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國慶：溫暖在父愛的光芒中

------[焦點訪談]國慶特別節目《生於十月一日》

央視國際 2004年09月30日 19:04

	全家福（上排從左至右：焦守軍、焦國慶、焦保鋼、焦躍進；下排從左至右：焦守鳳、徐俊雅、焦守雲。）

　　焦國慶：1951年10月1日生於河南省尉氏縣，現河南省開封市地稅局發票管理局局長

　　

　　我是父母的第一個兒子。在討論給我起什麼名字的時候，父親説：既然孩子是在國慶節出生的，就叫國慶吧。

　　在焦國慶的記憶裏，1964年5月14日是一個充滿陰霾的日子。這一天，在河南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一間普通病房裏，焦裕祿因患肝癌晚期不治。臨終之前焦裕祿對組織的遺言是：“希望死後能夠埋在蘭考的沙丘上，看著蘭考人民把沙丘治好”；而給妻子徐俊雅和六名子女最後的交代是：“以後的生活中再困難也不要向組織開口”。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黨的好幹部焦裕祿的名字在神州大地被無數國人所傳誦。也就是從那時開始，焦國慶和他的弟弟妹妹們就始終生活在黨的好幹部焦裕祿的光環中。

　　90年代初，電影《焦裕祿》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但熟悉我父親的人都説影片只展現了他樸實的一面，而忽略了他的另一側面——他還是一個瀟灑、幽默、才華橫溢的人。我媽媽曾經和我們幾個孩子説過：“用全面發展、‘多才多藝’為標準來衡量的話，你們幾個孩子沒有一個能比得上爸爸”。

　　在我們的印象中父親在籃球場上是中鋒，在音樂方面也是吹拉彈唱樣樣精通。父親喜愛拉二胡，母親就是循著《二泉映月》和《蘇武牧羊》的胡琴聲接近了父親，了解了父親。結婚以後，父親還教母親識樂譜，彈中山琴。

　　 對於精神世界非常豐富的焦裕祿來説，他暫時告別了自己的愛好，放下了摯愛的藝術，他的犧牲是常人所難以理解的。高山仰止，正因為明白了他的高尚也恰恰在於他放棄的自覺，焦裕祿的形象在我們心中才更為高大、真實。

	焦裕祿在學習

　　記憶中父親是一個十分愛乾淨的人。媽媽看了電影裏焦裕祿那些土得掉渣的“經典鏡頭”以後，説：‘我怎麼會把你爸爸打扮成那個樣子呀！衣服又臟又破。他常常去省裏開會，有時也去北京開會。

　　穿得乾乾淨淨也是尊重別人。’“在電影裏，爸爸有時候鬍子拉碴，這也不太對。爸爸是大鬍子，可他每天都刮得乾乾淨淨。”

　　父親是一位有血有肉、有人情味、有藝術細胞的共産黨員。他不是只知道吃苦、不懂得享樂、不懂得藝術的“土老帽兒”，然而為了工作他放棄了享樂，放下了二胡和中山琴。因為他明白，一個共産黨員應該為廣大百姓創造有聲有色的日子。

　　在大家眼中，焦裕祿是一個只會忘我工作，只知道拼命硬幹的鐵人。然而，在我們眼中，父親卻是一個好丈夫，好父親。

　　父親總是忙忙碌碌，很少回家。在記憶中我僅有一次在國慶節與父親分享生日的快樂。那一天，父親特意抽空從單位回到家裏，已經許久沒有看到父親的孩子們一擁而上，肩上背的，懷裏抱的，六個孩子都撲到了父親的身上，而此時的父親雖然看起來很疲憊，但是卻沒大沒小地和我們一起玩鬧起來，大家表演一個又一個自編自演的小節目，這個下午的幸福時光永遠留在了我們的記憶裏。

　　我父母親的感情一直很好，但一點兒也沒有現在所謂的浪漫，兩人上街，一個在馬路這邊，一個在馬路那邊。媽媽對爸爸非常好，一隻手絹也不讓他洗，後來他得肝病受的那份罪，媽媽最清楚。冬天，媽媽總把秋衣、棉衣、罩衣套在一起，讓爸爸一下子穿上。愛得深，不一定非要浪漫張揚。而父親只要一有空，就為在家操勞的母親拉起二胡，那如泣如訴的琴聲見證了父母深深的眷戀之情。

　　一個不知道愛妻子、愛兒子的人，怎麼能很好地愛他的人民呢？

　　焦裕祿去世後，家人牢記焦裕祿的遺言，在最艱苦的歲月中，焦家從來沒有和國家提過任何要求。1968年，焦國慶和妹妹先後參軍。焦國慶嚴格要求自己，在部隊的大熔爐裏，焦國慶從一名普通的解放軍戰士，歷任董存瑞班班長，排長連長、團長，直到轉業回到河南家鄉，從一名稅務幹部幹起，如今是開封市地方稅務局發票管理局局長。

　　我最高興的生日是在部隊中過的。我們部隊每年國慶都殺豬會餐，每年的國慶節會餐，由於我的生日也是那一天，所以，慶祝我的生日都是國慶節會餐中一個重要的內容。在部隊裏，我感覺到生於十月一日的幸福和快樂，也因此對共和國的節日産生特殊的情感，每一年生日我都在進步，每一年的國慶，我都會感受到祖國的進步。

　　身為焦裕祿的後代，我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被人們盯在眼裏，説在口裏。你説得好一點做得好一點，他們説那是應該的。你稍微有點那個，他們就會説：“你看，還是焦裕祿的子女哩。”當然，我們有這麼好的一個父親是值得驕傲和自豪的，但大家處處要求我們像他一樣那確實很難做到。父親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和繼承，我們雖然不能做到一代勝一代，沒有能力給他增光，但可以告慰父親的是，我們也沒有給他抹黑。我們兄弟姐妹6個，都不是大紅大紫，我們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幹的都是普普通通的事，做的都是大家眼皮底下普普通通的人。我們家沒有高官厚祿的，沒有經商發財的。因為我們始終與爸爸劃了一道線：父親是父親，我們是我們。社會上的現象我們家也有，比如説，社會上有下崗的人，我大姐有兩個孩子就下崗幾年了。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電影《焦裕祿》公映，人們通過電影再一次緬懷了焦裕祿的事跡。每一個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都在觀看《焦裕祿》的時候留下了眼淚。但是，一些年輕人看了《焦裕祿》以後，居然會問：原來還真有一個焦裕祿，我們以為是編出來教育大家的。甚至有記者還問焦國慶：焦裕祿去世時，真有那麼多的人送葬嗎？

　　父親對人民的愛是發自內心的，人民對他這樣黨的好幹部的熱愛也是強烈而真誠的。他生性善良，在鄉下，看見人家沒有衣服穿，他就把自己的衣服脫下來給人家，回來還對媽媽説丟了；看見人家沒有吃的，他就把自己的糧票拿出來給人家；看見人家沒有錢，他就把自己的錢掏出來給人家。父親去世以後鄉親們拿著衣服哭著過來，母親才知道這些。

　　他不只是個艱苦奮鬥苦幹實幹的人，他很講究工作方法，為此，別人還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順口溜專家”。有一次，兩名幹部為爭用一架油印機發生爭執，火氣越來越大，誰勸也沒用。父親恰好從外面回來，聽清緣由後徑自走到油印機前，來了首“即興之作”：“一架油印機，兩人爭奪你。不因價錢貴，只為物太稀。一搶一不讓，你卻白看戲。請你莫旁觀，快快講和氣。都是為革命，何必分我你？”在哄然大笑中，兩位幹部也紅著臉賠笑，互相讓著要走開。父親誰也不讓走，由他幫工合印兩家的材料。事情辦完了，吵架的人已心情愉快地開起了玩笑。

　　父親在蘭考下葬的時候，當時蘭考縣城真是傾城而出，那場面你想也想不到，一些不會動的老人，就讓兒女用架子車拉上，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感情？你活著的時候對群眾沒有用，他們不會愛戴你。幾個縣的人都趕過去了，墓地是一片沙丘，一百畝地啊，總有十萬八萬人，他只在蘭考幹了一年多，怎麼會那樣呢？就在於他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