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之城”——薩拉熱窩
央視國際 (2001年11月30日 15:40)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三點，聯合國維和部隊的蘇制大型運輸機在震耳欲聾的轟鳴聲中飛上了天空。看著機艙內滿滿當當的集裝箱和扭曲着身體坐在貨物夾縫中間的其他四位同事，此時此刻，我感到了巨大的壓力。
我知道，這不是一次一般意義上的出國採訪。我們將去的地方既沒有在機場熱情迎接的使館人員，也沒有方便的交通，更沒有舒適的旅館。四年的波黑戰爭已使得薩拉熱窩徹底癱瘓，而且至今依然到處是危險。我們面臨的將不僅僅是艱苦的生活和採訪條件，而且還有對我們人身安全的威脅。
在薩格勒布出發前，我們遇到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如何解決我們報道組五個人在薩拉熱窩的住處。克羅地亞使館的謝大使告訴我們，由於戰火的破壞，薩拉熱窩絕大部分的旅館都被炸毀。唯獨堅持營業的有兩家旅館，一家是著名的五星級賓館——薩拉熱窩假日飯店。但是，在去年的一次炮戰中，假日飯店大樓的一半被炮火徹底炸毀，目前只有幾層樓能夠營業。另一家飯店是一家只有幾層樓的小酒店——波斯尼亞酒店。薩格勒布通往薩拉熱窩的電話非常難通。撥一二十次，偶爾只能通一次。我費盡了周折好不容易打通了假日飯店的電話。對方回答我：房間全部滿了。再撥幾十次，我打通了波斯尼亞酒店的電話。這家酒店前臺的服務員倒是很客氣，但是一聽我要訂房間，馬上對我説：
“先生，我希望你現在能到我們這裡來看看。我們大廳裏的地上都被你們這些記者佔滿了。現在，我的面前就站着幾十個人跟我要房間，走道裏都是人！”
（圖片：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在前往薩拉熱窩的聯合國運輸機上左為攝像記者王卓）
此後，任憑我如何解釋，説我們是中國記者，説我們第一次來，説我們就算是求求他們了，那家飯店的服務員還是那句話：沒戲。
無奈之中，我想到了我在新華社的老同事、當時在克羅地亞任記者的黃泳。兩年前，黃泳被派到克羅地亞當記者。由於前南衝突的緣故，黃泳曾幾次前往波黑採訪，他對波黑的情況非常熟悉。不巧的是，在我們到達薩格勒布之前，黃泳去了波黑穆斯林重鎮圖茲拉採訪。幾經周折，我終於找到了黃泳在圖茲拉的電話。聽到是我，黃泳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小子怎麼跑到這裡來了？”他在電話裏聲音大得驚人。我説明了情況，並請他無論如何幫忙。
黃泳説，他以前幾次去薩拉熱窩都是住波斯尼亞酒店，只有一次住在當地一位老百姓的家裏。他説，那是一位老太太的家。老太太的家人都逃出了薩拉熱窩，現在家裏只有她一個人。房子蠻大。不過，黃泳又説，不知道現在老太太還在不在。他只有老太太的一個侄子的電話，找到這個人也許能找到那位太太。按照黃泳給的電話，我又撥了不知道多少遍電話。終於，在臨出發前的那天上午，我找到了老太太的那位侄子。當聽説我是黃泳的朋友，那位侄子馬上説：
“AH，MR.HUANG'SFRIEND，NOPROBLEM.（啊，黃先生的朋友，沒問題。）”
他告訴我，我們到了以後再給他打這個電話，然後就飛快地把電話挂了。
我把薩拉熱窩的這種情況告訴了報道組其他同事。之後，我又單獨找了錄音師馬玉燕。我對她説，我們去薩拉熱窩很可能要住到當地老百姓家裏，而且還不知道人家家裏地方有多大。我説，您一個女同志，會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如果您不想去，我可以在薩格勒布旅館留一個房間，您在這裡等我們。老馬一聽我這話，不假思索地又對我説了那三個字：
“沒事兒。”
聯合國的運輸機開始下降了。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運輸機。和客機不一樣，上運輸機之前，從飛機屁股後面落下來一塊大鐵板，斜着立在地上，然後所有的乘客踩着鐵板上的一個一個的防滑棱鑽進飛機。運輸機的機艙內空空蕩蕩，是一個大肚子，中間用來放集裝箱的貨物。在兩邊機艙的艙壁上各有一排折疊式的坐椅。那天飛機上的乘客嚴重超員，折疊坐椅很快就擠滿了人，剩下沒有座位的人手扶着集裝箱上可以拉拽的地方乾脆坐在機艙的地上。和我們一樣，絕大多數乘客身上都穿着防彈背心，有的人還戴着鋼盔。大家靜靜地坐在飛機上，偶爾視線不期而遇，相互只是會心地淡淡一笑。由於平時運輸機拉的都是貨物，所以運輸機的飛行員恐怕從沒有受過客機飛行的訓練。飛機在起飛和降落時都是大起大落。估計在運輸機飛行員看來，反正集裝箱顛一下也不會有什麼大的損害。果然，就在飛機落地的一瞬間，我們幾十號乘客隨着機艙內的集裝箱騰空而起！
（圖片：薩拉熱窩機場，聯合國運輸機）
飛機停穩後，機艙後面的那塊大鐵板緩緩地打開了。我們尾隨着其他乘客魚貫而出，踏上了薩拉熱窩的土地。天上正在下雪。透過紛飛的雪花，我看到機場四週空空如也。除了我們這一架運輸機以外，停機坪上看不到其他飛機。機場周圍是一圈鐵絲網。沿着鐵絲網，每隔一段可以看到一輛裝甲車停在那裏。在機場盡頭的一片雪地中，有一架運輸機頭衝下栽在地上。靠近我們的飛機這一側，有一棟三層的樓房，樓頂上樹立着一個雷達天線。沿着樓頂的墻上，有一排英文字母：薩拉熱窩機場。樓房四週的墻上到處是彈痕和槍眼，所有的窗戶上都嚴嚴實實壘着沙袋。樓頂的每個角上都架着一挺機槍，機槍旁站着幾名聯合國維和部隊的士兵。
我們被帶領着來到樓房旁邊的一條泥濘的小路上，等待我們的行李。不一會兒，開過來一輛鏟車。鏟車上幾十件大大小小的行李被一個巨大的軍用網袋罩着。鏟車開到我們近前，將網袋直接卸在了雪地上。我們報道組連電視器材加上個人的行李一共有十四件行李。機場上沒有任何可以運載行李的工具。於是，我們五個人花了很長時間，分幾次才將行李抬出了機場。
這時，天色已經黑了下來。機場外面到處是維和部隊的士兵。吉普車、卡車、裝甲車穿梭不停。我們圍着堆積如山的十四件行李，站在大雪中，不知所措。沒有人來接，機場上沒有任何公共交通，我們如何才能從這裡去往十幾公里外的薩拉熱窩市區呢？走出去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我們行李太多。另一方面，薩拉熱窩機場是一個幾平方公里的軍事禁區。這裡到處是地雷，只有一條小路通往外面。維和部隊只準車輛通行，不許步行。
天越來越黑。地上的雪也越積越厚。借着軍車的車燈，我看見鵝毛般的雪片在飄舞着。
萬般無奈，我和唐湘偉衝到路邊，挨個攔住過往的軍車，請求他們的幫助。然而，車上的人一聽説我們五個人，還有十四件行李，都紛紛搖頭表示無能為力。也不知道攔了多少輛車，終於有一輛小型卡車的司機同意拉我們出機場。我們一面道謝，一面飛快地將行李全部搬到卡車上。看著塞得滿滿的卡車貨箱和已經擠着四個人的駕駛室，我發現我和王卓無論如何也坐不下了。我馬上讓唐湘偉帶着其他兩位同事和我們的行李先進城，等我和王卓再找到一輛車後再與他們會合。唐湘偉他們走後又過了大約半小時，我們終於搭上了維和部隊的一輛裝甲車。就這樣，在一個大雪紛飛的黑夜裏，我們坐著維和部隊的裝甲車離開了戒備森嚴的薩拉熱窩機場。
兩個小時後，我們終於在薩拉熱窩市找到了那位老太太的侄子，並很快來到老太太位於薩拉熱窩市中心一棟五層的居民樓裏。老太太名叫絲萊布列娜，大約七十歲出頭。她高高的個子，非常和善。雖然布列娜不太會説英文，好在那天晚上她的一位侄女也在她家。那位侄女名叫納蒂亞，是一名大學畢業生，英文講得很流利。
通過納蒂亞的翻譯，我們很快和絲萊布列娜老太太談好了房價。我們五個人住三間房，每天給她六百馬克（相當於四百多美元）。由於這是我們在薩拉熱窩能找到的唯一落腳點，所以我們也沒有過多地和老太太討價還價。
我們還要一個意外的收穫，看到我們五個人中間沒有一個人會説塞爾維亞語，納蒂亞主動提出，她可以充當我們在薩拉熱窩採訪期間的嚮導兼翻譯。納蒂亞在戰爭爆發前，曾經在薩拉熱窩一家報社打過工，對新聞採訪比較熟悉。她表示還可以幫助我們聯絡一些採訪對象。大家一拍即合，我們當即決定每天付納蒂亞兩百馬克，請她充當我們的臨時僱員，第二天就開始工作。
當天晚上九點多，饑腸轆轆的我們按照絲萊布列娜的指示，來到附近的一條街道上，準備找一家飯館填飽肚子。臨出門的時候，絲萊布列娜提醒我們，一定要快去快回。她説，雖然已經停火，但是目前薩拉熱窩依然很不安全。每天晚上十點開始實行宵禁，街上不許有人走動，而且隨時還可能有冷槍。她要我們一定小心。聽到這話，我們每個人趕緊回到房間拿出防彈背心穿在身上。
下了樓，我們快步走在一條很窄的街道上。整條街道大約有七八百米長。街道十分昏暗，只有一個路燈閃着黃色的暗光。街道的路面是用鵝卵石鋪成的，一個一個橢圓形的鵝卵石在燈光的照耀下像是月夜裏粼粼的波光。此時是晚上九點多一點，街道上已經空無一人，靜悄悄的，只有我們五個人的腳步聲在四週回蕩。街道兩邊有一些住家和店舖，但是此時大都已經緊緊地關上了大門。
快走到街道的盡頭時，我們終於看到了一家開着門的小飯館。店裏有兩三個人正圍坐在一張桌子旁。看到我們進來，他們迎上來。其中一個會講點英文的人很客氣地對我們説，他們已經快關門了，所以基本上沒什麼可吃的了，只有一種波黑當地傳統的肉餅。我們沒有別的選擇，於是，每人要了一份肉餅和一杯飲料。
這家餐廳不大，總共大約有六七張餐桌。餐廳連接的一面有兩扇大窗戶，但不知為什麼，此時窗戶外面都釘着木板，裏面的窗簾也拉得緊緊地。餐廳裏沒有電燈，我們進門的時候，看見在門口的一個收款臺上點着一盞煤油燈。等我們坐下來的時候，餐廳的工作人員又拿來了一盞煤油燈，放在我們坐的餐桌上。餐廳裏的工作人員都顯得很神秘，他們每一個人臉上都是一副緊張的神情。我叫來那位會説英文的服務員，問他為什麼他們的餐廳在營業時間還門窗緊閉，服務員用手指指外面，又指指餐廳裏面，然後做出一個端槍射擊的姿勢，回答説：
“危險。”
我又問他為什麼沒有電燈。服務員説，薩拉熱窩經常停電。然後，他好像又想起了什麼，壓低嗓門比劃着對我説：
“餐廳裏有燈光，會很危險的。打槍的人可以看見。”
這時，我們要的肉餅端了上來。我們大家一看，不約而同地笑了。原來這就是我們中國北方的那種大餅夾肉。唯一不同的是裏面放了一些奶酪、黃油、番茄醬之類的東西。“素食主義者”楊建一看當即搖頭説不能吃，並説準備回去吃他從北京帶來的方便麵。其他人已經顧不上太多，拿起肉餅，狼吞虎咽起來。
正在這時，突然，外面傳來一陣猛烈的響聲。“劈劈啪啪”，聲音聽上去像是在放鞭炮，但仔細一聽，是槍聲。槍聲大約離我們這裡有幾百米。聽到槍聲，包括我們五個人在內，餐廳裏的人全都站了起來。大家互相看看，試圖想從對方眼中弄清楚發生了什麼。餐廳裏的幾名服務員更是十分緊張。一位服務員立即跑到收款臺前，“噗”地一聲吹滅了煤油燈。另一位服務員走到餐廳的門口，側着身子從門縫裏向外望了望。我們幾個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但看到餐廳服務員這副樣子，大家已經沒有心思再繼續吃肉餅了。唐湘偉悄悄地對我們説：
“咱們結帳走吧，這兒不可久留。”
於是我們付了錢，起身往外走。走到餐廳門口，我們發現餐廳的服務員已經把門從裏面鎖上了。那位會説英文的服務員將我們帶到餐廳另一側的一個小門旁邊。到了門口，他示意我們先等一下。自己輕輕地將門推開一個小縫，探出頭左右張望了一下，這才讓我們走了出去。這時，街道裏靜悄悄的。昏暗的燈光下還是空無一人。我們幾個一個挨一個，貼着街道一側的墻根，排成一排，飛快地往回走。
十幾分鐘後，我們終於鑽進了絲萊布列娜家那棟樓的樓門裏。攝像記者王卓一步跨進了樓門，放開聲音説了聲：
“我的媽呀，嚇死我了！”
回到絲萊布列娜家，大家如釋重負，長出了一口氣。我們把剛才發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訴了絲萊布列娜。絲萊布列娜説，她剛才也聽到了槍聲。因為擔心我們，她還下樓在樓門口等了我們一會兒。我們聽了以後都很感動。
當天夜裏，我們圍坐在起居室裏和絲萊布列娜老太太聊了起來。絲萊布列娜是波黑穆斯林族人，她的丈夫很久以前就去世了，她一直和兒子、兒媳住在一起。戰爭爆發後，薩拉熱窩遭到了塞族武裝的圍困，幾乎天天都要有炮擊，爆炸聲、槍聲從早響到晚。城市裏幾乎每一棟建築物都被炮彈擊中，許多人被炸死、炸傷，還有不少平民是在自己家中或者走在大街上突然被冷槍擊中的。有一段時間，由於國際上的干預，薩拉熱窩的圍困被解除了。於是，她的兒子和兒媳利用那個時機，到意大利的一個叔叔那裏避難去了。他們走了之後，薩拉熱窩又一次被圍睏了。由於圍困，薩拉熱窩市民的生活每況愈下。居民家裏經常停水、停電、停煤氣。市場上生活必須品奇缺，物價飛漲，波黑當地的貨幣第納爾變得一錢不值。一個第納爾只相當於幾千分之一個德國馬克。馬克成了這裡唯一能夠流通的貨幣。在市場上，一公斤蔬菜，一公斤雞蛋都要賣到幾十馬克。歐洲人愛喝咖啡，然而在薩拉熱窩，一公斤咖啡豆要賣一百多馬克。
絲萊布列娜坐在一個破舊的沙發上向我們講述着這一切。她説英文非常吃力，所以她説得很慢。常常是她説一句，停下來問我們聽明白了沒有，看到我們點頭，她再繼續往下説。因為沒有暖氣，起居室裏非常冷。絲萊布列娜每説一句話，她的嘴前就會出現一團白色的霧氣，她説，平時她總是呆在家裏不敢出去。但是，即便是在家裏，也不安全。有一天，就有一梭子彈穿過窗戶射進了她家的洗手間。她説，前不久，隔壁樓上的一位女青年，在自己家的窗口被一發冷槍子彈打死了。
絲萊布列娜一邊搖着頭，一邊嘴裏噴着白色的霧氣説道：
“太可怕了！薩拉熱窩的每一個人每天都是在恐懼中度過的。這是個恐怖的城市。”
那天夜裏，相信我們報道組每一個人都度過了一個難熬的夜晚。我躺在冰冷的床上，想著剛才餐廳裏的那一幕和絲萊布列娜房東的話，輾轉反側，久久無法入睡。
第二天早晨八點多，絲萊布列娜的侄女納蒂亞來了。納蒂亞告訴我們，她已經按照我們的要求找到了一輛可以出租給我們的私人轎車，現在車和司機就在樓下等候。她説，她正在聯絡一些我們要求採訪的部門和人員，現在還沒有答覆。她建議我們今天先拍攝薩拉熱窩的外景。
按照納蒂亞的建議，我們首先乘車來到了薩拉熱窩市區邊上的一個小山坡。從這裡可以看到薩拉熱窩的整個市容。由於頭一天剛剛下過大雪，從山坡上望下去，整個薩拉熱窩市區籠罩在皚皚的白雪中。薩拉熱窩是一個山城，市區南北走向，呈長條形，中間有一條小河。市區的四週圍則是一座座兩三百米高的小山，山上長着濃密的松樹。
納蒂亞指着山上告訴我們，那裏都是塞爾維亞武裝控制的地方，那一片片的松樹林裏就是塞族武裝的炮兵陣地。塞族武裝就是從那裏炮擊山下的市區的。在樹林中到處都是掩藏着的狙擊手，他們隨時看準目標，便向山下？？釋放冷槍。聽到納蒂亞的介紹，我心中不禁一陣害怕。我急忙問她，我們現在站在這個孤零零的山坡上，很容易被人發現，是不是很危險？納蒂亞説，這裡離塞族控制的山頭比較遠，相對比較安全。不過她提醒我們儘量抓緊時間。我趕緊招呼攝像王卓，準備機器，開始拍攝。我拿出話筒，站在攝像機的面前，我的身後就是薩拉熱窩市區。王卓很快地調整好了攝像機的位置，開始錄像了。我對着鏡頭，説道：
“觀眾朋友，大家好。我現在是在波黑首府薩拉熱窩向您報道。我身後就是薩拉熱窩市區……”正在這時，突然我聽到身後傳來了一陣劇烈的槍聲。我轉過身，槍聲還在持續，聽聲音離我們並不很遠，但看不出槍手所在位置。於是，我趕緊轉回身，繼續對着鏡頭説：
“雖然幾天前，波黑交戰各方已經在巴黎簽署了和平協議，但是當我們來到薩拉熱窩後，還是能不斷聽到槍聲。就在剛才在我身後大約幾公里以外，又傳來了一陣槍聲……”
（圖片：在薩拉熱窩採訪）
當我一口氣説完這段現場解説後，遠處的槍聲已經停了下來。納蒂亞從車裏跑了出來，招呼我們趕快離開這裡。
“快，快，這裡太危險了！”納蒂亞叫喊着。
於是，我們幾個人迅速收拾好攝像器材，鑽進車子裏。那位司機大概也被剛才的槍聲嚇壞了，他把車子開得飛快，一溜煙下了山坡。根據我們在北京出發前制定的報道方案，我們準備在薩拉熱窩製作一期專題報道：停戰後的薩拉熱窩。我們計劃到薩拉熱窩的一些代表性地點進行採訪，同時再採訪一些工廠、學校、醫院、政府部門等等。
在薩拉熱窩有一條著名的大道：團結大道，這是薩拉熱窩市區的一條主要的交通幹線。大道長約十幾公里，南北橫穿市區，將薩拉熱窩穆斯林居住區和塞爾維亞族居住區隔成兩片。戰爭爆發前，穆塞兩族人民在這裡和睦相處。因此，這裡的人們也將這條大道稱為團結大道。然而，戰爭爆發後，雙方武裝人員以這條大道為界限展開了激烈的戰鬥。盤踞在市區兩側山頭上的狙擊手更是以這條大道作為射擊的主要對象。許多行人和過路車輛上的乘客在這條大道上不幸遭遇冷槍。就在我們到達薩拉熱窩的當天，一位老婦人在行駛的有軌電車裏被冷槍打死了。戰爭後期，當地的老百姓和外國新聞記者把團結大道改稱“死亡大道”。“死亡大道”上還有一個顯著的標誌，這就是在戰爭期間外國記者集中下榻的假日飯店。雖然説這裡主要住的是外國人，但在戰火密集的時候，這家飯店也沒有能夠倖免。飯店大樓經常遭到炮火的攻擊。一九九四年的一天，幾枚炮彈同時飛向假日飯店，飯店大樓的一半被炸得塌陷了下去。
我向納蒂亞提出我們要去“死亡大道”採訪。納蒂亞一聽，馬上跳了起來。
“不行，不行。今天上午的事情就已經夠懸了，那條街上更危險。我們不能再去了！”納蒂亞拼命地反對道？？。
我解釋説，“死亡大道”是薩拉熱窩戰火的標誌，具有很強的代表性。我們的節目應該反映那裏現在的情況。作為妥協，我説，我們可以基本上坐在車子裏拍攝，如果有什麼我們一定要停下來拍攝的，她可以坐在車裏，而不用跟着我們。聽我這麼一説，納蒂亞勉強同意了。
吃完中午飯，我們乘車前往“死亡大道”。車子從一條小路裏開出來，一拐彎，上了一條寬闊的大馬路。納蒂亞告訴我們，這裡就是“死亡大道”了。
大道的路面很寬，很多地方中間還有一條隔離帶。路面上有兩條埋在地裏的鐵軌，這是有軌電車的線路。上了“死亡大道”，王卓把攝像機扛在肩上，對着車窗外開始拍攝。汽車開得很快。一路走，納蒂亞一邊在車裏向我介紹説，這裡原來是薩拉熱窩圖書館，那裏原來是幾棟居民樓；那邊原來是薩拉熱窩電視臺，這邊原來是一所學校。她每指一個建築物，一定要強調“原來”這個詞。我問她為什麼？納蒂亞説，這些建築都已經被炸毀了，早就被廢棄了。我放眼望去，果然，所有的建築物全都差不多是相同的模樣：巨大的彈洞，燒焦的墻壁，裸露在外面的鋼筋。“死亡大道”兩旁隨處可以看見被炸毀，變形了的汽車軀殼。這時，納蒂亞對我説：
“我們有一個説法：在薩拉熱窩，沒有一棟建築物是完整的，沒有一輛車是完好的，也沒有一個家庭在戰爭中不死人的。”接着，納蒂亞十分嚴肅地對我説：“你可以把這句話寫到你的報道裏。”
汽車旁邊出現了一處廣場。我問納蒂亞，這是什麼地方。納蒂亞看也不看地對我説，假日飯店。我馬上對司機説，在前面找個隱蔽安全的地方把車停下來，我們要下去拍攝。司機回過頭來看看納蒂亞，納蒂亞無奈地對他點了點頭。於是，司機在前面一個路口將車拐了進去，在兩棟樓的中間將車停在了墻根。下車後，我對其他人説，只有我和王卓過去拍攝，其他人一律留在這裡等候。我們兩個人向假日飯店的那個廣場走過去的時候，我問王卓：
“怎麼樣，哥兒們？”
“沒事兒，不是有防彈背心嗎？”王卓一副無所謂的樣子。“再説了，咱不是還有八十萬的保險嗎？好歹我老婆下輩子不會受窮了。”
我拍拍王卓的肩膀，對他説：“還有呢，哥兒們，還有我陪着你吶！”
説完這句話，我突然想起了從北京上飛機後，王卓給我講過的一個笑話。王卓在飛機上説，在戰場上最容易被打死的有三種人。一種是戴大蓋帽的，因為那準是一個當官的；一種是帶眼鏡的，因為那準時個參謀什麼的，而且眼鏡片反光，容易瞄準；還有一種是扛攝像機的，因為，據説軍人最反感記者。這時我想，編這個笑話的人肯定還忘了一種人：拿話筒的記者。不管怎麼説，這個笑話有一定的道理，在戰爭中確實有許多記者喪生。波黑戰爭截至到當時，就有近五十名各國記者不幸遇難。我們在薩拉熱窩期間，認識了一位日本女記者。有一次去薩拉熱窩機場，採訪聯合國維和部隊和北約維和部隊交接儀式時，她主動讓我們搭乘了她的汽車。幾天后，我聽其他記者説，那位女記者在去薩拉熱窩郊區採訪的路上，汽車軋到了地雷，據説傷勢很嚴重。後來，直到我們離開薩拉熱窩回國時，我也沒有聽到她的消息，也不知她是死是活。
我和王卓快速走到了假日飯店前面的廣場上，站在那裏，我一下子明白了納蒂亞為什麼那樣強烈地反對我們來這裡拍攝。原來這裡是一片開闊地帶。廣場的左邊是“死亡大道”，右邊是假日飯店和波黑銀行大廈。從這裡抬頭往兩邊看，塞族控制的山頂地區，無遮無擋就在眼前。
在我看來，山頂離我們這裡距離之近，幾乎不需要用狙擊步槍，扔塊石頭就可以打到我們。
我和王卓簡單商量了一下拍攝方式後，立即開始錄像。王卓是一個非常認真的攝像記者。有幾次，拍到一半他突然停下來，説剛才他的鏡頭沒有搖穩，重來。有幾次，問題出在我這裡，我説到一半突然跑了調。就這樣，我們一遍又一遍拍了四五遍，總算有一遍是一次完成了。這時，王卓扛着攝像機側過頭來，氣喘吁吁地對我説：
“挺好，不過為了保險，要不再來一遍？”我回頭看看，遠遠地躲在我身後大樓後面的納蒂亞他們。只見納蒂亞正在那裏拼命地向我們招手，示意我們回去。我回過頭對王卓説：
“來吧！”
於是，王卓又一次啟動攝像機，我又一次對着鏡頭報道了有關“死亡大道”的現場情況。
收拾好器材，我們轉身往回走，王卓越走越快，最後跑了起來。我趕緊對他説：
“哥兒們，別跑！你越跑，沒準兒山上反倒要開槍了！”
聽到我這話，王卓放慢了腳步。當我們走回我們的汽車邊的時候，納蒂亞已經在那裏開始大發雷霆了。
“水，我告訴你，你們這樣實在是太危險了。你知道有多少人在這裡被打死嗎？你知道這裡是什麼地方嗎？你知道你們這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在開玩笑嗎？你知道……”
納蒂亞一連串問了我好幾個“你知道”，她的臉色非常難看。我只好在一旁陪着笑臉，任憑她發作。一會兒，納蒂亞平靜了下來。我走上前去，對她説：
“納蒂亞，對不起。不過你也應該理解，這是我們的工作，要不我們就不來薩拉熱窩了。”
（圖片右一：波黑媽媽絲萊布列娜）
後來，納蒂亞和我們成了朋友。在我們離開薩拉熱窩回國的前一天晚上，納蒂亞來到絲萊布列娜姑媽家，為我們送行。那天晚上，她和絲萊布列娜都哭了。臨走，納蒂亞走過來擁抱我。她對我説：
“水，你們中國人是好樣的。我一直忘不了假日飯店前的那一次，我佩服你們。願上帝保你們！”
第二天，納蒂亞又帶着我們到薩拉熱窩一家醫院去採訪。我們先來到醫院院長的辦公室採訪院長。採訪中，我發現院長身後的墻上鑲着一顆很大的子彈。我問院長那是什麼。院長説，這可不是裝飾，這是一顆真的高射機槍子彈。
“有一天，我正坐在這裡辦公。突然，一陣槍響。緊接着，這顆子彈穿過我左邊的窗戶，打到這裡，”院長一邊比劃着，一邊告訴我。
據院長介紹，他的醫院接到的病人，大多數是被冷槍冷炮打傷的病人。有一個月，他們一共接待並治療了六百名這樣的病人。另外，醫院本身也經常成為襲擊的對象。
從院長辦公室出來，我們看了醫院的大樓和病房。在一處如今已經空蕩蕩的病房裏，我們看到病房的一面墻壁徹底被炸開了，房間裏側的墻壁上至今依然可以看到斑斑血跡。院長告訴我們，當時炸彈飛來的時候，這間病房裏有二十位病人，他們都是被冷槍擊中後來這裡治療的。
“沒想到，他們在我們這裡全被打死了。”院長説着，用手在自己胸前劃了個十字。
隨後，我們又來到另一間病房。這裡有十幾個病人躺在床上。一進門，我就注意到病房窗戶的玻璃上有許多彈洞，玻璃上還貼着“聯合國難民署”字樣的膠條。這裡的病人都是外傷，有的胳膊被炸傷，有的一條腿被炸斷。我隨機採訪了幾位病人，這時，納蒂亞走過來對我説，那邊有一個婦女，傷得很重。原來，有一天，她在“死亡大道”上走路時，不幸被飛來的炸彈炸斷了一條腿。人們把她送到了這家醫院治療。然而，一個月後，就在這間病房，有一天，從窗戶外突然飛來一梭子彈，子彈打在墻上又彈到了她的頭上。婦女用手指指纏着繃帶的頭部。
“我現在很害怕，每天夜裏都會作惡夢。世界怎麼會變得如此恐怖？”她問道。
我看到，那位婦女的眼睛裏充滿着絕望。
那天夜裏，我們來到設在波斯尼亞酒店的歐洲廣播電視聯盟服務中心。我們將這兩天拍攝的素材迅速編輯起來，然後通過衛星傳回了北京。等一切工作都結束的時候，已經是夜裏十二點。我們走出波斯尼亞酒店，拖着疲憊的身子，往房東家的方向走去。夜漆黑一片，宵禁開始的時間已經過去兩個小時了。我、王卓、楊建三個人身穿着防彈背心，貼着墻根，默默無聲地飛快地走着。街道上只有我們三個人，在昏暗的路燈下，我們就像三個行走在黑暗中的幽靈。恐怕只有我們三個人自己才知道，我們當時心裏是多麼的恐懼。
這就是薩拉熱窩。
責編：復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