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格勒布及難民營見聞

央視國際 (2001年11月30日 15:42)

　　聯合國駐前南地區維和部隊總司令部設在薩格勒布市郊的一個大院內。維和部隊的新聞中心也設在這個大院內。這裡原來是克羅地亞部隊的一處軍營。

　　從北京出發前，我曾通過電話和傳真同新聞中心的一位名叫蘇珊羅希尼的小姐取得了聯絡。我告訴她我們一行五人要前往薩拉熱窩採訪，希望聯合國方面提供幫助。羅希尼小姐當時在電話裏説，一切手續必須等到我們到達薩格勒布後才能辦理。

　　十二月十五日，我們在新聞中心大院內的一處臨時搭建的辦公室裏找到了羅希尼小姐。一見面，羅希尼立刻面露難色。她説，最近一段時間，要求前往薩拉熱窩的記者特別多。現在在波黑各地的外國記者總數已經接近三千，而在薩格勒布仍有好幾百個各國記者等待進入波黑。據羅希尼小姐介紹，聯合國有一架運輸機每週兩次飛往薩拉熱窩。飛機主要運送聯合國維和部隊的人員和物資。只有當飛機上還有空餘地方時，才能允許一部分外交人員和新聞記者搭乘。因此，每趟飛薩拉熱窩，能夠搭乘飛機的記者人數是十分有限的。羅希尼説，現在在她這裡登記排隊的記者就有兩百多人。如果我們也要登記排隊的話，至少要等兩周以上。

　　聽到羅希尼小姐的介紹，我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

　　一般情況下，去薩拉熱窩只有三條途徑。除了乘坐聯合國的運輸機之外，還有兩條路可以進入波黑。一條是通過地面從南斯拉伕首都貝爾格萊德進入薩拉熱窩的塞族控制區，然後再從塞控區進入薩拉熱窩。但是東歐地區的許多地方在嚴冬季節往往是大雪封山。而當時正值十二月份，南斯拉伕這條路已經徹底不通了。另外一條途徑就是從薩格勒布乘車進入波黑。這條路雖然當時還沒有完全封閉，但是危險性極大。不但路面積雪很厚，行車非常困難，而且一路上還要穿過幾處地雷區。即便是熟悉路況的司機一般也不願走這條路。

　　看來，我們唯一的辦法就是如何儘快搭上聯合國的運輸機。

　　看著蘇珊羅希尼小姐在辦公室裏來回奔跑忙亂的樣子，我決定對她進行一番“親善”攻勢，力爭能夠從她這裡走個“後門”。羅希尼小姐個子不高，皮膚很黑，有點像是南亞一帶的人。看到她略有空閒，我便湊上前去，裝作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問她：

　　“羅希尼小姐，在這裡工作一定很累吧？”

　　“是啊，你看看我剛才忙亂的樣子。每天都有大量的電話和傳真要處理，還要安排記者們的採訪。簡直是太糟了！”羅希尼像是找到了知音，開始向我訴起了苦。我一邊聽她説話，一邊竭力地想猜出她是哪人。我問她：

　　“你一定是南亞地區的人，印度？”

　　羅希尼抬起頭，驚訝地看著我，説：

　　“你説得很對！很多人第一次見我都以為我是孟加拉國或者巴基斯坦人呢，你真是太棒了！”羅希尼臉上露出了愉快的樣子，我謙虛地笑笑。

　　“主要是你的英文講得非常地道，南亞地區只有印度人才能講出如此地道的英文。”我不失時機地恭維道。聽到我這話，羅希尼高興極了。她説：

　　“你説得很對，印度的英文是最正宗的。”

　　“羅希尼，你去過我們中國嗎？”我換了個話題問羅希尼小姐，心裏已準備好了繼續表示“親善”的下文。羅希尼略顯遺憾地回答説，沒有，不過她很想去。我馬上説：

　　“一定爭取去一次中國，你絕對不會失望的。我可以給你當嚮導。”

　　這時，羅希尼小姐臉上的笑容只能用“燦爛”來形容了。此後，我們又聊了很多話題。當然那些話題都是我精心考慮過的友好話題，比如中印兩國的友好、紐約聯合國總部附近最好吃的中餐館，等等。我們談得很投機，她開始簡稱我為“水”，我也叫她“蘇珊”。時間一點一點過去了。這時，我意識到我和羅希尼談話的氣氛已經很友好了。於是，我把話題一轉，悄悄地問她：

　　“蘇珊，你知道我們不能在這裡等的時間太長。有沒有任何可能性可以讓我們早一點坐上聯合國的飛機？”

　　羅希尼小姐看看我，突然笑了。我不知道她是否在笑我剛才的小聰明。她看了看手裏的一份名單，猶豫了片刻後説，下一班飛機兩天后起飛，現在飛機上還有兩個空座。不過，根據以往的經驗，往往在飛機起飛的當天會有人臨時不走了。羅希尼説，她可以幫我們先訂上那兩個座位，如果當天還有人取消飛行，她馬上通知我們。我趕緊向羅希尼表示感謝，並給她留下了中國大使館和我們旅館的電話。

　　出了新聞中心的辦公室，我這才把剛才發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訴了其他幾位同事。聽了我的描述，攝像記者王卓認真地問我：

　　“你真的聽出來她是印度人了？”

　　我搖搖頭，得意地對他説：“我也是瞎猜的，沒想到還真讓我給蒙着了。”

　　從維和部隊司令部大院出來，我注意到大院一側的院墻外有一堵用磚頭壘成的矮墻。矮墻大約有一兩百米長，一米多高。墻頭上擺放着許許多多的點燃的蠟燭，墻根下也有一些鮮花。我們走到近前，才發現矮墻上的每一塊磚頭上都寫着一個名字和兩個不同的年份。有些磚頭旁還挂着一副單人的照片。

　　陪同我們的克羅地亞司機格拉希齊告訴我，在戰爭中，許多克羅地亞人都犧牲了。死難者的親人為了紀念死者，同時也為了向聯合國展示戰爭的罪行，將死去的人的名字寫在磚頭上，碼放在維和部隊大院的外面。久而久之，這裡就形成了一堵矮墻。格拉希齊還告訴我，現在每天都會有人來到這裡，用一支蠟燭或者一束鮮花來憑吊他們死去的親人。聽了格拉希齊的話，我再一次認真地看了看墻上的名字和照片。這些死難者大多都是二十來歲的年輕人。他們死去的時間集中在一九九二、一九九三、一九九四年。

　　正在這時，從矮墻的另一頭走過來兩位老年夫婦。他們互相攙扶着，來到了矮墻的跟前。在矮墻的盡頭，兩位老人停住了腳步。其中的老婦人彎下身去，從一個提包裏拿出一支紅色的蠟燭，在她身旁的老先生從口袋裏掏出了一盒火柴，雙手顫抖着點燃了火柴，然後又小心翼翼地將那支紅色的蠟燭點燃。老婦人走過去，輕輕地將蠟燭放在矮墻的墻頭。然後，兩位老人面對着那堵用暗紅色耐火磚壘起的矮墻，默默地站在寒風裏。我靜靜地站在一旁，不敢打擾他們。

　　等到他們快要起身離開時，我走過去攔住了他們。我用英文告訴他們，我們是中國的記者，並請他們告訴我他們剛才悼念的人是誰。老婦人將身上的大衣攏了攏，先開了口。她告訴我，他們是來看望他們死去的小外孫的。她説，他們的小外孫是克羅地亞部隊的一名士兵。三年前在和南斯拉伕聯盟軍隊的一場戰鬥中不幸中彈犧牲了。死的時候只有二十一歲。這時，站在一旁的老先生對我説：

　　“你剛才説你們是中國人？”

　　我回答是。老先生説：

　　“我的小外孫以前總説，他希望有一天去中國學習東方文學。可惜他的願望永遠也不能實現了。”老先生用手將頭上戴着的一頂皮絨帽輕輕地抬了一下，對我們説：

　　“我們今天代表他向來自中國的朋友致意。”

　　既然聯合國的運輸機要在兩天后才能飛往薩拉熱窩，我們決定利用這兩天的時間在薩格勒布做一些採訪。我把這一些想法告訴了中國駐克羅地亞使館的謝大使和蔣巧雲女士，希望他們能幫助提供一些相關採訪的線索。大使説，在克羅地亞東部有一個很大的波黑難民營。這個難民營由聯合國難民署負責。謝大使本人認識難民署的一位官員，他表示可以幫助我們聯絡去那裏採訪，交通問題由使館來負責。

　　當天晚上，蔣巧雲打電話來説，難民營那裏已經聯絡好，使館準備派一輛麵包車第二天送我們去那裏。蔣巧雲還説，大使同意明天由她來陪同我們一起去採訪難民營。我聽了後心中暗喜。蔣女士就是學塞爾維亞語的。有她跟我們一起去，採訪時語言上就沒有困難了。只是要難為她一位堂堂外交官為我們記者充當翻譯了。

　　這些年來，每次從國外採訪歸來，我心裏都有一種深深的感激之情。因為每當我們到一個國家採訪，都會得到駐那裏的中國使館的大力協助。不論是埃及、黎巴嫩，還是克羅地亞以及後來的約旦、伊拉克。使館待我們就像是一家人。從衣食住行，到聯絡採訪。可以説，這些使館幾乎是有求必應。説句實話，沒有使館，還不知道我們會多出多少麻煩。第二天一早，蔣巧雲和司機格拉希齊按時出現在了我們旅館的門前。上午九點，我們出發了。老格拉希齊告訴我們，從薩格勒布到加辛齊難民營大約有三百多公里的路程。他説，現在冬季雪多，路面不好走，估計我們要走四個多小時。

　　汽車很快出了薩格勒布市區。克羅地亞位於波黑北部。在它的東南面是現在的南斯拉伕聯盟。在它的西北是德國。克羅地亞無論從地理面貌還是氣侯狀況上都屬於典型的東歐國家。這裡夏天溫暖濕潤，而在冬季則是一片冰天雪地。我們的麵包車小心謹慎地行駛在公路上。兩邊的是一片白茫茫的原野。原野上空很低的地方密布着一層濃濃的霧。透過濃霧依稀可以看到幾棵大樹和孤零零的農舍。看著眼前的景色，我在心裏思忖着：這裡到底是一塊什麼樣的土地？為什麼這裡要被人們稱為是一個容易爆炸的“火藥桶”？莫非是寒冷的氣候更容易讓人採取激烈的行動？我不得而知，眼前依然是濃濃的迷霧。

　　為了趕路，我們決定先不吃午飯，等到了難民營再説。汽車不停地在開。奇怪的是，到了下午兩點多，我們還沒有看到難民署官員告訴蔣巧雲的那個路邊指示牌。於是，我們讓司機格拉希齊下去問路。格拉希齊一回到車上就開始向我們道歉。原來，老頭一不留神，早已將車開過了！在蔣巧雲的埋怨聲中，格拉希齊一邊不住的道歉，一邊將車子掉過頭來。

　　下午三點多，我們終於看到了路牌。汽車從大路拐上了一條小路。遠遠地，我們看見一排一排的平房。這裡就是加辛齊難民營。這時，天氣已經漸漸地暗了下來。東歐地區的冬季，白天奇短，每天下午三點多，天色就開始變暗。攝像記者王卓在一旁不斷地提醒我，如果要採訪，動作一定要快，否則天一黑，就拍不了什麼東西了。

　　我們很快找到了一直在等待我們到來的難民營負責人，並對他進行了採訪。

　　加辛齊難民營一共住着將近六百名波黑難民。他們都是從波黑逃到克羅地亞的難民，以老人和兒童居多。聯合國難民署在這裡為他們提供基本的食宿條件，並設法安排他們重返家園。據介紹，現在最大的難題是這些難民的重返問題。因為波黑戰火雖然已經停止，但是由於戰爭的破壞，這些難民的家已經不復存在。因此，把這些難民往哪安排是最大的問題。

　　採訪完難民營負責人，我們來到難民營的大院裏。這裡足有兩個足球場那麼大，一排排的簡易活動住房密密麻麻排列在大院裏，顯得十分擁擠。我們走進了幾家難民的家。每一個房間裏都放着兩三張上下兩層的架子床。房間中間是一個取暖燒水用的煤煙爐。房間裏擁擠不堪。在其中一家，我採訪了一個十四五歲模樣的小男孩。小男孩告訴我們，他的家原來在波黑的一個小村莊裏。戰爭爆發後，他們村裏的很多人都被殺了，其中包括他的父母親和一個哥哥。他和他的外公、姨姨、姨夫和他們的兩個孩子一起逃了出來，現在住在這個難民營裏。我問他：

　　“現在戰爭已經停止了，你想不想回去？”

　　“不想。”小男孩問答説。他盤着腿坐在鐵架子床的下鋪，臉上沒有任何表情。

　　“為什麼不想回去？難道你不想回去繼續上學嗎？”我問道。

　　“不想。我害怕回到那個地方。我想去美國上學，然後就永遠不回來了。”他説。

　　從小男孩家裏出來，在一排排難民房旁邊的一條馬路上，我們看見有十幾個八九歲的小孩站在那裏正在好奇地看著我們。我招呼攝像記者王卓向孩子們走去。看見我們走來，小孩子們像是驚弓之鳥，“嘩”地一下子四散而逃。一直跟在我們身旁的蔣巧雲這時趕緊用塞爾維亞語對他們説，我們是來自中國的記者，他們不用害怕。在零下二十多度的溫度中這些孩子們每人身上只穿着一件薄薄的秋衣。有一個小女孩光着腳丫子穿着一雙夏天的涼鞋。我走上前去，讓蔣巧雲問那個小女孩她冷不冷。小女孩搖搖頭。我接着問她現在上不上學，小女孩又是搖搖頭。我又問她父母親是不是也在這個難民營裏。蔣巧雲再一次把問題翻譯過去。小女孩聽了以後，搖搖頭，張開嘴説出了一個詞：

　　“死了。”

　　（永遠不想回來的小男孩圖片）

　　此時雖然我身上穿着羽絨服、棉毛褲全副武裝，但是在室外採訪了這麼一會兒，我這時已經凍得渾身發抖，上下牙直打架。

　　告別了在寒風裏瑟瑟發抖的孩子們，我們順着大路往門外汽車上走去。這時，天色已經完全暗了下來。走到一個拐彎處，我們突然聽見從後面傳來了呼叫聲。我們一起扭頭，只見一位老婦人正拄着拐杖步履蹣跚地向我們走來。我和蔣巧雲迎上前去。老婦人對蔣巧雲説，她聽説來了記者，一定要見我們一下。我問她，想對我們説些什麼。老人把頭上的三角頭巾正了正，指着王卓的攝像機説：

　　“你對着我。”老人一隻手拄着拐杖説，“我是波黑村的一位村民。我們村的人在戰爭中全部死掉了，村子也燒光了，我現在沒有一個親人，一個都沒有了。我的家也沒有了。你們説説，我該到哪去？”

　　加辛齊難民營的大鐵門在我們的身後漸漸遠去。我回過頭，借着昏暗的燈光，看見大鐵門門口站着許多人。他們在向我們揮手告別。在他們中間，我似乎看見了剛才那位拄着拐杖的老太太。我下意識地抬起右手，機械地在車裏搖了搖。

　　第二天，我們到薩格勒布的教堂、大街上和商業區做了一些採訪。由於使館的幫助，我們採訪了波黑駐克羅地亞大使和克羅地亞外交部長。我們還參加了克羅地亞總統圖季曼當天下午就簽署巴黎和平協議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當天晚上，我們在克羅地亞電視臺通過衛星向北京傳回了一期《焦點訪談》——《停戰以後波黑行之一》。次日上午，我房間的電話響了。是聯合國維和部隊新聞中心的羅希尼小姐。

　　“水，我幫你們訂到了今天下午去薩拉熱窩的全部座位。全部！五個人！”

　　我想，如果當時我在羅希尼小姐的身旁，我一定會擁抱她。因為她的“後門”，我們至少要比兩百多個記者早好幾天到達那個被稱為“恐怖之城”的薩拉熱窩。

責編：復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