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望戰爭
央視國際 (2001年11月30日 15:50)
一陣劇烈的敲門聲將我從睡夢中喚醒。我翻身擰開床頭的檯燈，看看鬧鐘，時間是凌晨兩點半。我坐在床上衝着外面問道：“是誰？”
門外的回答是張郇的聲音。我一邊往外走，一半嘴裏嘟囔着：“大晚上的，你還讓不讓人睡覺了？總不會是美國人開打了吧？”
門還沒完全打開，一張稿紙已經出現在了我的眼前。當張郇把美聯社的一條新聞塞到我的手裏，轉身就往樓下走去。他一邊順着樓梯往下跑，一邊對我説：“你先看看那條稿子，大家都在三樓。”
幾分鐘後，我衝到了三樓編輯室。中東總分社的編輯們大都早已集中到了這裡。編輯室門口，張郇和其他幾位同事正圍在美聯社那臺電傳機前認真地傳閱着那上面的電訊稿。我走過來，拉着張郇，徑直衝進了右邊一間小會議室。會議室裏有一台二十九寸的電視，這是全中東總分社唯一能看到CNN（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地方。
幾分鐘前，張郇給我的那條美聯社的新聞稿上只有一行字：多國部隊開始轟炸巴格達。根據CNN在前一段海灣危機中的表現，我確信他們現在肯定正在進行現場直播。
進了小會議室，我們看見電視上翻滾着出現了一行標題：CNN特別報道。緊接着，一位主持人出現在畫面中央，她向觀眾報道説，十幾分鐘前，多國部隊的戰鬥機和巡航導彈對包括巴格達在內的伊拉克目標發動了進攻。那位主持人説，空襲發生時，CNN的記者就在巴格達市中心的拉希德飯店頂層。這時，電視畫面一翻，出現了CNN那位名叫比得 阿奈德的記者。
合着此起彼伏的隆隆爆炸聲，阿奈德站在拉希德飯店的樓頂上向觀眾報道説：巴格達的爆炸聲響成了一片，遠處的總統府已經起火，“七 一四”大橋已被擊中，伊拉克防空部隊正在用高射炮向進犯的飛機和導彈射擊，他身後的閃閃白光就是高射炮炮彈正在夜空中爆炸的景象，等等，等等。阿奈德穿着一件米黃色的風衣，手裏拿着一個話筒。他身體微微地側向一邊，已經謝頂的頭上有幾根頭髮在微風中飄舞。在他的身後，滿天的高射炮彈像釋放禮花一樣，密密麻麻地在綠色的夜空中閃着白光。
我們盯着電視機，目不轉睛。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電視記者在一個戰爭的現場進行報道的樣子。我的心情異常地複雜，既羨慕，又嫉妒，也很無奈。因為同樣是記者，此時此刻，我們卻只能坐在房間裏看人家的報道。當然，當時最主要的感受還是從心裏佩服這個後來被人們成為“禿頭記者”的阿奈德。雖然看上去他有些緊張，但是這種緊張又讓人覺得是那樣的自然，那樣的真實，那一刻，我似乎強烈地意識到了電視的強大威力。那一時刻，我在心中暗下決心：有機會我一定要當這樣一名記者。
阿奈德是全世界第一個現場報道海灣戰爭打響的電視記者，他在那天的報道中有一句話後來成為人們引用的經典。在閃着陣陣白光的綠色夜空中，阿奈德站在拉希德飯店的樓頂上説：“巴格達的夜空現在亮如白晝。戰爭爆發了！”
戰爭爆發了。從八月二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在經歷了五個多月的緊張局勢後，海灣戰爭終於在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七日凌晨兩點爆發了。那一天，正好是我離開北京前往中東的整整兩年。那個時刻，我正坐在離海灣只有不到兩小時飛機航程的開羅新華社中東總分社編輯室裏，遙望著戰爭的爆發。
從小會議室出來，我趕緊來到了編輯室裏。編輯室主任正在安排各個編輯分頭編寫有關戰爭爆發的一些動態消息。消息來源有我們在中東各個記者站的記者先後發來的報道，當然，有些則是根據美聯社和CNN的報道來編發。當時的新華社雖然從規模上可以算得上是世界第五大通訊社，但是各地記者的業務素質和水平參差不齊，新聞敏感以及消息來源都相當的有限。美聯社關於戰爭爆發的第一條消息出來後的幾個小時，也遲遲不見我們的記者有所反應。無奈之中，我們只好參考外電來編發我們自己的消息。
我們的任務是快速編發一條戰爭爆發的詳細英文報道。我把美聯社的稿件鋪了一桌子，然後根據剛才CNN的現場報道，飛快地寫了起來。二十分鐘後稿子完成了。我在這條消息的電頭上標上了“新華社一月十七日開羅電”的字樣，然後將稿子交給了發稿主任，由主任來審閱。發稿主任用了幾分鐘很快看完了這條消息，簽了字，便把稿子遞給我，由我送到報房去發報。
我手裏拿着稿件往報房走，這時，我發現消息電頭上的“開羅”被改成了“巴格達”。我急忙轉回頭來對主任説，應該是開羅而不是巴格達，因為這條消息是我們在開羅總分社編發的，而且我們新華社駐巴格達的記者早已撤出了巴格達。因此，這條消息的電頭應該是開羅而不是巴格達。
主任看看我，臉上的表情難以形容，似乎在猶豫，又似乎在認為我的問題多餘。他揮揮手，對我説：“還是巴格達吧，我們的記者不在，可是我們的記者站還應該算在嘛。”
我只好將稿件送到了報房，心裏卻大為不滿。一般來説，新聞稿電頭上的地址就表明發稿的記者所在的位置。從五六十年代起，新華社就在巴格達設立了一個分社。巴格達分社一般有兩三個記者。海灣戰爭前，由於局勢日益緊張，國內有關部門曾多次建議巴格達分社記者撤離伊拉克，但新華社考慮到新聞報道的特性，一直沒有作出記者撤離的決定。然而，就在海灣戰爭爆發前不久，根據國內的統一部署，巴格達分社的記者還是撤出了伊拉克。所以説，當海灣戰爭爆發時，新華社在巴格達並沒有記者，而我們的稿件卻要標上巴格達的電頭，這對我來講，是很難理解的。
從那一天夜裏的兩點多開始，我們一直工作到了第二天的中午。大家誰也沒有疲倦的感覺。多年的新聞工作使我養成了一個毛病，越是有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就越激動。從那一天夜裏被張郇叫醒開始，我一直處在一種亢奮的狀態中。我感到全身的血液在體內沸騰。這種興奮也加劇了我的胃痛。但是這種感覺卻讓人很興奮。到了中午時分，我依然沒有倦意。這時，從我們的報房裏也不斷開始收到中東各地的記者們紛紛發來的各國對於海灣戰爭爆發的反應。看著這些報道，看著美聯社連篇累牘地關於戰爭的報道，再看看CNN那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現場直播，我心急如焚。我對一直在編輯室裏督站的中東總分社社長高秋福説：“老高，能不能現在派人去海灣，或者伊拉克？我報名。”
老高是個明白人，他沒有直接回答我，而是很含蓄地説：
“現在一切要看總社的安排。我們這裡也很重要啊，先集中精力搞好總分社的報道。”
從海灣戰爭爆發開始，總分社的發稿量驟然上升。十七日以後，我們每天的發稿量一下子從平日的一二十條、二三十條猛增到了七八十條，甚至近百條。
根據北京總社的統一部署，新華社在戰爭爆發的一週後決定派記者前往海灣戰爭各個主要的地點。其中，包括伊拉克、海灣地區、以及以色列。前往前線的記者基本上都是由北京總社派出的。中東總分社不向前線派記者，但是只有一個例外：張郇。
張郇在海灣戰爭爆發後馬上申請去第一線報道。就在向北京申請的同時，張郇未雨綢繆，他早早地動手聯絡辦理赴沙特和巴林的簽證，當總社同意他前往前線的指令到達中東總分社以後，張郇很快拿到巴林駐埃及使館發給他的簽證，第二天，便登上了從開羅前往巴林首都麥那麥的飛機。他成為第一個到達海灣戰爭前線的中國攝影記者，並隨後進入沙特，最後在科威特解放的那一天作為唯一的中國記者發回寶貴的現場照片和消息。
在此之前，還有兩路新華社記者殺向中東，一路是後來接替張郇在開羅當攝影記者的唐師曾。唐師曾開戰前在巴格達發出了不少照片，可惜最後時刻伊拉克當局將所有外國記者趕出了國門。無奈，唐師曾繞道塞浦路斯到了以色列，主要工作是“苦等”隨時會飛來的“飛毛腿”。另一路是由三人組成的報道小組，不過他們不知什麼原因沒有得到沙特這樣的前線國家的簽證，於是在聯合國最後期限臨近的時候，三名記者分別到了敘利亞、土耳其和以色列。
説起以色列，它在海灣戰爭中位置極其獨特，也倍受新聞界輿論的關注。
戰爭爆發不久，以色列便成為薩達姆轉移鬥爭大方向的對象。從一月下旬開始，伊拉克開始每天向以色列發射“飛毛腿”導彈。在我們的記者到達以色列之前，中東總分社一直都是根據外電來編發這一類的消息。唐師曾和報道組的一名英文記者到了以色列以後，我們便開始使用“特拉維夫”作為我們消息的電頭。由於他們人手少，加上初來乍到對以色列情況不甚了解，因此他們發來的消息總是給人感覺缺胳膊少腿，很多背景資料以及現場的情況都需要我們在總分社為他們作大量的補充。
以色列之所以成為當時輿論關注的焦點還有一個原因。這就是，面對伊拉克頻頻用“飛毛腿”進行的騷擾，以色列作何反應？以色列是否會予以回擊，從而捲入戰爭？這在當時是許多人比較擔憂的。因為如果以色列作出強烈的反應，比如對伊拉克進行大規模的武裝襲擊，就很可能使這場戰爭的性質發生變化。由於以色列同阿拉伯幾十年的衝突，另外，以色列在與阿拉伯國家的和平談判中一貫的強硬態度，都很容易使人産生對阿拉伯民族的同情。同時，以色列一旦捲入戰爭也容易使阿拉伯世界迅速發生裂變，瓦解當時在阿拉伯國家中形成的反對薩達姆的同盟。這正是薩達姆當時的一個策略。然而，以色列人畢竟身處中東多年，對薩達姆的這種良苦用心早就看得一清二楚。面對着一顆又一顆的“飛毛腿”，以色列就是不予理睬。在我的記憶中，這在以色列的歷史上似乎也是第一次。
海灣戰爭後，以色列駐埃及使館的一位外交官私下告訴我，“沙漠風暴”打響第一槍之前的一個月，以色列就已經得到了美國方面的口信。那位官員對我説，以色列那時候的策略就是避免激化矛盾，免得惹火燒身。以色列不想因為自己的某個過激行動而打亂美國在海灣的整個計劃。
其實，以色列在整個海灣危機中的異常表現早就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在中東這個地方，如果有什麼大事，以色列就像是一個晴表雨。這個國家的一舉一動總會和整個中東的形勢密切相連。伊拉克最初入侵科威的時候，以色列不吭不響，調子很低。漸漸地，以色列表示出了對戰爭的憂慮。進入一九九一年一月，以色列的反應開始變的強烈起來——全民動員，軍隊處於戒備，報紙上到處是關於戰火是否會殃及以色列的討論。與此同時，以色列對於阿拉伯人的態度也出現了微妙的變化。以色列軍人儘量避免和被佔領土上起義的巴勒斯坦人發生大規模衝突。對於南黎巴嫩遊擊隊偶爾的騷擾，以色列也表現出了少有的克制。以往，只要南黎巴嫩遊擊隊對以色列北部地區進行一次襲擊行動，比如，發射一兩顆“卡秋莎”火箭，不出幾天，以色列百分之百一定會作出強烈的反映。以色列在和阿拉伯的衝突中有一個著名的邏輯：以牙還牙。只要有一名以色列人被殺，以色列軍隊就會炸平一個阿拉伯遊擊隊的基地。當然，有時候也會是一個阿拉伯村莊。同樣，以色列平民在外面遇到恐怖襲擊，以色列也會不依不饒，直到討出了説法。然而，海灣危機後期，以色列卻出奇的克制。記得當時就有分析家分析，以色列的態度説明以色列正在為戰爭爆發作着某種準備。
海灣危機爆發前，在埃及發生了一起針對以色列游客的恐怖襲擊事件。以色列對那起事件的態度也很有意味。一九九○年二月四日的一天傍晚，一輛滿載以色列游客的旅行客車正高速行駛在埃及伊斯馬利亞公路上。在離目的地開羅還有一百多公里的時候，一輛標致牌小轎車從後面超了上來，並將客車逼在了路邊。汽車剛剛停穩，突然從小轎車裏跳下了幾個端着衝鋒槍的蒙面人。他們不由分説，對準大客車猛烈射擊，其中有一個人向大客車裏扔進了一顆手榴彈。隨着爆炸聲，大客車裏頓時血肉橫飛，慘叫聲響成了一片。在火光中，幾個蒙面人跳上標致車，很快就消失在了夜色中。四十多名以色列游客中，二十幾人受傷，十三人死亡，其中包括大客車司機。然而，在這起恐怖主義襲擊事件後，以色列官方只是表示了震驚和憤慨，然後就草草地處理了這件事。以色列方面並沒有像以往那樣興師動眾一番。
（一九九○年二月四日，在以色列旅行客車被襲擊的現場）
得知慘案發生，張郇再三要求總分社領導同意去現場採訪，我也一同出發。晚上，我們在一位埃及朋友的指引下很快來到了出事的現場。只見警燈閃爍，公路一側停放着幾十輛各種車輛。上百名埃及警察和士兵將現場封鎖了，記者們一律不許靠近。隔過攢動的人頭，我看見在路邊停靠着一輛大客車。接着一閃一閃警燈的光線，依稀可以辨認那是一輛俗稱為“大灰狗”的豪華旅行客車。藍白相間的車身上印着一排大大的英文字母：“ISRAELTRAVEL（以色列旅游）”。也許正是這幾個字才給這批游客引來了殺身之禍。
半個世紀的阿以衝突，使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成了“公敵”。凡是表明是以色列或者以色列人的目標都可能成為襲擊的對象。幾年前，也有一輛以色列游客的客車在埃及南部被恐怖分子襲擊。據説，恐怖分子之所以確定那輛大客車就是他們襲擊的目標，是因為他們在那輛客車尾部一個不顯眼的地方發現了一枚象徵着猶太民族的“大衛之星”！
我和張郇圍着那輛被襲擊的“大灰狗”轉了好幾圈也沒能靠近它。僅靠照相機上的閃光燈無法在黑夜裏拍到清晰的圖片。正在着急的時候，我們聽説，被打死打傷的以色列游客都被送往了伊斯梅利亞市的醫院。於是，我和張郇繼續開車趕往伊斯馬利亞市。
在醫院裏，我們見到了那位後來向我透露以色列在海灣危機中的策略的以色列駐埃及使館外交官。他當時負責處理這件恐怖襲擊事件。當我們向他提出採訪倖存者的要求後，那位官員非常客氣地謝絕了。
他對我説：“水先生，請你理解，我們現在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讓人們覺得以色列和阿拉伯有什麼深仇大恨。有些事不要明着説。”説完他又拍拍我的肩膀，很親密地對我説：“你明白我的意思，對嗎？”
那天夜裏，我和張郇採訪了一整夜。在回開羅的路上，我們又一次經過了大客車被襲擊的現場。那時，天已大亮，原先的警察和軍人撤走了不少。我們很輕易地説服了在場的埃及安全人員同意我們走到近前看個究竟。看著滿地的碎玻璃碴、希伯萊文報紙和已經微微發黑的血跡，我對張郇説：“你信不信，中東一旦有什麼戰爭打起來，以色列準被攪進去。”
果然，海灣戰爭爆發後不久，戰火很快就蔓延到了以色列。每天在特拉維夫爆炸的“飛毛腿”的消息以及海灣前線的狂轟濫炸、“戰斧式”導彈、F—117隱形飛機、M1—A1沙漠主戰坦克等等，成了我和我的同事們在那段時間遙望戰爭的主題。美聯社的外電、CNN的現場直播、BBC（英國廣播公司）的定時新聞也成了我們這些新聞工作者不可或缺的學習和討論的材料。在戰爭持續的四十多天時間裏，我在中東總分社參與了大量新聞的後期編輯工作。雖然我當時的工作更多地只是在“為人做嫁衣”，默默無聞地做著一個編輯應該做的工作，雖然我沒有能夠到被稱為“世紀之戰”的海灣戰爭的第一線，但是遙望著戰爭在我的眼前演完一幕又一幕，看到“沙漠風暴”給人類所帶來的巨大衝擊波，目睹着成千上萬的人為了和平所進行的殘酷的戰爭，我更深切地知道了什麼叫做新聞，什麼樣的記者才是合格的記者。我也似乎感悟到了戰爭的殘暴、和平的脆弱。
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多國部隊解放了科威特。消息傳來，中東各國一片歡騰，開羅市內更成了沸騰的海洋。那天，攝影記者唐師曾剛剛從特拉維夫轉移到開羅。在此之前，我們從未見過面，我只是在報紙和雜誌上才知道他的大名的。海灣戰爭爆發前，我就在《人民日報》上看見“唐師曾”頭戴鋼盔的照片。我還知道，他有一個響噹噹的外號——“唐老鴨”。
那天，在總分社見面後，我也和其他新華社的同事一樣稱他為“鴨子”。“鴨子”和我一見如故，我們一起坐在我的房間里長聊了起來。“鴨子”以他那特有的喋喋不休的講話方式向我們歷數了他在以色列的所見所聞。比如，有一天晚上，一顆“飛毛腿”在特拉維夫市中心爆炸了，他不顧一切地衝進現場。大驚失色的以色列警戒人員蜂擁而上將他拖了出來。因為當時爆炸的硝煙還沒有散盡，人們還不知道那顆“飛毛腿”上是否帶有化學武器彈頭。“鴨子”戴着一副寬邊大眼鏡，他全身上下一身的迷彩服，連揹包都是迷彩的。“鴨子”對於近代戰爭史、海灣戰爭中各方軍力的情況、武器裝備等等瞭如指掌。他如數家珍般地向我介紹着美國海軍陸戰隊員身上的每一樣裝備。從他們頭上的夜視鏡到M—16衝鋒槍，從急救包到軍靴的軍刺。
“他們丫每人身上的全套傢伙加起來得上萬美元吶！”“鴨子”對我説着。他眼睛裏似乎充滿着無比的嚮往。
“鴨子”説起話來有一個特點，他很少將目光對着講話的對象。跟他説話，我總感覺他的思想是游離的，他的思維屬於那種極度跳躍式的。他從來不會順着一個話題往下講，往往剛講到“飛毛腿”一句話又突然到海軍陸戰隊，然後又不知怎麼的開始回顧起二戰時期蒙哥馬利將軍的輝煌戰績。
經歷了十幾天“飛毛腿”轟炸下的神經緊張，一下子來到了開羅這樣一個正在迎接戰爭勝利的和平環境，“鴨子”異常地興奮。他要求我開車帶他出去到開羅市區去看一看歡呼解放科威特的場面。於是，我開上當時仍在科威特採訪的張郇的那輛奔馳230來到了市中心的一條主要馬路上。馬路上水泄不通，到處是歡呼的人群。坐在汽車裏的人們將半個身子伸出窗外，揮動着胳膊。開車的人將手按在汽車喇叭上，一刻也不松開。有的人乾脆跳出來站在車頂上，載歌載舞。車下的人群更是舞成了一片。阿拉伯的女孩子們用她傳統的方式也表示着歡慶的心情，她們用舌頭在嘴裏上下彈動，頻率極快地發出“嘍、嘍、嘍”的尖叫聲。
我和“鴨子”被這熱烈的場面感染了。我們將車停在路邊，走向了人群。看到“鴨子”手中的照相機，人群迅速涌向了我們。他們揮動雙手，朝着“鴨子”的鏡頭晃動着，臉上洋溢着發自內心的歡快。我走進人群，用我那已經非常純熟的阿拉伯英語和他們交談了起來。
“你們是埃及人吧？”
“YES！”
“科威特解放你們高興嗎？”
“YES！”
“為什麼這麼高興啊？”
“……，YES！”
大多數埃及的普通市民英語水平有限，他們只能説幾個簡單的英文單詞。我的問題顯然讓他們感到有些吃力。於是，猶豫了片刻，他們乾脆用那個最簡單的“YES”來概括他們當時的心情。
（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埃及開羅，科威特解放日）
在我對歡慶的人們進行採訪的時候，“鴨子”在一旁飛快地按下了快門，閃光燈在夜空裏發出刺眼的光芒。那一夜，是我自從海灣戰爭爆發以來心情最舒暢的時刻。身處成千成萬歡騰的人群中，我感到了一種強烈的參與感。我不僅為中東人民告別戰爭而感到激動，也為我自己作為一名記者能夠身在其中而無比振奮。
我不在遙望如此重大的新聞事件在我的眼前發生，雖然對我來講，那只是四十多天如火如荼的世紀之戰中唯一的一次。
我不再遙望戰爭。七年後，作為一名電視記者，我也像“鴨子”當年一樣奔赴到了危機四伏的巴格達。也像當年CNN的比得 阿奈德一樣，在報道一九九八年年初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機時，我也住在著名的拉希德飯店。
一天，我從我們報道組在拉希德飯店十二樓的房間乘電梯下樓，在電梯裏我遇到了阿奈德。當時電梯裏只有我們兩人。看見我，他衝我禮貌地點點頭。我也用“HI”同他打了招呼。
沉默片刻，我終於忍不住了。我對阿奈德説：
“我認識你，海灣戰爭時我在開羅看過你的報道。”
“是嗎？你當時在開羅？”阿奈德問我。他頭上的頭髮似乎更少了。
“是，我當時在開羅是一名文字記者。”我回答道。
“你那時沒有上前線？”
我搖搖頭，對他説：“我沒有機會，那時我只能通過電視看你對戰爭的報道。”
這時，電梯門開了，我們到了底層。阿奈德一邊往外走，一邊回頭對我説：
“你是…日本人？”“不，我是中國中央電視臺的記者。”我飛快地更正了他的猜測。
“抱歉。”阿奈德禮貌地向我表示他的歉意。他伸出手來和我握了握手，説道：
“很高興與你在巴格達一起共事。”
看著這位“禿頭記者”遠去的背影，我眼前又出現了海灣戰爭爆發時他在拉希德飯店樓頂上的樣子。我想起了那天巴格達綠色的夜空、閃閃的白光以及隆隆的爆炸聲。
七年前的那場戰爭讓我學到許多。我學會了怎樣做一名記者，我明白了如何面對戰爭。正是因為這一點，直到今天，我並不為那時在開羅遙望戰爭而感到遺憾。
責編：復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