，記者群中有人用俄文衝着葉利欽大叫，葉利欽看樣子聽到了，走到那個記者的面前，用俄文開始與他交談。

　　其中有一個詞我我聽懂了，是“DARVALISH（同志）”。儘管我的父親是蘭州大學的俄語教授，但我從未學習過俄文。不過，長期的耳濡目染，我也認識幾個俄文單詞。比如“同志”、“俄語”以及“CCCP（蘇聯）”等等。

　　顯然，葉利欽認識那位記者。葉利欽開始回答那個記者的問題。這時候，我的身邊已經擠滿了人，有中外記者、中國外交部的官員、俄羅斯官員，當然大量地還是嘴裏嘟囔着俄文的俄羅斯警衛。我的頭頂上到處是攝像機，身邊則全是高出我一頭的俄國人。

　　我的左面是一位俄羅斯警衛，他用一隻胳膊攔在我的胸前，不讓我向前邁出一厘米。另一位俄羅斯警衛則站在我和攝像記者之間，用雙手推着攝像向後走。

　　等到葉利欽説完的時候，我趕緊用中文大喊：“總統先生，請回答中國記者一個問題……”

　　葉利欽身邊的那位瘦高個兒譯員把我的話翻了過去。然而，還沒等翻譯説完，葉利欽一轉身，走了。

　　我轉過頭看看身邊外交部新聞司那位負責為我們聯絡採訪的同志。她也正看著我，然後看著遠去的葉利欽，像是自言自語：“怎麼回事，説好的一家一個啊？”

　　葉利欽的車隊消失在夜幕中，在人群等候的編輯李群英興衝衝地跑過來問我：“辛苦了，採訪得怎麼樣？”

　　“根本沒怎麼樣！”我一臉氣急敗壞，“不過我一根毫毛也沒少！”

　　自從俄羅斯盟邦成立之後，葉利欽在重點發展與美國等西方國家關係的同時，也十分注意同俄羅斯東部的鄰居中國、日本等國的關係。他同日本的橋本龍太郎時常搞一些不繫領帶的非正式會晤。然而，幾年來，不論是在西伯利亞湖邊的垂釣，還是在日本海上的泛舟，葉利欽總是避開日本北方四島問題不談。

　　（一九九七年，中俄邊界中方一側滿洲裏圖片）

　　相比之下，俄羅斯同中國的關係要更具有實質性意義一些。截止到一九九七年這次訪問，葉利欽已經同江澤民主席有過五次正式會面。兩國在一九九四年還宣佈要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建設性夥伴關係。一九九七年上半年，中國與包括俄羅斯在內的獨聯體四國（其他三國為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聯合簽署了《關於在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的協定》。根據這個協定，中國與這四個國家長達七千公里邊界線的兩側

　　縱深各一百公里範圍內，平均每三四百平方公里還不到一個軍事人員。與六七十年代中蘇邊境雙方

　　陳兵百萬的對峙局面相比，這是一大進步。

　　一九九七年四月，就在這個協定簽署之前，我和兩個同事到了中俄邊境滿洲裏口岸。在綿延望不到頭的鐵絲網旁，接待我們的一位邊防部隊的團長對我説：“每天都有幾車俄國人到咱這

　　便來。一過來就直奔市場，大包大包地往會買咱的便宜貨。走的時候還直挑大拇指。‘我毛子’現在對咱可友好了。”

　　的確，這些年來，葉利欽對中國很友好。他不再把中國當做敵人來看待，他也沒有像當年的赫魯曉夫或者勃列日涅夫那樣把中國稱為“黃禍”。因為，葉利欽知道，現在的俄羅斯需要中國的友好。他也知道，“休克療法”、激進的經濟改革、急速的私有化已經壓得俄羅斯這只大駱駝直不起腰來。這時候，他需要全世界的人給俄羅斯輸血，不僅需要美元、馬克、英鎊、法郎，也需要人民幣。

　　也許正是基於這一點，一九九七年十一月的那次訪問期間，葉利欽帶來了一個八十人的龐大的商業、企業代表團。在機場那次與葉利欽擦肩而過的第二天，十日，葉利欽與江澤民主席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聯合記者招待會。這一次，我終於利用《焦點訪談》記者的有利身份獲得了一個沒有俄羅斯警衛人員拉扯的“安全”的提問機會。

　　我的問題是：這次與江主席會談的主要成果是什麼，葉利欽説話鏗鏘有力，每一個詞都要加上重音。然而，通過翻譯，我發現他答非所問。他先談了一通中俄關係的模式。緊接着，話鋒一轉，他談到了中俄經貿關係。

　　他説：“我認為，目前俄羅斯與中國經貿關係的水平既不符合兩國的潛力，也不符合兩國政治關係的性質。因此，我認為要大力加強俄羅斯與中國的經濟合作。”

　　為了彌補機場那次不成功的採訪，外交部的同志經過和俄方人員再次商量，在十日下午又為我們安排了一次採訪葉利欽的機會。採訪的地點是在俄羅斯駐華使館內。那天下午，葉利欽要在使館內向幾位為中俄友誼作出過貢獻的中國人頒獎、授勳。他們中間包括著名指揮家李德倫、著名音樂家吳祖強。外交部新聞司的同志們向我們保證，這次葉利欽一定接受採訪。她説她已經為那次在機場的事情和俄羅斯方面進行過交涉，對方答應在頒獎儀式後，葉利欽將接受我們五到十分鐘的採訪。

　　下午四點，我們記者組五個人“全副武裝”趕到了俄羅斯駐華使館。比原定時間晚了大約有四十分鐘後，葉利欽終於來了。他和俄羅斯駐華大使羅高壽等俄方人員一一握手，然後向幾位受獎人發獎。就在儀式進行的同時，我們的編輯找到了葉利欽的新聞官，確認採訪的安排。

　　沒想到，新聞官一見他們，馬上對他們説：“總統今天太累了，不能接受你們的採訪了。”

　　望著那位高大而又神氣的新聞官，連外交部新聞司的同志都不敢相信眼前的這一切。然而，任憑他們如何理論，葉利欽的新聞官卻無動於衷，最後乾脆一轉身走了。幾分鐘之後，形勢發生了變化。我們幾位成了俄羅斯警衛重點看守的對象。我們走到哪，俄羅斯警衛就跟到哪。臨近儀式結束的時候，一位警衛一手挽着李群英，一手抓住我們的一位攝像師，就像警察叔叔領着小學生過馬路一樣，非常客氣地將他們“請”了出去。我們的另一位攝像也被俄方人員盯得死死的。只有一身西服革履的我無人看守。

　　這時，葉利欽正在會議室中間的一張桌子上簽名留念。周圍圍着許多人，其中也包括不少受到優待的俄羅斯記者。我將採訪用的無線話筒用一隻手倒提着，看看沒人注意，便裝作若無其事地背着手一步一步地迂迴到了葉利欽的身旁。我回身看看，見我們的攝像還在被一名警衛人員堵在墻根裏無法動彈，我遠遠地向他使了個眼色，意思説我很快就要行動了，讓他注意拍攝。

　　葉利欽簽完字，佔起身正準備離開的時候，我突然以閃電般的速度一步跨到他的面前。舉起話筒便開口提問：“總統先生，您對這次訪華感到滿意嗎？”

　　説完這話，我便迅速地將話筒伸到了葉利欽旁邊的翻譯面前。我知道，有的時候遇到現場採訪某些非英語國家的外國領導人的時候，翻譯是很關鍵的人物。他（她）可以根據領導人的眼色決定是否把你的話翻譯過去。如果那位領導人不想回答你的問題，他便一個眼色。於是，翻譯心領神會，裝作沒聽到你的話，尾隨領導人一走了之。

　　看到已經到了嘴邊的話筒，葉利欽的翻譯本能地將我的問題翻譯了出來。這時，聞聲趕到的警衛人員已經來不及採取的行動了，因為採訪已經開始了。

　　需葉利欽説話的時候，嘴唇微微地向外突出着，好像動畫片裏的唐老鴨。他聲音很洪亮。銀白的頭髮映襯着他粉紅的臉膛。他也像卡斯特羅一樣將一隻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對我説他對此次訪華非常地滿意，兩國簽了不少的協議，他和江主席的關係也越來越密切，他們都給對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等等。説實話，我對他的回答並不十分滿意。他的話裏有太多的官話和套話，而且還有那麼點敷衍了事的感覺。不知這是不是由於他在蘇共時期從事了近三十年黨務工作所留下的後遺症。

　　採訪一共持續了不到五分鐘。大部分時間裏，我們那位被堵在墻根裏的攝像根本無法拍攝，只能遠遠地看著我着急。直到在外交部新聞司同志的交涉下俄羅斯大使説了話，警衛才勉強放行。這時，葉利欽已經快講完了。

　　等葉利欽走了以後，我們群情激憤：“太不像話了，以後再也不採訪俄羅斯人了。”

　　葉利欽從北京還要去哈爾濱參觀訪問，我們原來還打算去哈爾濱作進一步的採訪。

　　這時，我故意逗李群英説：“那咱還去不去哈爾濱了？”

　　“不去！不去！”李群英按捺不住心中的憤懣。

　　我當時煞有介事地對她説：

　　“你記住了，這叫‘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葉利欽不是布基納法索總統，人家是蘇聯的後代。”

　　幾天后，李群英在我們評論部的內部業務刊物《空談》上寫了一篇文章描繪了這幾次不愉快的採訪。記得文章的開頭是這樣寫的：

　　“大家都知道，衡量一個國家實力的標準主要是看它的國民生産總值。而俄羅斯現在的國民生産總值每年只有美國的百分之四，中國的百分之五十。同冷戰時期的前蘇聯相比，俄羅斯現在確實已經很虛弱了。然而，‘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這個典故，依然明顯地體現在它的身上。”

　　記得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他一本回憶錄中是這樣描寫前蘇聯領導人的：“蘇聯領導人是堅硬、冷酷和堅強的現實主義者，他們懂得如何算計國際實力。”

　　不久前，又看到《紐約時報》中的一篇文章這樣描寫葉利欽：

　　“堅強、果斷和危險的俄羅斯大帝。”

　　至於葉利欽何以“危險”，文章中並沒有解釋。也許，我們還沒有理由説葉利欽會像前蘇聯領導人那樣危險。因為他不是集權式的人物，他手裏已經沒有了當年前蘇聯擁有的核彈頭的數量；一九九六年心臟搭橋手術後，葉利欽的身體也一直不好；況且，他已經表示，不準備競選下屆俄羅斯總統。

　　然而，縱觀近幾百年的歷史，俄羅斯民族從來就不是一個靦腆、溫順的民族。高加索的崇山峻嶺，涅瓦河的滔滔流水，西伯利亞的冰雪地註定要造就強悍的民族。

　　他們不一定是我們的敵人，但他們卻是我們要小心相處的鄰居。

責編：復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