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格達的一天

央視國際 (2001年11月30日 15:41)

　　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五日晚十點半，經過了長達十五個小時的顛簸，我們中央電視臺赴伊拉克報道組終於在中國駐伊拉克大使夫人的“護送”下，乘車趕到了巴格達。當天夜裏，一直在苦苦等待我們到來的孫必乾大使在使館為我們準備了一桌“午夜宴席”款待我們。孫大使在宴席開始時的一句祝酒詞令我至今難忘。他説：

　　“歡迎你們在如此艱難的時候來和我們一起並肩作戰，來，乾杯！”，

　　這些年來，我參加過不少宴會，也聽到了許多措詞美麗的祝酒詞。而此時此刻，在巴格達，在一個面臨着巨大挑戰和危險的地方，在一個風雨欲來的時刻，孫大使的言詞卻是那樣的讓人振奮，讓人感動。

　　第二天，我們報道組八個人兵分幾路，落實和安排我們在巴格達採訪的必備手續和相關事宜。兩位衛星傳送技術人員和錄音師趙雪松在飯店調試器材。報道組領隊侯明古帶着編輯胡陽在新華社駐巴格達分社記者顧正龍的幫助下前往伊拉克新聞部辦理我們的記者證，並同時落實安裝我們的衛星傳送器材。我和兩位攝像記者一組。我們的任務是先去中國大使館，然後再在巴格達市區做一些初步的採訪。

　　中午時分，幾路人馬回到飯店。大家相互通報情況後發現，成果顯著。最令人振奮的消息是，我們在新華社記者的幫助下，在巴格達新聞中心爭取到了一塊可以安放移動衛星地面站的地方。這就意味着我們帶來的移動衛星地面站有了安身之處，我們可以通過衛星向北京及時地傳送我們的報道。

　　（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一日，開赴巴格達圖片）

　　當天下午，報道組全體成員齊心合力在兩個小時之內將移動衛星地面站架設在巴格達新聞中心的院子裏。

　　我們這次的巴格達之行受到了中央電視臺上下各個部門的全力支持。考慮到伊拉克艱苦的條件，戰爭一旦爆發後的緊急狀態，電視臺給我們配備了最先進的設備。

　　我們攜帶的移動衛星地面站是中央電視臺當時最先進的一套衛星傳輸設備。這套設備可以在移動狀態下隨時隨地接收和發射圖像和聲音信號。也就是説，假如戰爭爆發，形勢緊張，只要有一台發電機，我們的移動衛星地面站就可以在伊拉克任何地方，哪怕是大沙漠中，向北京發回我們的報道。為此，我們在約旦的時候還專門花兩千多美元買了一台日本造的大功率便攜式汽油發電機，並一同帶到了巴格達，準備急用。我們拍攝用的攝像機和編輯用的編輯機也是當時全世界最先進的松下數字式攝像機和編輯機。攝像機很輕，錄像的磁帶只有一般的錄音帶那麼大，而編輯機的大小就像大一點的揹包，一個人被起來就可以走。使用的時候，只需上下打開，裏面顯示器、音響、畫面剪輯、合成等各種功能一應俱全。

　　由於海灣戰爭的破壞，巴格達與外界的通訊聯絡全部癱瘓。在巴格達，沒有國際電話，也沒有傳真服務。於是，我們從北京帶來了兩套便攜式的海事衛星電話。這種電話只有電腦筆記本一樣的大小，任何地方，只要將海事衛星電話一面的天線板對準天空，電話就會自動尋找到相對應的衛星，電話也就接通了。

　　海事衛星電話是在巴格達的外國記者必備的通訊裝備。在新聞中心，到處可見記者們在使用這種電話。海事衛星電話的費用奇貴無比，一分鐘海事衛星電話的的收費是八個美元。如此昂貴的費用也使得我們報道組成員絲毫不敢用它來向國內的親人傳遞我們平安的消息。當然，在新聞中心的外國記者中也不乏用海事衛星電話“煲粥”的大款。

　　有了這些先進的設備，我們當天就迅速向北京傳回了兩條新聞。一條是關於我們中央電視臺赴伊拉克報道組抵達巴格達並開始工作的消息。另一條是關於巴格達目前狀況的報道。那是國內的觀眾第一次看見我們從巴格達發回的報道。當然，恐怕觀眾最激動的莫過於我們每一個人的親人了，因為這兩條新聞就等於是我們向他們發出的“平安信”了。

　　當天晚上，我們商定了第二天的報道方案。在繼續採集伊拉克危機新聞的同時，就巴格達目前各方面的狀況採訪編輯一期《焦點訪談》，節目以巴格達的一天作為一條主線，進行相關的採訪。為此，我們分成兩個記者組進行分頭采訪。一組是我和康銳去採訪巴格達市民早晨的活動情況，包括市場、清真寺、上班、交通等等。然後，再去採訪巴格達的醫院、政府部門。另一組由胡陽和另一位攝像，中央電視臺軍事部攝像記者冀惠彥組成。他們的任務是去巴格達電報電話中心、外國記者雲集的新聞中心以及一些學校和軍訓地點採訪。

　　二月十七日清晨五點多，我們兩組記者分頭出發了。我和康銳先來到新聞中心旁邊的一座大橋下。二月的巴格達，天氣經常是晴朗無比。大橋下，火紅的朝霞映照在底格裏斯河的河面上。河岸兩邊，一米來高的蘆葦在清晨的微風中蕩來蕩去。一家居民院中的狗聽到有腳步聲開始警覺地吠叫起來。我站在河邊，手裏拿着話筒，我的背後是海灣戰爭中屢次遭受多國部隊轟炸的共和國大橋，如今伊拉克人已將這座大橋修復一新。等到狗叫聲平息後，康銳舉起左手，示意我可以開始。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們今天的這一期《焦點訪談》是從一個特殊地方的清晨開始的。這裡就是伊拉克首都巴格達。雖然説在過去的三千多年時間裏，這座城市所經歷的每一天並不一定都是從平靜中開始的。然而，最近一段時間，生活在這座城市裏的三百多萬居民在每一天的清晨卻都是在焦慮和不安中醒來的……”我手拿着話筒對着康銳的鏡頭一字一句地説着。我身上深藍色風衣的衣角在微微地飄動着。雖然，這時我看不見自己的臉，但我知道，我的臉色一定非常憔悴。為了這一段話，前一天晚上我反復推敲，直到深夜三點。

　　從河邊上來，我們採訪了附近一家居民。然後，我們來到新聞中心對面的清真寺外面，拍攝了當地穆斯林教徒做禱告的鏡頭。按照預定的方案，清晨六點，我和康銳攔住了一輛出租車，直奔居民區，去採訪巴格達市民清晨的生活狀態。

　　上車後不久，我馬上欣喜若狂。因為我發現司機的英文講得非常好。這樣，我們就可以和他很容易地交流溝通，甚至在採訪時請他當翻譯。同時，他還會向我們提供不少背景情況。我開始採取“懷柔政策”。我對司機説，我們要包租他的車兩個小時，請他開價。司機猶豫了片刻説，一萬第納爾，一萬第納爾當時相當於七美元，合人民幣六十多塊錢。兩個小時六十塊錢，我認為還是比較便宜的。在北京，乘出租車從市區到機場就要一百多。我説：

　　“我給你一萬五第納爾。不過，你要一直陪着我們。”

　　司機用驚訝的眼光看著我，似乎不相信這天上掉下來餡餅。他馬上回答説：

　　“NOPROBLEM（沒問題）。”

　　按照我的要求，司機先將我們拉到了巴格達市中心的一個居民區裏。清晨的巴格達，街道上行人很少。偶爾有一個騎着自行車的人，車子前面馱着一筐麵包匆匆走過。街道兩邊的店舖大多都關着門。這時，我看見路邊一個人推着一輛三輪車改裝的餐車停在一個路口。我問司機那是幹什麼的，司機回答説是早點攤。我立即叫他停車。下了車，我走在前，康銳扛着攝像機跟在我的後面。早點攤前，一位大約四十多歲的中年男人正在準備點燃餐車上的爐灶。他手裏那拿着一把中國式的圓形蒲扇，貓着腰往爐膛裏扇着。我走過去，用開羅時學到的阿拉伯語同攤主打招呼：

　　“SALEMALAHKUN（真主保祐）！”

　　中年男人抬起身，看見我們，機械地回答説：

　　“早上好！”

　　我告訴了他我們的身份，然後問他是不是在準備早點，早點都有什麼東西，等等。攤主冷冷地指指餐車上的東西告訴我，他賣的早點主要是阿拉伯傳統的大餅、霍姆斯醬、烤肉、紅茶、土耳其咖啡等。攤主的態度非常謹慎，他一邊説話，一邊上下打量我們，最後把眼睛盯在了康銳肩上的攝像機。他對隨我們一起來的司機很快地説了幾句阿拉伯語，司機也飛快地回答他。從他們交談的語氣和表情上看，攤主似乎在問司機，這幾個人為什麼到這裡來，他們不應該到這裡來。為了緩和氣氛，我讓康銳先把攝像機放在地上，然後我給我們每一個人要了一杯土耳其咖啡。坐在一張小圓桌旁，喝着濃濃的土耳其咖啡，我和攤主攀談了起來。

　　也許是因為我們給他增添了一筆生意，也許是發現我們並無惡意，不一會兒，攤主的緊張情緒漸漸地松馳了下來。他告訴我，他每天早上都是在這個時間出來賣早點，吃早點的人並不多，但是他有幾個老顧客，每天都來。看到我們談得很投機，康銳悄悄地拎起攝像機，走到很遠的地方假裝拍攝街景，不時地將鏡頭對準我們。我手裏拿着無線話筒，在攤主講話的時候若無其事地將話筒對着他。

　　此時，攤主也不再戒備我們，一邊忙着手裏活，一邊回答着我的問題。看到時機成熟，我開始往正題上引導他。我問他，現在局勢這麼緊張，他的生意有沒有受影響。

　　“那倒不會，局勢再緊張，人總還要吃飯啊。”他説道。

　　“巴格達人對現在的局勢關心嗎？”我問他。

　　“當然，從海灣戰爭以來，巴格達人一直都很關心局勢，因為這和我們的生活太有關係了。”他説着，隨手指指小圓桌上的一個半導體收音機，説：“我的顧客每天都要一邊吃早點，一邊聽新聞的。”

　　“你們害怕美國人的轟炸嗎？”這一次我比較直截了當地問他。

　　“有什麼可怕的？美國人又不是沒有炸過我們，他們要炸，我們也沒有辦法啊！”攤主説着，伸手遞給我一杯咖啡。在開羅時，我就酷愛這種奇苦的土耳其咖啡，而且每次至少都要連喝三杯。

　　“房子要是炸壞了，那我們就修；大樓要炸沒了，那我們就再蓋。真主保祐，只要伊拉克還在，就沒有問題！”攤主又説。他的語氣顯得很輕描淡寫。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生活在戰爭陰影下的人們都像巴格達人這樣一副無所畏懼的心態。我見過海灣戰爭時人們的緊張狀態，我見過黎巴嫩人的漠然，我也見到過薩拉熱窩市民的恐懼。然而，巴格達人所表現出的這種無奈和希望，在我看來卻是如此地矛盾和複雜。告別了早點攤，司機繼續拉着我們在居民區的街道裏穿行。我們希望找到一處菜市場採訪。此時已是早晨八點。陽光照在一棟棟陳舊的居民樓和下面破破爛爛的街道上，似乎像是美國西部影片裏的景象。

　　海灣戰爭前，伊拉克是中東地區相當富裕的一個國家。中東的各個國家從自然資源上分為幾個極端，一種是有油沒水，比如海灣地區的國家；一種是有水沒油，比如埃及。還有一種是既沒水也沒油，比如約旦。這幾類國家都有各自的局限，好一點的是第一種，差的就是那種既沒水又沒有石油的國家。而伊拉克的自然資源卻非常獨特。他屬於中東地區少見的那種既有水又有油的國家。滾滾的原油和底格裏斯河與幼發拉底河澆灌的肥沃的土地使得伊拉克從七十年代開始就成為中東地區一個富庶的國家。八十年代，伊拉克大興土木，修建了一大批當時世界一流的基礎設施。最令人羨慕的是高速公路。據説，伊拉克全國的多數高速公路都是純“進口”的。工程師是英國人，柏油瀝青和兩邊鋁合金的護欄都是從德國進口的，從巴格達至安曼的高速公路更是令人嘆為觀止。六百多公里的路面平穩寬闊。有的路段單方向可以並排行駛五到六輛汽車。在離巴格達兩百公里處的一段路面，公路中間的隔離帶和兩邊的車道被打通連成一體，形成了一條近百米寬的路面。路面中間有兩排筆直的反光燈。原來海灣戰爭前，薩達姆擔心戰爭爆發後共和國衛隊的軍用機場可能被炸，於是命令將這條高速公路的一段改建為一條飛機跑道，以備戰時不測。這條臨時跑道足有十公里長，起降波音747等大型客機綽綽有餘。

　　然而，海灣戰爭的爆發以及聯合國對伊拉克實行的全面制裁，使得伊拉克陷入了非常困難的境地。由於沒有了石油收入，又無法從國外進口，伊拉克國內許多八十年代修建起來的基礎設施無法得到及時的修繕。在巴格達，隨處可見破舊不堪的公路、橋梁、建築物，甚至是汽車、門窗玻璃、傢具等等。難怪有人形容説，巴格達是一座凝固在八十年代的城市。

　　我們的面前出現了一排半露天的商店。商店露天臨街的地方擺着各種蔬菜、水果、麵粉、雞蛋。我和康銳走下車，跟着我們的司機兼翻譯走了過去。在司機的幫助下，我們了解了這些物品的價格。一盤雞蛋（大約二十多個）要賣三千第納爾，相當於兩個美元。我問司機，巴格達市民的平均月收入是多少，司機回答一千到一千五百第納爾。我瞪圓了眼睛，難道二十多個雞蛋就要相當於巴格達市民兩個月的全部工資？司機肯定地點了點頭。我立刻對康銳説：

　　“康銳，開機，我要説一段。”

　　我對着鏡頭，手裏拿着一個雞蛋，向觀眾介紹了雞蛋等其他東西的物價以及巴格達市民的收入情況。就在這時，商店門前開過來一輛小轎車。從車上下來的幾名伊拉克警察。他們走過來問我們是幹什麼的，我趕緊用半生不熟的阿拉伯語告訴他們我們是中國記者。我們的司機也在一旁幫腔説，他們來打聽一下蔬菜的價格。我怕有麻煩，趕緊從口袋裏拿出幾盒清涼油塞到警察的手裏，嘴裏説着：

　　“SAHAFICINE，MAKUMUSHIGAIDA（中國記者，沒問題）。”

　　也許是我奇怪的阿拉伯語發音令他們開心，幾位警察哈哈大笑，學着我説道：

　　“MAKUMUSHIGAIDA。”之後，他們上車走了。

　　警察走了後，我們繼續採訪。

　　大約幾分鐘後，又有一輛車開了過來。這次從車上下來的人都穿着軍裝。他們也像剛才那幾位警察一樣問我們在幹什麼。我如法炮製，又一次用清涼油和可笑的阿拉伯語發音將幾位軍人打發走了。

　　這時，我發現氣氛有些不對。商店老闆躲進了房間，周圍圍觀的老百姓也紛紛離開了。我問司機會不會有麻煩，司機遲疑着説，應該不會。正在這時，一輛灰色的轎車疾馳而來。從車上跳下四五個身穿便衣的人。他們將我們團團圍住，其中一位徑直走到我們面前，對我説：

　　“PERMIT（許可證）！”

　　我正要開口，突然一種直覺告訴我來者不善。而且我心裏明白我們身上並沒有什麼許可證。我決定採取“裝傻策略”。我搖搖頭，做了一個聳肩的動作，臉上一副疑惑的表情。

　　在阿拉伯國家採訪時常會遇到這樣的情況。當你要採訪某個地方的時候，往往會有人出來阻止，跟你要許可證。遇到這種情況，我的辦法就是裝糊塗。假裝聽不懂（包括英語），然後跟他泡蘑菇。來人無可奈何，就會轉回頭去找人來解釋。利用這個時機，我們便迅速地完成拍攝和採訪，然後就溜之大吉。

　　那位便衣見我聽不懂，便扭頭問我們的司機。司機告訴我，他們要我們採訪的許可證。我還是搖頭。僵持了一段後，來人並沒有就此罷休的意思。他對司機説，這幾個人沒有採訪許可證，違反了規定，必須跟他們走一趟。

　　聽到這話，我知道問題嚴重了。我趕緊放棄“裝傻策略”，對他們説，我們是中國記者，昨天剛到巴格達，沒有來得及辦理許可證。對方開始搖頭了，説：

　　“不行，你們沒有任何證件，必須跟我們走。”

　　正在犯難之時，我突然想起了我們出國前臨時製作的急救卡片。這是我們考慮到一旦戰爭爆發，如果我們中的任何一位遇到不測，救命用的卡片。卡片上用英文和阿拉伯文註明了我們的身份，包括國籍、職業、工作單位、個人特徵、血型等等，並同時註明：持卡人如遇到不測，請大力協助並通知中國駐伊拉克大使館。我們將這個卡片稱為“救命卡”。

　　我急忙從書包裏掏出了“救命卡”遞給了那位便衣，並同時對他説，這是我們的證件。説着，我又從口袋裏翻出了伊拉克大使孫必幹的名片，遞給他。

　　“我們的大使館知道我們的行動，你可以給我們大使打電話。”我理直氣壯地説：

　　那位便衣看了看“救命卡”，又看了看孫大使的名片，站在那裏遲疑不決。這時，我趕緊用半生不熟的阿拉伯語和英語混雜着對他説：

　　“MAKUMUSHIGAIDA，WEARESAHAFICINE，WEAREVERYGOODFRIENDSWITHIRAQ，MAKUMUSHIGAIDA。”我拍拍他的肩膀，意思是説：沒問題，我們是中國人，和你們伊拉克是好朋友嘛。

　　那位便衣聽到我的話，樂了起來。他周圍的其他幾名便衣也跟着笑了。他把“救命卡”和孫大使的名片還給了我，揮揮手説，走吧。

　　按照伊拉克當局的規定，外國記者在伊拉克採訪一律要事先辦理許可證，同時還要從伊拉克新聞部聘請一位“陪同”跟隨採訪。不遵守這一規定的記者輕者會被逐出伊拉克，重者難免會遇到各種奇怪的事情。據新華社的記者介紹，不久前，幾位西方記者沒有執行伊拉克方面的規定，擅自前往巴格達郊區採訪。兩天后，那幾位記者乘坐的汽車突然遇到車禍，三位記者一死兩傷。

　　伊拉克被稱為一個“警察國家”，秘密警察非常活躍，外國記者在伊拉克活動全都處在嚴密的監視下。後來我們得知，當天下午，我們的領隊去伊拉克新聞部辦理記者證的時候，一位官員警告我們的領隊説，你們中國記者要遵守我們的規定，今天早晨你們就有幾個人沒有許可證亂跑。那位官員還掰着手指歷數了我們的詳細活動情況，幾點幾分，在什麼地方，他一律清清楚楚。僅僅個把鐘頭，我們的活動就如此迅速和詳細地傳到了那位官員那裏。我們聽後不覺地一陣膽戰心驚。

　　儘管遇到了這一插曲，我們兩組記者還是按照原定計劃進行我們對巴格達一天狀況的採訪。中午，我們分頭到一些商店、汽車站、銀行、飯館等地進行了採訪。只不過，在那以後，我們更加小心謹慎。每到一處，我們總是事先準備好機器，看準目標，衝上去幾分鐘內結束“戰鬥”，然後迅速離開。用我們的話説，這叫“打一槍換一個地方”。

　　按照孫大使夫人前一天提供的線索，下午，我們來到了巴格達薩達姆兒童醫院進行採訪。根據駐巴格達外交使團的安排，當天，包括孫夫人在內的一些外國大使館的大使夫人將向這家醫院捐贈五千美元和一批奶粉。孫夫人説，我們正好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對這家醫院進行採訪。

　　我們乘車來到醫院的時候，看見孫夫人和十幾位各國婦女已經站在了醫院的院子裏。很快，我們跟隨她們來到了醫院的一間會議室裏。在那裏，醫院的院長向她們簡單介紹了這家醫院目前的情況。之後，我們又來到一間很大的病房裏。病房裏大約有近二十張病床，每張床上都躺着一個生病的孩子，有的床邊坐著孩子的家長。孫夫人和其他一些大使館的夫人們將一罐罐奶粉交給床上的孩子和他們的家長。我和康銳也跟在一旁拍攝。

　　病床上的孩子們年齡從三四歲到八九歲不等，他們大部分患的是傳染性疾病。很多孩子看上去嚴重地營養不良。有一個孩子看上去大概有八九歲。他很瘦，蜷曲着躺在床上。孫夫人幫我們問旁邊的家長。那位家長説，這孩子已經十七歲了。由於長期的營養不良，他得了糖尿病。

　　在另一張病床旁，我們看到一位醫生正在給一個三四歲的小女孩做檢查。我走上前去，採訪了那位醫生。醫生説，小女孩得的是心臟病。我看到小女孩的嘴唇非常紫，她的小胸脯一上一下動得很厲害。據那位醫生介紹，由於制裁，伊拉克的食品嚴重短缺，許多孩子因此長期營養不良。也是由於制裁，伊拉克醫院裏缺少醫藥的藥品和器材。他指着小女孩床邊的一個輸液瓶説：

　　“我們甚至缺少這樣的輸液瓶，因為這些都要進口。”

　　康銳站在病房的中間左搖右搖在拍攝房間的整體情況，這時，我走到一張病床前。床上躺着一個八九歲的小女孩，床邊站着一位身穿黑色長袍的婦女，她是孩子的母親。我問：

　　“孩子幾歲了？”

　　“九歲。”母親回答道。

　　“得的什麼病？”我又問。

　　這時，身穿黑色長袍的母親將小女孩身上的被子輕輕地掀開，一股濃烈的腐爛味撲鼻而來，我定睛一看，不由的身體往後一仰。我感到自己一陣噁心，胃裏的東西在往上翻。我面前的小女孩全身已經腐爛，大腿根部的肉已經和小腹脫離，黃色的膿液順着潰爛的肌肉流淌出來。她的身體已經變形，脖子上佈滿了瘡疤，頭髮基本全部脫落，只有一雙大眼睛，瞪得大大的，看著我。

　　我問旁邊的一位醫生。醫生告訴我，小女孩是因為玩耍時不慎劃傷，傷口感染，由於沒有消炎藥品治療，導致全身潰爛。我問醫生：

　　“你們醫院沒有消炎藥？”

　　醫生搖搖頭，説：

　　“沒有。”

　　“那你們怎麼治療她？”我大惑不解地問道。

　　“我們只能用清水把潰爛的地方擦一擦，然後蓋上一塊紗布，沒有別的辦法。”醫生説。

　　“能管用嗎？”我更加吃驚。

　　醫生搖搖頭。

　　“那就沒有別的辦法了？”我還是不相信。

　　“沒有了，我們只能看著她慢慢地死去了。”醫生面無表情地回答説。

　　我咬了咬牙，招呼康銳過來。等康銳走近後，我扶着他的腰部，對他説：

　　“哥兒們，你挺住了，這個鏡頭不是隨便什麼人都敢拍的，我扶着你。”

　　康銳看到小女孩先是往後退了一步，然後，他慢慢地蹲下來，開始拍攝了。我扶着他，頭不自覺地扭向一旁。通過扶着他的雙手，我感到康瑞的身體在一陣陣地顫抖。當康銳拍完站起身後，我看見他眼裏含着淚水。

　　我從來沒有看到如此讓人撕心裂肺的場面，我更不敢相信，這個瞪着一雙大眼睛的小生命正在等待死亡。我不知道那位身穿黑色長袍的母親看著自己的孩子一天天走向死亡是什麼心情。我不敢問她。

　　當天晚上，在編輯這段採訪時，胡陽看到了這幅畫面。他當時臉上的表情非常難看。他問我，這段畫面還編不編。我遲疑了一會，説：

　　“編！”

　　那天，當夜幕降臨時，我站在新聞中心三樓的陽臺上，完成了這期節目的結束語。我的身後是清真寺的宣禮塔和遠處的底格裏斯河以及巴格達市區的一部分。清真寺的喇叭裏傳出阿訇祈禱的聲音。攝像機啟動後，我舉起話筒，頓了頓，説道：

　　“夜幕降臨了。白天裏的喧囂漸漸逝去，勞累了一天的巴格達人又來到了清真寺。他們在祈禱能夠得到麵包、藥品，同時，也在為一個寧靜的夜晚而祈禱。許多人都還記得七年前海灣戰爭的第一槍就是首先從巴格達的夜空中打響的。而今天又一次處在危機中的巴格達，每當夜幕降臨的時候，焦慮與不安就開始籠罩着這座城市。應該説，大多數巴格達市民還是樂觀的。然而這種樂觀情緒的背後，我們也多少能夠感覺到一種無奈。人們在無奈之中期待着目前的這場危機能夠早日結束。用這裡的人們常説的一句阿拉伯語，就是：‘YINSHALA（願真主保祐）’！”

責編：復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