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國慶:溫暖在父愛的光芒中
------[焦點訪談]國慶特別節目《生於十月一日》
央視國際 2004年09月30日 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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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福(上排從左至右:焦守軍、焦國慶、焦保鋼、焦躍進;下排從左至右:焦守鳳、徐俊雅、焦守雲。) |
焦國慶:1951年10月1日生於河南省尉氏縣,現河南省開封市地稅局發票管理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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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國慶出生的那一天,當時擔任河南省尉氏縣團委書記的焦裕祿匆匆從單位趕回家,看著健康活潑的孩子,眼裏充滿父親的慈愛。
我是父母的第一個兒子。在討論給我起什麼名字的時候,父親説:既然孩子是在國慶節出生的,就叫國慶吧。
在焦國慶的記憶裏,1964年5月14日是一個充滿陰霾的日子。這一天,在河南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一間普通病房裏,焦裕祿因患肝癌晚期不治。臨終之前焦裕祿對組織的遺言是:“希望死後能夠埋在蘭考的沙丘上,看著蘭考人民把沙丘治好”;而給妻子徐俊雅和六名子女最後的交代是:“以後的生活中再困難也不要向組織開口”。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黨的好幹部焦裕祿的名字在神州大地被無數國人所傳誦。也就是從那時開始,焦國慶和他的弟弟妹妹們就始終生活在黨的好幹部焦裕祿的光環中。
90年代初,電影《焦裕祿》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但熟悉我父親的人都説影片只展現了他樸實的一面,而忽略了他的另一側面——他還是一個瀟灑、幽默、才華橫溢的人。我媽媽曾經和我們幾個孩子説過:“用全面發展、‘多才多藝’為標準來衡量的話,你們幾個孩子沒有一個能比得上爸爸”。
在我們的印象中父親在籃球場上是中鋒,在音樂方面也是吹拉彈唱樣樣精通。父親喜愛拉二胡,母親就是循著《二泉映月》和《蘇武牧羊》的胡琴聲接近了父親,了解了父親。結婚以後,父親還教母親識樂譜,彈中山琴。
對於精神世界非常豐富的焦裕祿來説,他暫時告別了自己的愛好,放下了摯愛的藝術,他的犧牲是常人所難以理解的。高山仰止,正因為明白了他的高尚也恰恰在於他放棄的自覺,焦裕祿的形象在我們心中才更為高大、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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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祿在學習 |
記憶中父親是一個十分愛乾淨的人。媽媽看了電影裏焦裕祿那些土得掉渣的“經典鏡頭”以後,説:‘我怎麼會把你爸爸打扮成那個樣子呀!衣服又臟又破。他常常去省裏開會,有時也去北京開會。
穿得乾乾淨淨也是尊重別人。’“在電影裏,爸爸有時候鬍子拉碴,這也不太對。爸爸是大鬍子,可他每天都刮得乾乾淨淨。”
父親是一位有血有肉、有人情味、有藝術細胞的共産黨員。他不是只知道吃苦、不懂得享樂、不懂得藝術的“土老帽兒”,然而為了工作他放棄了享樂,放下了二胡和中山琴。因為他明白,一個共産黨員應該為廣大百姓創造有聲有色的日子。
在大家眼中,焦裕祿是一個只會忘我工作,只知道拼命硬幹的鐵人。然而,在我們眼中,父親卻是一個好丈夫,好父親。
父親總是忙忙碌碌,很少回家。在記憶中我僅有一次在國慶節與父親分享生日的快樂。那一天,父親特意抽空從單位回到家裏,已經許久沒有看到父親的孩子們一擁而上,肩上背的,懷裏抱的,六個孩子都撲到了父親的身上,而此時的父親雖然看起來很疲憊,但是卻沒大沒小地和我們一起玩鬧起來,大家表演一個又一個自編自演的小節目,這個下午的幸福時光永遠留在了我們的記憶裏。
我父母親的感情一直很好,但一點兒也沒有現在所謂的浪漫,兩人上街,一個在馬路這邊,一個在馬路那邊。媽媽對爸爸非常好,一隻手絹也不讓他洗,後來他得肝病受的那份罪,媽媽最清楚。冬天,媽媽總把秋衣、棉衣、罩衣套在一起,讓爸爸一下子穿上。愛得深,不一定非要浪漫張揚。而父親只要一有空,就為在家操勞的母親拉起二胡,那如泣如訴的琴聲見證了父母深深的眷戀之情。
一個不知道愛妻子、愛兒子的人,怎麼能很好地愛他的人民呢?
焦裕祿去世後,家人牢記焦裕祿的遺言,在最艱苦的歲月中,焦家從來沒有和國家提過任何要求。1968年,焦國慶和妹妹先後參軍。焦國慶嚴格要求自己,在部隊的大熔爐裏,焦國慶從一名普通的解放軍戰士,歷任董存瑞班班長,排長連長、團長,直到轉業回到河南家鄉,從一名稅務幹部幹起,如今是開封市地方稅務局發票管理局局長。
我最高興的生日是在部隊中過的。我們部隊每年國慶都殺豬會餐,每年的國慶節會餐,由於我的生日也是那一天,所以,慶祝我的生日都是國慶節會餐中一個重要的內容。在部隊裏,我感覺到生於十月一日的幸福和快樂,也因此對共和國的節日産生特殊的情感,每一年生日我都在進步,每一年的國慶,我都會感受到祖國的進步。
身為焦裕祿的後代,我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被人們盯在眼裏,説在口裏。你説得好一點做得好一點,他們説那是應該的。你稍微有點那個,他們就會説:“你看,還是焦裕祿的子女哩。”當然,我們有這麼好的一個父親是值得驕傲和自豪的,但大家處處要求我們像他一樣那確實很難做到。父親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和繼承,我們雖然不能做到一代勝一代,沒有能力給他增光,但可以告慰父親的是,我們也沒有給他抹黑。我們兄弟姐妹6個,都不是大紅大紫,我們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幹的都是普普通通的事,做的都是大家眼皮底下普普通通的人。我們家沒有高官厚祿的,沒有經商發財的。因為我們始終與爸爸劃了一道線:父親是父親,我們是我們。社會上的現象我們家也有,比如説,社會上有下崗的人,我大姐有兩個孩子就下崗幾年了。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電影《焦裕祿》公映,人們通過電影再一次緬懷了焦裕祿的事跡。每一個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都在觀看《焦裕祿》的時候留下了眼淚。但是,一些年輕人看了《焦裕祿》以後,居然會問:原來還真有一個焦裕祿,我們以為是編出來教育大家的。甚至有記者還問焦國慶:焦裕祿去世時,真有那麼多的人送葬嗎?
父親對人民的愛是發自內心的,人民對他這樣黨的好幹部的熱愛也是強烈而真誠的。他生性善良,在鄉下,看見人家沒有衣服穿,他就把自己的衣服脫下來給人家,回來還對媽媽説丟了;看見人家沒有吃的,他就把自己的糧票拿出來給人家;看見人家沒有錢,他就把自己的錢掏出來給人家。父親去世以後鄉親們拿著衣服哭著過來,母親才知道這些。
他不只是個艱苦奮鬥苦幹實幹的人,他很講究工作方法,為此,別人還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順口溜專家”。有一次,兩名幹部為爭用一架油印機發生爭執,火氣越來越大,誰勸也沒用。父親恰好從外面回來,聽清緣由後徑自走到油印機前,來了首“即興之作”:“一架油印機,兩人爭奪你。不因價錢貴,只為物太稀。一搶一不讓,你卻白看戲。請你莫旁觀,快快講和氣。都是為革命,何必分我你?”在哄然大笑中,兩位幹部也紅著臉賠笑,互相讓著要走開。父親誰也不讓走,由他幫工合印兩家的材料。事情辦完了,吵架的人已心情愉快地開起了玩笑。
父親在蘭考下葬的時候,當時蘭考縣城真是傾城而出,那場面你想也想不到,一些不會動的老人,就讓兒女用架子車拉上,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感情?你活著的時候對群眾沒有用,他們不會愛戴你。幾個縣的人都趕過去了,墓地是一片沙丘,一百畝地啊,總有十萬八萬人,他只在蘭考幹了一年多,怎麼會那樣呢?就在於他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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