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威特的淪陷

央視國際 (2001年11月30日 15:51)

　　一九九○年八月二日清晨五點，就像每一天的清晨一樣，窗外不遠處清真寺裏的高音喇叭按時又響了起來。先是一個，緊接着又是一個，很快全開羅市清真寺的高音喇叭響成了一片。高音喇叭裏傳來了阿訇拖着虔誠的長音所吟誦的《古蘭經》篇章，“ANLLA…HUAKBAR…”——真主偉大。到開羅工作以後，每天清晨這神聖的聲音都會傳到我那間位於尼羅河西岸工程師城穆薩－格拉拉廣場邊的公寓樓寢室內，鑽進我的耳朵，開始新的一天。然而八月二日這一天，卻不同於以往的任何一天。

　　不知為什麼那天我沒有像往常那樣繼續賴在床上，聽到清真寺的禱告聲，我翻身起了床。我走到窗前，拉開窗簾。順着百葉窗的縫隙望下去，我看見樓下那片被我的新華社同事們稱為“三角地”的草地上，我們的埃及老僱員法蒂正在給草地澆水。幾個身穿黑色長袍的阿拉伯婦女頭頂着大餅之類的物品正緩緩地行走在環繞在“三角地”周圍的馬路上。八月的開羅，即使是清晨的這個時候，斜照的陽光，也足以讓地面翻騰起微微的熱浪。

　　我看著下面，目光呆滯。自從來到開羅的一年半裏，這樣的景象對我已經不再新鮮。

　　一九八九年一月，我來到了新華社中東總分社在開羅的總部。總分社的地點在開羅市一個名叫“工程師城”的地區。這裡是開羅知識分子階層聚居的地區，這裡雖然比不上尼羅河中心的扎馬利克島上那些富人聚居的地區，不過仍比房子七扭八歪、滿大街垃圾塵土的因巴巴那樣的貧民區要強得多。這裡商業發達，商店、飯館、藥店、郵局，各種服務設施一應俱全。

　　總分社所在的穆薩－格拉拉廣場周圍大大小小就有好幾家商店餐館。離總分社大樓只有幾十米就有一家二十四小時營業的商店。那裏是我經常光顧的地方。每當半夜胃痛劇烈的時候，我總要到那裏買一袋麵包和一罐紙包裝的鮮奶（這是埃及醫生為我推薦的食療處方）。

　　（在開羅當記者圖片）

　　總分社辦公、生活、居住全部集中在一棟七層的大樓裏。大樓是新華社在十年前花上百萬美元購買的。前面是一條馬路，隔過馬路便是那塊很小地“三角地”。大樓的後面有一個只能停放幾輛小車的停車場。大樓的一、二、三層是會客室、食堂、辦公室、報房，三層至七層是宿舍區。我住在五層的一個小套間裏。大樓的頂層有一個很大的露天陽臺。地下室是總分社人員業餘時間活動的娛樂室，裏面放了一張乒乓球臺和兩張康樂棋盤。

　　（在開羅總分社圖片）

　　中東總分社是當時新華社駐外分社中比較大的一個分社，各種人員加起來一共有三四十位。總分社的任務主要是編發中東地區各記者站記者采寫的各類新聞稿件，同時，總分社的記者自己也要承擔一部分採訪任務。總分社業務部門分為英文編輯室、阿文編輯室、開羅分社以及資料室和報房。我在英文編輯室工作。某種意義上講，這裡就像是一個搬到國外的縮小了的新華社國際部。每天大多數的工作依然是編發稿件，查閱資料。所不同的就是大家在一棟大樓裏同吃同住，還有那從窗外傳來的每天五次清真寺的祈禱聲。

　　初到開羅日子是新鮮的，一切都是那樣地吸引人。金字塔、尼羅河、阿拉伯大餅，還有婀娜多姿的阿拉伯姑娘。到了國外，畢竟要當一名名副其實的記者了，一切又是那樣地刺激。學習開車，學着説幾句阿拉伯語、參加各種記者招待會、結識各國的朋友。剛到開羅的頭幾個月裏，我拼命地學習、拼命地工作、拼命地了解着周圍陌生的一切。時間過得飛快，我絲毫沒有體會到許多在國外常駐的同事們那種孤獨和寂寞的感受。

　　然而，幾個月後，情況開始發生了變化。看著周圍漸漸熟悉起來的一切，日復一日一成不變的工作生活節奏，算一算離可以回國探親的日子還那麼地遙遠，想一想，國內的親朋好友，我的情緒開始低落。一種巨大的孤獨感襲上了心頭，我開始整夜整夜地失眠。清晨清真寺的高音喇叭越來越清晰，我也養成了每天清晨站在窗邊向下觀望的習慣。我的身體開始不舒服，肚子經常發脹。常常是離開飯時間還很早，就已經餓得要命，而且伴着劇烈的疼痛。在同事們的建議下，我去了醫院。結果讓我大吃一驚：胃潰瘍。從那以後，我就常常與大片大片幾十美元一包的胃藥以及麵包和牛奶為伴了。我因此在開羅的朋友們中間落下了一個不怎麼好聽的名聲：“小水愛吃奶”。

　　在開羅的日子裏，有刺激，有孤獨，有病痛，也有朋友。張郇是開羅分社的攝影記者。在我到開羅總分社之前，他已經在那裏長駐了兩年半。和我一樣，由於是第一次出國，在總分社也是一個“單身漢”。也許是因為我們都是單身，也許是因為總分社裏年輕人寥寥無幾，也許是因為我們興趣非常地相同，幾乎在我們見面的當天，我們就成了好朋友。張郇是復旦大學新聞系七九級的畢業生。在被派到開羅前，他是新華社江蘇分社的攝影記者。這位比我大九歲的上海人相貌平平，一張大臉盤上有一雙不算大但卻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身材不高，大約在一米七五以下，但他走起路來卻大有點丘吉爾的氣概，總是大步流星，氣勢磅薄的樣子。從他身上既可以看到南方人那種細膩的品質，又可以看到北方人那種永遠樂觀的豪邁氣質。

　　他思維敏捷，説話也很幽默。我學習開車的時候，他充當了我的業餘輔導老師。每當我駕駛的時候，他總是把臉扭過去向後面看。我問他是不是在替我觀察後面的情況，不想他説：“我這叫眼不見心不煩。”

　　張郇在大學的專業不是英語，但是靠着用功，英語聽讀説寫的能力都不錯。他向來是獨立外出工作，已經到十來個國家臨時採訪過，而且在中東幾年的摸爬滾打，他能説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英語”。第一次見面，他帶我到尼羅河邊上的露天咖啡館去“喝一杯”。坐定後，一位侍者走過來對我們説了幾句我根本就聽不懂的話。

　　這時，張郇也非常流利地用我同樣聽不懂的話，回答了那位侍者。侍者走了以後，我問：“你們剛才説的什麼意思，是阿拉伯語吧？”

　　張郇多少有一點驚訝：“是英語啊！他問我要什麼，我告訴他要咖啡。然後他又問要多少糖。就這些啊，你聽不懂？”

　　我茫然地搖搖頭，的確一句都沒有聽懂。

　　看到我這種表情，張郇對我説：“啊，阿拉伯語發音位置與英文、中文都不一樣，在開羅會講英文的人不少，但是口音非常重，語調也跟着阿拉伯語走，真是“ARGLISH”（阿拉伯英語）。很快你會懂的。”

　　從那以後，我的“ARGLISH”水平也在飛速地長進。後來到電視臺以後，每當用英語採訪阿拉伯國家的人之後，唯一能充當翻譯的就是我。有一次採訪阿拉法特，回到臺裏，全記者組懂英文的人圍着聽了無數遍，愣是有幾句話聽不懂。當我後來翻譯過來的時候，大家臉上都露出了不可思議的神情，那意思好像在説：“這哪叫英語啊？”

　　在開羅的那些日子裏，我和張郇時常一起外出採訪，一起談論中東形勢，當然也一起發牢騷。我們常常會坐在房間裏聊個通宵。有的時候，我會在半夜一兩點爬起來打電話給他：“哥兒們，上來聊一會，我又睡不着了。”

　　他從沒有拒絕過，即便第二天一大早還要外出採訪。時間一長，總分社的同事們給了我們一個綽號——“死黨”。

　　八月二日那天早晨，我洗漱完畢，照例手裏那着一袋麵包和一罐牛奶一步三晃地走進了總分社設在三樓的編輯室。

　　編輯室是一間五十平米大小的房間。這是考慮到新聞編輯部門工作特點專門把幾間房間打通而成的。靠門的一邊是英文編輯室，裏面是阿文編輯室，再裏面就是報房。編輯室的門外放了一台被我們稱為“生命線”的電傳機。這臺電傳機接收的是美聯社的電傳稿。一般情況下，美聯社的電訊稿無論在時效上還是報道的信息量上都比其它一些世界級的通訊社要強。我們將美聯社的電訊稿稱為“生命線”。原因是，在很多時候，我們必鬚根據美聯社的稿件來核實得到的消息。

　　走到那臺整天二十四小時劈啪亂響的電傳機旁，我習慣性地摟起攤了一地細長的電傳紙，逐條看了看美聯社在那天早晨發的消息。除了被佔領土巴勒斯坦起義在繼續、黎巴嫩內戰趨於平靜、阿拉伯聯盟又發表了一項加強阿拉伯世界團結的聲明等幾條消息以外，那一天似乎沒有什麼特殊的新聞。

　　我走近編輯室，順手拿過一份當天的英文報紙，一邊看報，一邊吃起了麵包加牛奶。一般這個時候，各分社的記者們還沒有開始發稿。因此，此時的編輯室裏非常地安靜。對面阿文編輯室的幾位同事不知又因為哪一位講了一個笑話而壓低聲音咯咯地樂着。我身後資料室裏的資料員還像平時那樣靜悄悄地工作着。樓下傳來了法蒂老頭的呵斥聲，一定又有窮孩子上門要錢。

　　一切都是那樣地平常。這時門口的那臺電傳機響了起來。“劈劈啪啪”的聲音很響。很快，電傳機沒聲了，編輯室裏又恢復了平靜。我想，這大概是美聯社在發股市行情或者天氣預報，便沒有理會，繼續在看報。不一會兒，電傳機又大叫了起來，但很快又停了下來。不到半分鐘，又是一陣大叫。這次沒有馬上停下來，“劈劈啪啪”響個沒完。

　　我站起身走向電傳機。心想：一定是這老爺電傳機又出毛病了，要不就是沒有色帶了。我走到跟前，檢查了一番，發現電傳機很正常，沒出什麼問題。再看看剛剛打出的稿子，字跡清楚，説明色帶也沒有問題。突然，我看到了稿子上一行打着驚嘆號的英文字：“URGENT！URGENT！！URGENT！！！”。特急！

　　我明顯地感到自己的心跳在迅速地加快。我屏住呼吸，往下看。美聯社在剛才很短的時間裏連續發了三條“特急”的消息。消息的導語是：“伊拉克軍隊正在全線入侵科威特，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兵臨城下。”

　　幾個小時候後，全世界被一條消息所震驚：伊拉克軍隊佔領科威特。

　　八月二日，每年都要度過的這一天似乎不會很特別。然而，在一九九○年的這一天裏卻發生了一件大事，一件在四個多月後引發了一場大規模戰爭的大事。中東又一次讓世界震驚。

　　伊拉克軍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幾個小時裏佔領了海灣小國科威特，並將其宣佈為伊拉克第十九個省。海灣危機爆發了。

　　在經歷了最初的懵懂之後，國際社會迅速作出反映，強烈譴責伊拉克這種悍然用武力佔領另一個主權的國家的野蠻行徑。聯合國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嚴厲譴責伊拉克。美國、英國、德國等西方國家的領導人紛紛發表講話，表示絕不能接受伊拉克的行為。蘇聯、中國以及幾乎所有的第三世界國家緊跟着也做了類似的表態。

　　與全世界一片譴責聲不同，阿拉伯國家對伊拉克的舉動只是表示了震驚。除了海灣幾個國家以外其它阿拉伯國家最初沒有用過分激烈的言詞譴責伊拉克。相反，蘇丹、約旦、利比亞、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等還表示理解甚至是支持伊拉克這種“劫富濟貧”的壯舉。埃及當時和伊拉克同屬於由埃及、伊拉克、約旦、敘利亞四國組成的阿拉伯經濟共同體，自然對伊拉克多少也有點敢怒不敢言的顧慮。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在海灣危機爆發後，多次用好言規勸伊拉克撤出科威特，並表示將在開羅舉行阿拉伯國家首腦會議，以解決伊拉克和科威特兩個阿拉伯兄弟之間的矛盾。

　　阿拉伯世界對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這種態度，也許可以從阿拉伯民族發展的歷史中找到些理由，儘管對大多數人來説，這些理由並不十分充分。中東地區的阿拉伯國家同屬於一個民族。他們雖分成了不同的國家，但是語言、文化、生活習慣、宗教信仰，幾乎所有的方面都如出一轍，非常相似。阿拉伯國家從來都認為他們是一個民族，是一個國家。從當年埃及的納賽爾總統到今天巴格達街頭的市民，絕大多數人都認為他們屬於一個大阿拉伯民族。阿拉伯人見面互稱“兄弟”，阿拉伯國家領導人的每一次會晤都會以熱情的擁抱和親吻開始，阿拉伯國家同仇敵愾，同以色列的幾次戰爭更是出於同一民族的利益考慮。

　　海灣危機爆發後，雖然許多阿拉伯國家承認，科威特是主權國家，伊拉克不能連聲招呼都不打説佔就把它給佔了。但是，在中東廣大的阿拉伯國家裏存在着一種深深的對伊拉克的同情和支持，特別是不少貧窮的老百姓。他們認為，薩達姆總統的行動是一種“劫富濟貧”的舉動。海灣的石油老財們飽食終日，卻吝嗇地不肯向其他阿拉伯的窮兄弟施捨一個美元。巴勒斯坦人在被佔領土上艱苦地同以色列軍人鬥爭，卻沒有足夠的支援；蘇丹等國的饑荒讓千百萬人流離失所，卻不見他們在海灣的兄弟有什麼動作。他們天真地認為，薩達姆“拿下”科威特，伊拉克就會有更強的力量“打擊以色列”，也會用科威特輸油管道裏淌的美元來更多地支援阿拉伯的那些窮兄弟。

　　應該説，在阿拉伯世界，窮人還是佔大多數的。雖然阿拉伯的皇宮貴族們有着令人羨慕的財富，埃及、伊拉克等國也有不少家財萬貫的富人。但是在阿拉伯國家裏大量地還是那些生活貧困線以下的人們。

　　開羅大街上隨處可見乞討的人群。他們三三兩兩地站在各個十字路口，一到紅燈，便會跑上前來，用一塊臟抹布在你的車窗上劃啦幾下，然後，迅速地跑到你旁邊伸出一隻黑黑的手對你説：“BAGSHISHI（小費）！”

　　在開羅的近郊有一個特殊的城區，被稱為“死人城”。這裡是一片墳墓。然而，七十年代以後，那些一半是露天，一般則是封閉的房子的穆斯林墳墓中出現了數以萬計的居住者。人口迅速增長，貧富急劇分化，使大量農村人口涌向城市，在都市毫無基礎的赤貧民們無處安身，絕望之中他們只有在“死人城”與鬼魂相伴。這些外來的人口很快佔據了大大小小的墳墓，迅速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居民群。埃及官方提供了一九九○年“死人城”的人口是八十萬。來到開羅後，我只斗膽去過一次“死人城”，而且還是在一位埃及朋友的帶領下去的。“死人城”是開羅文明的犯罪地。這裡娼妓、竊賊和毒品共存，聚居着數不清的黑幫、丐幫等團夥。

　　（開羅，與埃及兒童一起載歌載舞圖片）

　　試想，對於街頭乞丐和“死人城”居民這樣的窮人們，薩達姆遠比自己的政府可愛，因為他的行動帶來了一種打破看似永遠不會改變的現狀的可能。薩達姆正是利用了阿拉伯世界這些善良簡單的貧困大眾“均貧富”的心理，為自己的大炮披上了“復興阿拉伯民族”、“消滅猶太複國主義”的炮衣，贏得了許多普通阿拉伯百姓的同情和支持。

　　熾熱的太陽在燒烤着中東的大地。海灣危機也在一步步升溫。美國迅速擺出一副以惡制惡的架式。布什總統派出説客游説世界各國。很快就有幾十個國家團結在了美國的周圍。世界出現了冷戰以來前所未有的團結。面對迅速集結在海灣地區的龐大戰爭機器，阿拉伯世界很快出現了分裂。以埃及、沙特阿拉伯、敘利亞為首的大多數阿拉伯國家靠向了反對伊拉克的一面。這使得約旦、蘇丹、巴勒斯坦更顯得孤立。聯合國作出決議，授權以美國為首組成多國部隊，如果薩達姆執意不肯撤出科威特，多國部隊將動用武力將伊拉克軍隊趕出科威特。埃及報紙開始連篇累牘地報道伊拉克軍隊在科威特的種種暴行，埃及官員開始公開地指責薩達姆的“倒行逆施”。埃及同意參加多國部隊，同時也同意美、英、法等國前往海灣的軍艦使用蘇伊士運河。

　　出於阿拉伯兄弟的考慮，埃及同時還接納了大量來自海灣的難民。一時間，開羅市區內出現了許多身穿白色長袍的“海灣來客”。這些人大概是我見到過的最體面，也最無憂無慮的“難民”了。雖已國土淪亡，他們卻依然富庶闊綽。

　　有一天，我正在三樓編輯室裏上班，忽然樓下傳來了一陣汽車馬達的轟鳴聲，緊接着是一段清脆電子音樂。我趴到窗口一看，只見一輛白色的敞篷奔馳車正在飛速駛過。這是一輛倣古的奔馳車。車頭上伸出一個長長的鼻子，兩邊整齊地各排列着八個不銹鋼的活塞管。車子尾部有一個印着“奔馳”字樣的精製的輪胎。車的主人大概酷愛玩車，所以在車裏安裝了一些新式的玩意兒，只要一按喇叭，傳出的不是滴滴吧吧，而是滿大街美國影片《教父》主題曲的第一句的旋律。從車牌上看，這輛車來自科威特。

　　隨着海灣危機的不斷升級，埃及成了圍繞解決危機而展開的外交的中心，開羅迎來了世界各國派出的特使。他們同埃及方面緊急磋商解決危機的方法。那一段時期，中東總分社的發稿量也從平時的每天十幾、二十幾條驟然上升到了每天四五十條。作為中東總分社唯一的攝影記者，張郇更是忙忙碌碌。他每天總要開他那輛藍色的奔馳230進進出出總分社好幾次。我每天則要趴在編輯室的桌子上，一邊放着美聯社的稿子，一邊拿着分社記者從各地發來的稿件，近似於機械地生産出十幾條稿件。

　　八月初，伊拉克佔領科威特沒幾天，應穆巴拉克的邀請，阿拉伯國家的首腦們在開羅召開了一次旨在説服伊拉克撤出科威特的緊急首腦會議。會議的地點在開羅國際會議中心。這個非常現代化而又在外表上有着伊斯蘭造型風格的建築是由中國援建的，位於開羅東部。不遠就是烈士紀念碑和一九八一年埃及總統薩達拉遇刺身亡的地方。

　　阿拉伯緊急首腦會議日程是兩天。按照埃及方面的安排，會議開幕的第一天早晨六點，我們和所有的記者便通過安全檢查進入了國際會議中心大廈內，等待會議間歇的吹風會和其它一些採訪的機會。對新聞記者來講，阿拉伯國家的會議總有一點撲朔迷離，難以琢磨。會議日程永遠是變化的，原定的記者招待會可以在瞬間改變時間，而往往不會有人來正式通知。會務組的官員也像是魔術師一樣經常在你的鼻子底下突然失蹤。會議相關的服務業帶有強烈的語言歧視。像我這樣的以英語作為工作語言的記者很難在第一時間得到有關的文字材料。

　　那一天的會議原定在中午時分休會。大會發言人對記者做一次概括性的吹風。然而，到了下午兩點，也不見大會發言人的蹤影。所有的記者被圍困在國際會議中心大廈內，只準出，不準進。大廈內沒有任何服務設施，連基本的飲用水也沒有。有些記者無法忍受饑渴的折磨，乾脆一走了之。剩下的只有咽着口水繼續等待。

　　到了下午五點，會議大廳一處側門終於打開了。首腦們已經從其它的出口“溜”了出去，只剩下一些部長級的官員從側門裏走了出來。看到他們，正在大廳裏東倒西歪的記者們蜂擁而上，將這些被一位法國記者稱為“LIPSIDEFOOD（嘴邊的食物）”的官員們團團圍住。

　　這時候，我顧不得胃痛的煎熬，擠到了前面。當時還只是埃及駐聯合國代表、現在的埃及處長穆薩被記者團團圍住。我掂着腳尖將手中的錄音機伸向穆薩的嘴邊。幾分鐘之後，人群散開了。我忽然意識到穆薩已經回答完問題走了，可是他説了些什麼，我怎麼一點點也記不起來了呢？我看看手裏的錄音機，還好，錄下來就行。我隨着人群往門口走。突然我感到眼前一黑，天旋地轉，然後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來後，身邊的同事告訴我，我倒在了一根大柱子旁邊。原因很簡單，長時間身體缺乏糖分，我虛脫了。

　　這次阿拉伯緊急首腦會議只開了一天，阿拉伯大家庭意見嚴重分歧，徹底分裂，會議沒有達成任何實質性的成果而不歡而散。代表薩達姆參加會議的伊拉克第一副總理拉馬丹拒絕接受穆巴拉克等人提出的阿拉伯調解方案。阿拉伯國家沒有能夠説服伊拉克懸崖勒馬。海灣危機繼續在向危險的方向發展。

　　會議結束時，我在開羅機場採訪了歡送會議代表的穆巴拉克總統。我問穆巴拉克：“總統閣下，您如何評價阿拉伯世界的團結？”

　　穆巴拉克當時一臉陰沉地回答道：“阿拉伯的團結？不要跟我談論阿拉伯的團結。阿拉伯的團結就像我們現在看到的天氣””他指了指頭頂上的天空，憤怒地説着。

　　中東地處沙漠，氣侯乾燥炎熱。但由於靠近地中海，中東氣侯又常處多變狀態。不知穆巴拉克當時是否是指阿拉伯世界的團結亦是如此。

　　不過，後來我在埃及報紙中了解到，穆巴拉克在會議中曾對拉馬丹大發雷霆，拍着桌子説：“你轉告薩達姆總統，我對他很失望！”

　　穆巴拉克很明白，如果這次會議無法達到協議，那就意味着阿拉伯的分裂，也意味着阿拉伯將承認自己無法處理目前的危機，更意味着美國的軍事介入不可避免。

　　記得那次首腦會議後的當天晚上，我在總分社的大樓裏連夜趕寫了一篇報道：《阿拉伯國家未能説服伊拉克從科威特撤軍》。當我寫完最後一個字的時候，窗外又一次傳來了清真寺裏的高音喇叭聲：“ANLLA…HUAKBAR…”。

責編：復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