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體育和文化的“大師”

央視國際 2003年08月25日 16:45

　　（此文摘自《中國電視名記者談採訪》一書，該書于1999年出版，當時師旭平任《世界體育報道》製片人。2001年師旭平雖改任《體育人間》製片人，但關於節目的定位和創作理念依然未變，故摘選此文以助對《體育人間》節目的了解）。

　　記者：《世界體育報道》選擇的報道題材不同於我們通常理解的競技體育，比如它報道了不少諸如賽鴿、熱氣球、體育舞蹈等人們所不太熟悉的體育項目，那麼選擇這樣的報道題材是出於什麼考慮？

　　師旭平：這出於我對體育的一種認識。我不是把體育簡單地只理解成為競技體育，競技體育只是體育中很小的一個部分。我把體育理解成為一種文化、一種觀念的體現、一種生活方式的體現，我是希望從這個角度去展示體育的魅力。在《世界體育報道》這個節目中，我希望能夠表現出國外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會制度、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們對於體育不同的感受，通過這種表現來反映不同國家的不同的文化傳統、不同的生活方式。這也是《世界體育報道》欄目的主要目的。因此，《世界體育報道》是觀察不同國家文化的一個窗口，而不是為了單純地表現比賽的勝負。但是另一方面，《世界體育報道》又不能離開體育，它必須以體育為窗口，以體育為載體，通過體育來反映文化。

　　《世界體育報道》每個星期都派出自己的記者到國外採訪外國著名的運動員、教練員、或者體育界的領導人，也可以報道本國運動員在國外參加的比賽，還可以報道外國當地的民間體育等等，反正只要和體育有關且沒有發生在本國境內的事情，都可以作為《世界體育報道》的報道對象。我的印象當中還沒有一個欄目每個星期播出的都是本欄目的記者在國外實地採訪並拍攝的節目，這在過去是沒有的，不僅在中國沒有，就是在國外也沒有，包括美國的那些實力雄厚的電視臺，它們並不是做不到，而是沒有打算要去這樣做。

　　在節目運作的初期，我們也只是僅僅從節目的形式上去考慮，也就是考慮如何做到每期的節目必須是自己記者採訪的國外的內容。但是在做的過程當中，我們就不斷地考慮如何擺脫純粹報道競技體育的習慣做法，因為體育是一個包含面很廣的東西，我們不能僅僅只局限于報道競技體育。國內的新聞媒體都在競技體育這樣一個有限的“鍋”裏面“炒”來“炒”去，比如“炒”足球，如果《世界體育報道》到國外也去“炒”足球，那麼這個欄目也就失去了它的個性和存在價值了，我們力圖把體育的報道面拓寬，把體育的內涵擴大，把體育背後的一些東西表現出來。比如去年我去匈牙利報道世界皮滑艇錦標賽，以往我們的新聞媒體對這類消息的報道往往很簡單，可能只是報道一下：“第幾屆世界皮滑艇錦標賽在匈牙利舉行，我國選手參加了比賽，獲得了第幾名等等。”但是我去了以後，就拍了一個兩集長度的片子回來，觀眾在看了我的節目以後，才知道原來在皮滑艇的背後還有那麼多的故事，那麼多的花絮。他們已不僅僅是停留在只了解一項賽事這樣的一個層次，而是通過節目了解到更多體育以外的東西。

　　《世界體育報道》的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要關照比較冷門的運動項目，比如前面提到過的皮滑艇，這個欄目應儘量不去刻意追逐那些被眾多媒體炒作的熱點或是熱門項目。對於一些冷門的運動項目來説，從事這些項目的運動員或者教練員的付出並不比其它的項目少，而且從體育為國爭光的角度出發，他們對於國家的貢獻也許還要遠遠超過象足球這樣的項目，但是它們得到的卻少得多。因此，我希望《世界體育報道》欄目能夠成為宣傳他們的一個陣地。

　　關於《世界體育報道》的一個更深層次的想法是我覺得文化品位高一些的電視節目會對改變中國人性格中不太好的一面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比如急功近利、浮躁、圖虛名、好虛張聲勢等等，是現在中國人當中很普遍的毛病，在當前體育上的一個明顯的表現就是體育的功利色彩太濃重。在欄目中我給觀眾講述我在國外的見聞和故事，而不是把自己擺在説教者的位置上，通過我的攝象機鏡頭和我的解説詞告訴觀眾我看到了什麼，我聽到了什麼以及我的感受，我相信老百姓會從中悟出一些東西來，而這些悟出來的東西會給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久而久之，這個節目會最終影響到中國人觀念中的一些東西。

　　現在，《世界體育報道》主要是在文化層次比較高的這部分觀眾群體中比較受歡迎，而在文化程度稍低的觀眾群體中反應一般。有人説這個節目有一點陽春白雪、孤芳自賞的味道，但是我覺得應該堅持這一點，因為電視除了其它的功能以外，還應該擔負起提升中國人文化品味的責任，不能一味地為追逐潮流而媚俗，不能一味地因為老百姓喜歡某一類節目而一哄而上，不能因為老百姓喜歡《非常男女》，於是各家電視臺便爭相效倣。我不願意追這個潮流。第一個辦出《非常男女》的人是電視高才，一哄而上爭相仿傚的人充其量是個電視匠人。我以為《世界體育報道》是體育節目中開風氣之先的，全世界都沒有這樣的節目，以體育為載體談文化，普及文化。當然，所有體育節目都按這個路子走也不行，但沒有這類節目似乎又缺點兒什麼，畢竟將來大家都必須是要有文化的，現在部分群體沒有文化是由於歷史原因造成的。有一點可以肯定，低俗不是一種文明的表現，因而媚俗也是一種不文明的標誌，電視節目不能都去適應低俗，應該有些節目起到提升人們的文化品位和修養的作用。

　　記者：既然《世界體育報道》的題材不局限于競技體育，那麼從採訪的角度來説，非競技體育和競技體育的報道有何不同？

　　師旭平：《世界體育報道》更多表現的是賽場外的東西，即使是報道競技體育，它也不太注重比分或者結果，而是側重於過程的展示，並在這個過程中表現人們如何努力地塑造自我，如何體現人的價值。因此，《世界體育報道》的採訪和報道更關注過程以及事件當中人的想法和做法。

　　起初，我自己也並沒有很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1995年我去德國採訪，其中有一場德國和保加利亞的足球比賽，這場比賽是當年十一月在柏林舉行的，而我們的節目播出可能要等到兩個月以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僅僅回來作一個比賽的剪輯，或者錄像播出，那就毫無意義，因為等到我們播出節目的時候，觀眾早已經在兩個月前就知道比賽結果了。於是我們並沒有直接去採訪和報道這場比賽本身，而是拍了許多球場外的東西，包括德國隊舉行的新聞發佈會、德國隊和保加利亞隊的賽前訓練、兩國球迷在場外的“鬥嘴”，還包括哈斯勒（德國隊隊員）在賽前回母校和師生見面的動人場景，而真正的比賽畫面很少。這期節目播出以後，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人們才意識到原來在體育的背後，而且是人們所熟悉的競技體育，所熟悉的足球的背後，還有那麼多不為人們所知道的事情。於是從那時起，《世界體育報道》便沿著這樣的一個方向發展至今。

　　記者：在國外採訪是不是比國內採訪難度要大得多？

　　師旭平：肯定比國內採訪難度要大，而且更辛苦。國內的採訪在語言、住宿、交通等方面比較方便，而且因為中央電視臺的影響力，所以在通常情況下，採訪容易些。但是到了國外，中央電視臺的影響力遠不能和國內相比，而且中國在很多體育項目上實力的不足也讓記者在這些項目上的採訪有些底氣不足，另外一方面，記者在國外採訪，除了要完成採訪任務以外，還必須花費很大的精力去應付吃、住、行等瑣碎的事情，而且要能夠適應時空上的巨大變化，去年九月份我去匈牙利、克羅地亞和白俄羅斯採訪，一共作了六個節目，在這三個國家的採訪總共花了二十一天，去掉出國和回國在飛機上的兩天，只有十九天，在這期間，我大概飛了十個航班，住了九個酒店，其中還在法蘭克福機場睡了一宿。所有這些，都是記者在國外採訪時必須面對的問題。

　　記者：在採訪的過程中，由於翻譯的存在，會不會影響到記者和被採訪者之間的交流，以至於造成一定的信息損耗甚至誤傳？如果這樣，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彌補？

　　師旭平：這種情況肯定是存在的，我也經常能夠從翻譯的話當中聽出來一些不準確或者不恰當的地方，最好的彌補方法就是記者自己精通採訪所需要的語言，但是因為《世界體育報道》的採訪遍佈世界各地，因此要求一個記者精通多種語言是不可能的。對於我來説，也只是能用英語和別人作一般的交流，但是如果需要作面對面的正式採訪恐怕還遠遠不夠，因為正式的電視採訪必須非常流利，不能夠磕磕巴巴，如果那樣，採訪的效果肯定不會很好。

　　對於《世界體育報道》的記者，我們要求他能夠懂英語，但是現在很難達到。此外除了語言以外，記者還必須具備其它很多的素質。比如《世界體育報道》有一個記者，他的英語不行，但是他的鏡頭感特別好，他作出來的片子看著很舒服，而且特別能夠吃苦，對工作特別認真，在這種情況下，雖然他的英語不過關，但是我還是寧願選擇他，而不選擇那些雖然英語很好，但是工作不努力的人。當然如果二者兼備，那是最好的。

　　記者：在你採訪的對象當中，無論是運動員、教練員、還是體育官員，他們不少是國外的體育界名人，在採訪的心態上如何把握？

　　師旭平：最重要的是不卑不亢。無論是採訪那些沒有名氣或者名氣較小的人，還是採訪薩馬蘭奇、阿維蘭熱、貝肯鮑爾、或者是貝利這些著名人物，我都只把自己當作一名記者，一名代表中國國家電視臺的記者，而他們只是我的採訪對象。無論是什麼人，只要他坐在我的面前接受我的採訪，那麼我們彼此雙方就應該是平等的。

　　記者：對那些知名人士來説，接受記者的採訪可以説是家常便飯，從這個角度來説，他們是經驗豐富的被採訪者，如果記者的採訪功力不夠或者提問不到位，他們就有可能應付了事，那麼有什麼辦法能讓他們認真地接受採訪，認真地回答記者的問題？

　　師旭平：首先要對被採訪者的經歷，在體育方面的貢獻和發生過的重大事件要特別了解，因為他們經常接受採訪，因此要想讓他認真地接受採訪，記者就不能再問一些諸如“你取得過什麼冠軍？”之類的簡單問題，記者必須想方設法向他傳遞這樣一個信息：我了解你，而且很詳細。這樣才會引起他對記者的注意。我在德國採訪拜仁慕尼黑俱樂部主席貝肯鮑爾時，我的第一個問題就提到他是第一個既作為隊員，又作為教練獲得過世界盃的足壇人士，第二個問題是關於阿維蘭熱認為他是國際足聯主席的適當人選的，在聽到這番話後，他便知道記者對他還是很了解的，於是記者下面的採訪也就順利了許多。貝肯鮑爾原打算只談十分鐘，結果實際上採訪了二十分鐘。

　　其次記者的問題要經過週密的準備和考慮，在採訪之前，記者應該根據採訪的目的和所要想了解的內容，精心設計好一份採訪提綱，採訪提綱的思路要明確，這樣也便於被採訪者在回答問題的時候能夠很好地切中要害，提高採訪的有效性。當然在採訪的過程中，記者也不必過分拘泥于採訪提綱，要善於在被採訪者的回答中發現新的問題，這樣才能真正地和被採訪者達到雙向交流和溝通的境界。

　　記者還要盡可能快地和被採訪者找到感情上的共通點，在採訪馬特烏斯（德國足球隊隊員）的時候，我一上來就告訴他：“在中國知道你的人比德國全國的人還要多。”他的反應先是一楞，接著馬上就明白了，臉上浮上一層滿意的微笑。這樣我和他之間的距離一下子就拉得很近，接下來的採訪也就變得容易了。

　　記者：《世界體育報道》的採訪和報道主要可以分成兩類：事件採訪和人物採訪，它們各自的側重點有何不同？

　　師旭平：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同，我不會故意地去側重報道人物或者報道事件，通常我都是把人物放在事件裏面去報道，在報道事件的時候，我又盡可能地在事件中穿插人物，表現人物，希望通過人物的言行來表現和豐富這個事件，我盡可能地把人物和事件揉合在一起。

　　記者：在採訪中，是否需要事先擬好一份採訪提綱？在採訪的過程中，如何處理採訪提綱和現場應變發揮的關係？

　　師旭平：在採訪中，我一般都會有一份採訪提綱，尤其是在人物採訪中，比如採訪阿維蘭熱（採訪提綱見附頁）。因為任何一次採訪都應該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目的，不可能面面俱到。無論記者對於被採訪對象有多麼熟悉，他在採訪之前都必須有一個明確的採訪思路，只有這樣，他在採訪的過程中才有可能對被採訪者起到一個很好的引導作用，最終達到比較理想的採訪效果。

　　當然，記者事先擬訂的採訪提綱不能成為採訪過程中限制記者主動性的框框，記者必須隨時根據採訪進程中的變化對自己的採訪提綱作出適當的調整。有的記者準備好一份採訪提綱以後，在採訪中就簡單地把問題一個一個地拋給被採訪者，根本不考慮採訪環境和採訪對象的變化，這樣就失去了交流感和互動性，容易讓被採訪者産生應付了事的想法。

　　記者在採訪現場的臨場發揮主要應根據採訪環境和採訪人物的特定變化。在採訪過程中，記者要認真聆聽被採訪者的回答，並善於從他的回答中引發出新的問題，因為被採訪者的回答中經常會有一些記者意想不到而且很精彩的地方，記者對於這些要特別敏感和留意，並且現場的反應要快，思路要跟得上。

　　記者當然可以由被採訪者在現場的的一句話、一個表情乃至一個動作引發超出採訪提綱的新的問題，但是要記住不要因此就偏離了主要的採訪目的，要在適當的時候把採訪的話題重新引回到原先的主題上。

　　記者：在國外的採訪當中，可能會受到很多偶然性因素的影響，如何面對這種干擾？

　　師旭平：教科書上的那些採訪，可能是屬於那種正兒八經的採訪，雙方約好以後，坐在一起擺開架式進行採訪，我們的節目當中有過這類採訪。但更多的採訪是隨機的，這一點在國外顯得尤其突出。這時對於記者來説，主要是依靠平時的積累，應該是一種厚積薄發的感覺。在國外的採訪中，偶然性的因素特別大，記者積累的東西也許一輩子都用不上，但是如果沒有積累，等到需要用的時候，那時已經來不及了。另一方面還需要記者能夠隨機應變，因為無論怎麼積累，任何一個體育記者也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總有自己不了解或者不熟悉的項目和人物，這時就需要記者能夠隨機應變，同時記者在現場預先了解情況也就變得更加重要。有一次我採訪日本佐賀的熱氣球節，在採訪之前，背景資料不是很多，而且我對於熱氣球也不熟悉，但是當時在現場有很多熱氣球方面的專家，於是就向這些專家請教了有關的專業知識，對於熱氣球有了一個了解，這樣我們的前期準備就做的很充分，給以後的採訪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記者：在現在年輕一代的記者和主持人中間，鋒芒畢露式的風格比較普遍，他們一般都喜歡用問題去刺激他的採訪對象，他們認為這樣才能獲得更加真實、更加鮮活的信息，你對於這種觀點怎麼看？

　　師旭平：首先我並沒有發現在年紀記者當中有這樣的普遍現象。充其量是個別人偶爾為之。另外，“刺激”這個詞不夠準確。如果指的是“尖銳”，那沒有什麼不好。如果是有“挑釁”的含義，那就值得商榷。我理解的“刺激”也許是介於“尖銳”和“挑釁”之間，不知是不是這樣？如果是這樣，關鍵是把握好其中的“度”。從具體操作來講，如果被採訪者覺得記者的問題是在“刺激”他（挑釁的成分多一些），那麼他會用比較隱晦的方法去應付你，因為被採訪者如果把記者通過“刺激”而期望他説出的話説出來，那麼倒楣的只是被採訪者自己，成功的卻是提問的記者。對於這一點，我想大多數被採訪者都是很清楚的，尤其是在被採訪者越來越聰明的今天，他們是不會輕易地讓記者得手的。如果記者以為通過提出刺激性的問題，就能夠讓被採訪者“上鉤”，説出一些對他本身不利的話，我覺得那未免太簡單了，這樣未免低估了被採訪者的智力和能力，何況保護自己是人的天性。

　　在通常的情況下，我覺得一次成功的採訪需要記者和被採訪者雙方的合作，需要記者把問題問到位。比如意大利記者法拉齊，她的問題問得尖銳，但不挑釁，不是在那裏“設套”或者是“挑刺兒”。她曾經採訪過鄧小平，作為一名西方記者，本來她可以在很多問題上向鄧小平挑戰，但是她不那麼做。因此作為記者，我不是把注意力放在使問題更刺激上，而是在使問題更準確方面多下工夫。

　　當然，在提問的時候，我的有些問題有時也會讓被採訪者覺得比較難受，但是他會覺得我的態度是友善的，我在採訪汪嘉偉（前中國排球隊隊員）的時候，問過他有關假張瑜（電影演員）當年給他寫信的事情，我是通過一種友善而且輕鬆的方式：“那時侯肯定有不少人給你寫信，好象也有女孩子冒充別人寫點兒信，鬧得沸沸颺颺的。”他一聽這個問題就明白是怎麼回事，説：“這些東西有時候都不願意想起來，現在臉上都是皺紋了。”在這個時候，我充分相信被採訪者的智慧，因而不是把問題問得那麼直白、簡單。

　　如果要提一些刺激性的問題，應該考慮到具體的採訪對象，在採訪鄭海霞（前中國女籃隊員）的時候，我問過她的婚姻問題，這個問題在常人看來很正常，但是它對於鄭海霞來説卻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或者説有點兒刺激性。在採訪之前我了解到她的性格很爽朗，而且在採訪之前我也事先告訴她我會在採訪中問到她的婚姻問題，結果她同意了。我想如果我不知道她是這樣的一種性格，我是不會去問她這個問題的。

　　在這方面，我覺得有一個採訪愛滋病人的節目做得比較好，主持人提的很多問題有時也讓人覺得難以回答，但是他不是那種挑釁式的，不是那種批判式的，比如他對幾個愛滋病患者的採訪，是以一種平和的探討的方式把問題提出來，這樣讓被採訪者和觀眾更容易接受，不僅表達了主持人對於被採訪者的尊重，而且還反映出他對於這些愛滋病患者的同情，這種方式可以獲得同樣的採訪效果，甚至效果更好。

　　記者：在你的採訪當中，人們感覺細節抓得非常好，你為什麼那麼重視細節，在實踐中又是怎麼做的？

　　師旭平：細節是最能體現人的個性或者本質的東西，是最真實的東西，象阿維蘭熱在接受我們的採訪時，有一次接電話，結果把話筒拿倒了，我們把這樣的細節展示給觀眾，沒有人説我們對他不尊重，反而大家覺得這個老人也是一個普通人，他也會犯常人所犯的錯誤，這樣觀眾就會覺得更加真實，更加親切。

　　為了抓細節，在採訪的時候我要求攝像師不停機地進行拍攝。比如説阿維蘭熱拿倒話筒的細節，如果攝像師當時只是考慮如何把回答問題的部分拍下來，一看去接電話就以為和採訪無關因而停機了，那麼這個細節就被遺漏。抓細節需要現場的記者和攝像師很好地配合，同樣是在採訪阿維蘭熱的汽車公司時，我注意到阿維蘭熱走過去要和一個老工人在握手，但是攝像師卻還在拍汽車，我急忙提醒他把鏡頭轉過來，這樣才沒有把這個細節丟掉，因為鏡頭搖得過快，因此從攝影構圖的角度來看，這個畫面是失敗的，因為它不合乎通常的規範，但是後來回過頭去看，這個細節卻産生了一種意想不到的效果，令人信服地表現了阿維蘭熱平易近人的品格。

　　誰都會碰到細節，有些人也許就不太注意或者不太重視它們，而我覺得我和他們的區別就在於我不僅把它們記錄下來，而且我還要在我的節目中把它們表現出來，展示給觀眾。

　　記者：那麼注重採訪中的細節是否就是你的一種風格？

　　師旭平：在採訪中強調細節是我比較注重的一個方面，我強調在採訪中要記錄人物活動和事件發展的過程，並且把這個過程中吸引人的細節盡可能多地展示給觀眾。因為在我們的生活當中，那些驚天動地、轟轟烈烈的事情畢竟是少數，更多更常見的是那些日常瑣事，如何從這些點點滴滴的小事中提煉出生活中最本質、最真實的東西，並且在電視屏幕上完整地展示給觀眾，這一點看似簡單，其實卻是考驗和衡量記者功力是否深厚的一個重要標準。細節並不是那些可以讓我們任意忽略的東西，當然也不是從生活中任意取得的東西都可以作為表現主題的細節展示給觀眾，那樣只不過是一種資料的簡單羅列，不能表達和傳遞記者的思想和情感，所以細節的採用也要經過記者精心的選擇，把它們在節目中合理、有序地組合起來，以表達一種完整的思想。

　　除了強調細節以外，我覺得我採訪時的心態比較輕鬆，我用比較輕鬆樂觀的心態去觀察世界，同樣的一個事情，在別人看來可能比較沉悶乏味，我卻往往從其中發現讓人覺得輕鬆愉快的東西，這也許和我的性格有很大的關係，我從小就有這樣一個特點，一件在別人説起來乾巴巴的事情經我一敘述，可能就會變得有聲有色。另一方面，也許是因為歷史太悠久，封建社會時間太長的緣故，我覺得中國的傳統文化從整體上講是一種比較沉重的文化，我難以接受這種過於沉重的東西，我比較喜歡用一種輕鬆、樂觀的東西去感染別人。

　　再一點是我強調敘事，在敘事的過程中沒有一點記者自己主觀的感受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儘量把感受和觀點穿插在事件當中，寓理於事，我是通過講故事的方式來傳達我的觀點。我始終記得一位外國導演説的話：“政治影片不是一部討論政治的影片，而是一部改變著許多人對某件事看法的影片，世界上最政治性的影片可以是一部其中沒有一句政治術語的影片，它應該把觀眾不知不覺地引到目的地。”這位導演的名字我記不住了，但他的話卻對我影響很大。他對於“宣傳”的理解比我們領導宣傳和搞具體工作的人的理解要高明不知多少倍。

　　記者：我聽説當初和你一起活躍在採訪一線的記者大部分都已經退居二線了，而你現在還堅持經常去現場採訪，是出於一種什麼動力？

　　師旭平：確實，在我這個年紀的很多人已經退居二線了，很多人跟我説現在象你這個年紀還坐在編輯機前的人真是不多了，我之所以還堅持去現場採訪，一方面是因為喜歡這個工作，另外做出來的節目能夠得到觀眾的認可，自己也有一種成就感，而且對自己也是一種激勵，而且這也是出於一種欄目本身的考慮，因為如果我現在不做節目，欄目的收視率可能就會受到一定的影響，有廣告客戶説，如果這個欄目當中有一半兒節目是師旭平做的，我們就上廣告。我也希望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節目的整體策劃和包裝上面，但是現在不行。我在《世界體育報道》的記者當中，雖然年紀最大，但是我的體力和精力還允許我繼續去一線採訪，而且我的效率不低於年輕人。

　　記者：在經歷了多年的記者生涯以後，你覺得對於一個記者來説，在採訪方面最重要的、或者最值得借鑒的經驗是什麼？

　　師旭平：在採訪當中我通常把自己擺在一個客觀的位置上，不帶框框地去採訪，不是先入為主，而是通過自己的提問和親眼所見到的事情去反映和表現人物，不能先入為主地事先就在自己的腦子裏給對方作一個判斷，這樣在採訪中的客觀性就會有所下降，容易造成採訪和報道的偏差或者失誤。

　　無論在什麼時候或者在什麼地方，我的身份只是一個採訪者、一個敘事者、一個提問者，不是監督員或者管理員，更不是裁判和法官。如果你想在屏幕上表現出是正義的化身，是真理的代言人，往往適得其反。（王衛東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