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中的巴格達

央視國際 (2001年11月30日 15:39)

　　二月十七日晚上，在新聞中心樓頂上拍攝完我們當天分兩組採訪的《焦點訪談》的節目《巴格達的一天》的最後一個鏡頭後，我讓攝像康銳先回飯店，把錄像帶交給胡陽開始編輯。我自己一個人留在新聞中心。我準備在那裏看看CNN的新聞，再摸摸伊拉克方面的最新情況。

　　設在巴格達市中心的新聞中心是外國記者在巴格達唯一可以自由活動的場所，也是採訪此次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機的記者們的集散地。對於記者們來説，新聞中心的地理位置應該算是比較理想。它的北面是伊拉克新聞部和伊拉克文化部。東面是一座清真寺，清真寺的後面是底格裏斯河和共和國大橋。從新聞中心往西大約一公里是伊拉克外交部。從新聞中心到這些地方步行都在十分鐘之內。

　　新聞中心是一個四四方方兩層的樓房。樓的周圍圍着一圈兩米來高的鐵欄杆。欄杆和大樓至今形成了一條四五米寬的通道，通道上擺滿了各國電視臺和電臺的通訊設備——移動衛星地面站的“鍋”（天線）、海事衛星電話、發電機、電纜以及其它器材。我們的移動衛星地面站就設在通道的盡頭。從一樓外面的一個懸挂式鐵梯爬上去，就到了樓頂平臺。和一樓一樣，這裡也擺滿了各個媒體的通訊器材。因為是露天，有的電視臺乾脆在他們的衛星地面站旁邊支起一個帳篷。工作人員白天在裏面工作，晚上就睡在帳篷裏。沿着樓頂平台南側一邊，CNN，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英國BBC廣播公司等著名電視臺都在那裏畫地為牢，設立了臨時演播室。原因很明顯，因為從這個位置望過去，正前方就是美軍最可能首先轟炸的總統府——共和國宮。

　　據伊拉克官方統計，當時在巴格達的各國新聞記者超過一千。大量外國記者來到巴格達，一方面給伊拉克有關方面增添了不少麻煩。但同時，成百上千的記者也給伊拉克新聞部和新聞中心的官員帶來了數不盡的“財路”。伊拉克官員利用各國記者急於在新聞中心搶佔有利位置的心理，大發其財。新聞中心墻上貼着新聞單位租用場地的各種費用，比如，架設移動衛星地面站一天的費用是一千美元，海事衛星是四百美元，一間辦公室的費用是一千美元，等等。如此昂貴的費用迫使各新聞單位採用迂迴戰術——賄賂新聞中心的官員，這正是伊拉克官員盼望的。不願出一千美元架設地面站？好辦，你只需悄悄往新聞中心官員手裏塞上二百美元的現鈔，五分鐘之後，就可以得到一塊地方。想要在樓頂租一個機位？再拿二百美元鈔票。經高人指點，我們也入鄉隨俗，將美元塞進伊拉克官員的手裏。於是，我們也得到了我們想要的地盤。在伊拉克，我更深地體會到“有錢能使鬼推磨”這句話的意義。

　　那天夜裏，我來到新聞中心休息廳。這裡是全巴格達唯一能收看到CNN的地方。電視上CNN正在報道聯合國安理會將開會討論是否派秘書長安南前往巴格達進行調解。休息廳四週的沙發上坐滿了各國記者，一個個豎起耳朵，認真地聽着CNN的報道。

　　在巴格達，外界消息之閉塞是難以想象的。旅館房間裏的電視只有兩個臺：國家臺和青年臺。這兩個電視臺每天大約有兩三次整點的新聞，但全都不是什麼正經的新聞。要麼是歌頌伊拉克在各方面取得成績的報道，要麼是某個國家的領導人向薩達姆總統發來賀電，祝賀伊拉克又成功地修復了一座橋梁。其餘時間，就是各種歌頌薩達姆總統的歌曲、戲曲、MTV等等。有的MTV裏薩達姆身穿軍裝，有的MTV裏又穿着阿拉伯長袍，也有的時候穿着西服。一會兒是薩達姆招手向群眾致意，一會兒是薩達姆視察某個學校。反正，花樣、手法基本全都是一樣的，所不同的是MTV前面的主持人一會兒變成一個圓球跳進畫面，一會兒又從展開的畫卷中出現。

　　（一九九八年二月巴格達圖片）

　　我挨着休息廳周圍的那一圈辦公室看了看，美聯社、路透社、BBC，全是大牌的新聞單位。我走到路透社的那間辦公室門口，裏面坐著一位禿頂的中年男人，正在一台電腦前寫着什麼。看見我，中年男人停下來，衝我打了聲招呼：

　　“HI！”

　　經過相互介紹，我知道他叫史密斯，是路透社的新聞撰稿人。他的任務是將每天路透社在巴格達所有記者的報道編寫成稿件。可以説，史密斯是路透社在巴格達的心臟。我似乎嗅到了什麼。我開始主動和他攀談起來。從巴格達聊到海灣戰爭，從倫敦聊到北京，聊着聊着，我們發現，原來我們還是開羅時期的同行。海灣戰爭時期，史密斯也在開羅，於是我們又開始聊到了開羅。史密斯一邊在電腦上敲着，一邊和我聊着，話越來越投機。史密斯問我，你們中國政府對伊拉克危機有什麼最新的表態。有來無往非禮也，我知道我這時該做什麼。我告訴他，中國反對對伊拉克動武。然後，我故作神秘地對他説，據説中國駐巴格達使館的外交官已經在考慮撤離了。其實，使館第一批撤離人員當天早晨已經動身前往安曼了。史密斯眼睛一亮，問我：

　　“真的？”

　　我點點頭，馬上又對他説：

　　“只是‘據説’，還沒有證實呢。”

　　看見史密斯若有所思地點着頭，我問他：

　　“伊拉克方面有什麼反應？”

　　這時，史密斯慷慨地將電腦屏幕對着我，説：

　　“我們的記者剛剛報道説，幾分鐘前，伊拉克官方發表了一項聲明，表示將盡一切努力保證安南訪問伊拉克成功。這條消息我還沒來得及發呢。”

　　也許是感激我剛才告訴他的那個“據説”，史密斯迅速地從電腦裏為我打印了一分伊拉克官方聲明的稿件，遞到了我的手裏。

　　由於這次愉快的交談，史密斯成了我在巴格達的消息來源之一。我們幾次關於危機發展的報道都得益於史密斯為我提供的詳細細節。

　　當了十來年記者，常常有人問我：當記者都要哪些素質？説實話，我從來沒有系統地研究過如何當一名合格的記者。十幾年來，我除了學習別人的經驗，看別人怎麼採訪，怎麼工作，怎麼寫報道，再就是靠自己在實踐中摸索。十幾年下來，我體會最深的一點是，一名記者首先要是一個善於待人接物的活泛人。用南方人的話説，就是要“靈光”。作為一名記者，如果不會和人打交道，不會説話，不會辦事，不會察言觀色，不會結交朋友，那這個記者恐怕麻煩就大了。

　　拿着路透社的新聞稿，我迅速來到新聞中心辦公室的一部電話旁。我告訴報道組領隊侯明古，伊拉克官方有一份重要聲明，現在各新聞單位都還不知道。我建議，我們應該搶先將這條消息報回北京。此時已經是巴格達時間夜裏十二點二十分，由於時差的關係，北京已經是二月十八日凌晨的五點二十分，離中央電視臺《早間新聞》開始播出還有四十分鐘。侯明古馬上和北京聯絡，告訴他們我們要在《早間新聞》中直播一條新聞。之後，他馬上和衛星傳送技術人員以及兩位攝像趕到了新聞中心。

　　十二點四十分，我在一樓通道盡頭我們的衛星地面站前見到了他們。這時，我已經準備好了新聞稿。由於當時我們還沒有落實我們在三樓平臺演播室的位置和線路，所以直播只能暫時在一樓我們的衛星地面站前進行。衛星技術人員很快將地面站信號接到了北京。海事衛星電話也已經接通。攝像用一條連線將攝像機的畫面接到了衛星地面站上。

　　十二點五十分，一切基本準備完畢。這時，我們遇到了一個問題。我們的衛星地面站附近沒有一個理想的主持人出鏡畫面。地面站的對面是新聞中心那一圈兩米多高的鐵欄杆。透過鐵欄杆，唯一一個能看到巴格達接到景色的地方長着一叢濃密的灌木。我順着鐵欄杆來回走了好幾趟，試了各種角度都不行，沒有一個地方能讓觀眾感覺到我是在巴格達。我的身後不是灌木就是鐵欄杆。急中生智，我看看身後的鐵欄杆，“噌”地爬上了欄杆。然而，欄杆底下的水泥墻只有幾厘米寬，根本無法下腳。我扒着欄杆看了半天，實在沒有辦法。離直播的時間在一分一秒地接近。於是，我邁出一條腿，像是騎馬一樣乾脆騎在了欄杆上面。攝像康瑞心領神會，他馬上找來一個大木箱，將攝像機和三角架架在木箱上。這下好多了。畫面中，我的身後就是清真寺的宣禮塔和遠處巴格達市區的萬家燈火。

　　直播的時間馬上就要到了。這時，欄杆下突然來了幾位扛着攝像機的外國記者，他們二話不説，打開攝像機上的燈頭，對着我就開始拍攝。當時，我騎在欄杆上，手裏拿着話筒，身上穿着西服，係着領帶，外面罩着一件深藍色風衣，一副紳士打扮。大概這些記者從來沒有見過如此主持電視的記者。他們把我的舉動也當做了新聞。

　　幾分鐘後，我們將這條消息連同我主持的畫面通過衛星傳回了北京。當然，看到這條名為“伊拉克官方表示要力促安南訪問成功”新聞的觀眾是不可能看到我騎着欄杆的樣子的。因為，康銳攝像機裏的鏡頭只拍攝了我的上半身。

　　二月十九日，安理會表決一致同意派安南赴巴格達進行“和平的最後努力”。這一消息令許多國家感到鼓舞，人們期待着這位溫文爾雅的聯合國秘書長真能夠成功地化解目前的這場危機。但是，就在安南出發前，美國方面提醒説，安南此次巴格達之行不是一次外交談判。安南不是一個“談判者”，而是一名“信使”。美國人説，安南秘書長只能遵照安理會的指示，向伊拉克傳遞明確的信息，即伊拉克方面不得為聯合國核查人員對八處總統府屬地的核查規定時間和範圍；伊拉克方面必須保持聯合國武器核查小組的完整性和主導性，伊拉克必須接受核查小組無條件的檢查。

　　與此同時，美軍駐海灣司令部向新聞界透露，美英等國在海灣地區的軍事部署已經完畢，隨時可以向伊拉克發起大規模襲擊，軍事打擊一旦開始將可能維持數月。巴格達陷入了緊張不安的等待之中。

　　人們在焦急地等待着安南的到來，希望薩達姆能夠給這位授權有限的“信使”一個面子。與此同時，人們也在悄悄地為戰爭一旦爆發作着最壞的打算。外國使館紛紛作出了撤離人員的決定；記者們在整箱地整箱地搶購礦泉水和餅乾一類的儲備物資；不少巴格達市民投靠到了鄉下的親戚家。

　　十九日上午，我坐在拉希德飯店的房間撰寫當天的新聞稿——“巴格達在等待”。這時，從外面走進來一個人。我抬頭一看，大叫了起來：

　　“老林！”

　　來人是我和張郇開羅時的老朋友、《人民日報》記者林皎明。我在開羅新華社中東總分設時，林皎明當時也在那裏任《人民日報》駐開羅記者站的記者。老林和夫人在開羅租了一套寬敞的公寓套房，開着“夫妻店”。我和張郇是他們家的常客。每隔一段時間，我們三人就會坐在一起討論海灣危機局勢的發展。老林是學阿拉伯語的，但他的英文也非常好，在埃及的駐外記者中屬於少有的“雙槍”記者。他的文筆極佳，經常寫一些讓人叫絕的特寫和評論。老林有一個特點，喜歡走極端。他經常能蒐羅到一些聳人聽聞的消息，讓你不敢相信，又不敢不信。回到國內後，我們的聯絡漸漸稀疏了。一九九七年，老林夫婦被《人民日報》派到了海灣的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常駐。此後就再也沒有聯絡過。

　　老林一見到我就放開嗓門嚷嚷道：

　　“哎呀，水哥兒們，你們可把我害苦了！”我問他怎麼回事。老林説，一個月前他就開始在阿聯酋辦理來巴格達的手續，可一直沒有結果。幾天前，我們從約旦報道了我們正在前往巴格達的消息，《人民日報》國內的負責同志在電視上看到後，急了，馬上命令他想盡一切辦法火速趕往巴格達。老林動用了他的所有關係，費勁周折，終於在昨天拿到了伊拉克的簽證。他連夜乘車，今天早晨剛剛趕到這裡。

　　“這回是讓你們中央電視臺搶了個先手。你們是怎麼弄到簽證的？也太神速了點吧？！”老林感嘆地説道。我得意地衝他笑了笑，説：

　　“各有各的道嘛！”

　　新聞單位之間的競爭往往是非常激烈的。當然，這種競爭的表現方式並不是多麼白熱化，功夫大都用在暗處。這有好處，大家都爭上游、新聞不就快了嗎？

　　坐下來後，老林馬上又亮出了他那些“極端”的消息。他説，不管安南的訪問結果如何，也不管薩達姆最後是不是會軟下來，美國人這次肯定要動手了，而且要打就肯定是狠打。

　　“告訴你們，我得到準確的消息，美國人首輪打擊的目標將是伊拉克的眼睛耳朵，比如新聞部大樓、新聞中心，還有，拉希德飯店！”老林激動地説着。

　　我們一聽，都“啊”地叫了起來。

　　“不會吧？”拉希德飯店住的都是外國記者，還有美國記者呢？老美怎麼敢炸這裡？站在一旁的胡陽不解地問道。

　　“怎麼不會？這裡就是薩達姆的一隻眼睛。到時候，美國人可以解釋説這是誤射，槍炮不長眼嘛。美國記者已經得到消息了，CNN他們很快就會搬出拉希德的。”老林繼續説道，“反正，我就盯着CNN，什麼時候我發現他們往外搬，我也跟着撤。”

　　就我們幾個人大眼瞪小眼，不置可否的時候，林皎明又甩出一條爆炸性新聞。他説，在巴格達市區的西面有一個伊拉克的化工廠，那裏肯定有化學武器，美國人已經知道那個地方了。他説，巴格達市區正好處在化工廠的下風口。

　　“到時候，化工廠一炸，飄出來的煙塵至少能覆蓋半個巴格達，不得了啊！”他説着，右手在眼前橫着一掃。聽到這話，我的目光不自覺地移到了放在房間一角的行李箱，那裏面放着一套我們從北京帶來的化學武器防毒面具。

　　老林隻身一人，沒有發稿所必需的海事衛星電話。按照電視臺領導提出的中國記者精誠團結的指示，我們立即同意他可以任意使用我們的海事衛星電話向國內報社發稿。林皎明非常感激。臨走，他摞下一句話：保持聯絡。

　　林皎明的那些“消息”多少在我們心頭蒙上了一層陰影。我們立即決定，密切注視拉希德飯店內美國記者的動向，並同時將我們每個人帶來的防毒面具檢查一遍，看看是否有問題。就在這時，巴格達謠言四起。有的説，薩達姆已經命令共和國衛隊撤往伊拉克北部山區！有的説，過兩天伊拉克上空正好是月缺的時候，夜黑風高之時將是美國人動手的最佳時機；也有的説，安南秘書長只在巴格達呆幾個小時，他把信送到伊拉克人手裏後，當天夜裏就返回巴黎。

　　那天，我破例用海事衛星電話給國內的家人打了電話。我告訴他們，我一切都好，我們這裡陽光明媚，安南明天就到巴格達，和平解決的希望還是很大的。平時在電話中很少和我多聊母親那天卻遲遲不肯放下電話。她不斷地問我，胃病有沒有犯、煙抽得多不多、是不是經常熬夜，只是只字不提我們這裡的局勢。最後，我對着話筒説：

　　“媽，那我就挂了？”

　　電話那頭半晌沒有回答。忽然，我聽見話筒裏傳來輕微的抽泣聲。母親在哭。這麼多年，不管是黎巴嫩，還是波黑，每次出差，母親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在這次之前，母親唯一一次當着我的面落淚是十幾年前在蘭州火車站送我去北京。我咬了咬牙，對母親説：

　　“媽媽，我沒事兒，你兒子命大，放心吧！我們同事要用電話了，挂了吧！”

　　“那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完了事就趕緊回家吧。”母親那頭放下了電話。

　　放下電話，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淚一下子從我的眼眶中掉了下來。我並不是為自己身處危機之中而傷心。這一刻，我似乎看到了我那七十歲的老母親的一雙淚眼，看到了她的白髮，看到了她那雙顫抖的雙手。我在家裏是老小，上面有兩個哥哥和一個姐姐。我比我最小的一個哥哥還要小九歲，是名副其實的“老兒子”。在兄弟姐妹中，只有我是從小一直跟着母親長大的，母子情深。

　　二月二十日下午四點，我們報道組分乘兩輛出租車跟隨孫必乾大使的車前往巴格達薩達姆國際機場，準備採訪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抵達巴格達的消息。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駐伊拉克的大使，孫大使應邀在機場歡迎安南。上車前，孫大使請我坐進了他的大使專車。他説，這樣我就可以跟着他直接進入機場，也就有機會採訪安南。我們的車隊到了機場後，果然，大使的奔馳車暢通無阻地直接開到了貴賓室的門口，而我們那兩輛出租車則被攔進了旁邊的一個記者停車區。看到我一身西服革履走在孫大使旁邊，門口的伊拉克警衛急忙伸手示意我們進入了貴賓室。我大搖大擺地跟着孫大使穿過貴賓室來到了機場的停機坪。

　　下午五點四十五分，安南乘坐的法國總統專機出現在了機場跑道上。在飛機滑到我們面前時，我和康銳利用正在滑行的飛機作為背景錄了一段安南抵達的現場報道。飛機停穩後，安南很快出現在了機艙門口，他穿着一身灰色的西服，花白的頭髮，下巴上還是那一撮著名的山羊鬍子。伊拉克副總理阿齊茲迎上前去和安南握手，然後領着他一一介紹前來歡迎的伊拉克官員和各國使節。

　　安南和阿齊茲在貴賓室稍坐片刻後，兩人一起走出來站在眾記者們面前回答了兩個問題。安南説他對此次巴格達之行表示樂觀，阿齊茲也表示，伊拉克將盡一切努力促使秘書長的訪問成功。兩人説完後立即轉身上了停在一旁的汽車。

　　車隊離開後，近百名記者四散而去。大家紛紛拎着各種器材跑向機場外的停車場。我們也隨着人群向機場的出口處跑去。這時，迎着人群疾馳而來兩輛出租車，原來是我們的車。上了車，我拍着我們的司機阿布艾哈麥德的肩膀激動地説：

　　“阿布，你真是太棒了！牛X！”我用這兩天已經教會了他的一句中文粗話對他大叫道。

　　阿布艾哈麥德是我們幾天前在拉希德飯店門口找到的一位出租司機。他身材結實，走起路來虎虎有生氣。阿布和我同歲，都是三十五歲，他已經開始謝頂，加上他一臉的胡茬子，看上去要比我大許多。阿布英文講得很好，每次坐在車上，他都要和我大聊特聊。他對中國非常了解，他知道毛澤東，知道鄧小平，還知道林沖。有一天，他問我，你們中國人老百姓怎麼説“特別好”，我想了想，開玩笑地對他説：“牛X。”他學着説了一句，發音特別準確。然後，他又問我，“特別差”怎麼説。這時，坐在旁邊的胡陽告訴他：“傻X。”他又跟着學了一句，也很像。就在我們開懷大笑的時候，阿布突然扭過頭，對我們説道：

　　“CHINA（中國），牛X，JAPAN（日本），傻X。”

　　我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沒想到一個伊拉克人居然也知道中國人對日本不滿。幾天下來，阿布和我們混熟了。他對我們的工作非常熱心，也很負責任，是一個忠誠的僱員。有一天，我們花一千多第納爾買了幾個電插頭，阿布看到後，很生氣。他説，你們上當了，這東西太貴。説着，他抱起電插頭衝進那家商店，義正言詞地訓斥了店主，並把電插頭退了。然後，他又馬上走進旁邊另一家商店。不一會兒，阿布懷裏捧着幾個電插頭走了出來。他把插頭和退回來的三百多第納爾一起交給了我們，然後，站在一邊，一副心滿意足地樣子，對我們説：

　　“THAT’SIT（就應該這樣）！”

　　本來，我們還在擔心要花時間跑出機場到停車場裏找車。沒想到，阿布早有預感，一看有記者跑出機場，立即開車衝了過來。車子啟動後，阿布回頭問我：

　　“FAST（要快嗎）？”

　　我肯定地對他説：

　　“快！要非常快！”

　　此時，已經是巴格達時間下午六點，北京時間是當天晚上十一點。我們這條消息要趕在當晚十二點的《午夜新聞》中播出，只有一個小時的時間。而正常情況下，從薩達姆國際機場到新聞中心開車至少需要半個小時。而且，到了新聞中心，我們還要寫稿、編輯畫面、配音、調試衛星設備。時間非常緊張。阿布立即明白了我們的情況。

　　出了機場，他對我們説，“坐穩了”，然後，一腳將油門踩到了極限。汽車在公路上狂奔了起來。一路上，阿布在前面左閃右躲，我坐在後面，飛快地在採訪本上寫出了安南到達巴格達的新聞稿。之後，我拿起話筒，叫攝像打開攝像機。我坐在飛馳的汽車裏，很快將新聞稿的配音錄在了錄像帶上。這樣，我們到了新聞中心後，只需用編輯機將安南到達的畫面貼在這段錄像帶上就可以向北京傳送了。幾乎就在我做完這一切的同時，阿布在前面一個急剎車將車停了下來。我抬頭一看，原來我們已經到了新聞中心。

　　“十七分鐘！”阿布在前面非常強調地説道。

　　我看看表，果然，我們從機場到這裡只用了十七分鐘。阿布至少為我們爭取了十幾分鐘的時間。到了新聞中心後，各工種立即開始工作。調試衛星設備、編輯畫面、打電話，大家飛快地完成每一項工作。

　　二十幾分鐘後，這條新聞通過衛星傳到了北京。這時是北京時間當天晚上的二十三點五十八分，離《午夜新聞》播出還有兩分鐘。午夜剛過，我們打電話到北京播出機房，問情況如何。對方在電話裏説，我們這條新聞正在播出。末了，電話裏的人大聲説道：

　　“你們幾個小子動作夠快的嘛！”

　　接電話的正是中央電視臺主管新聞的副臺長李東生。

責編：復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