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場白：

　　在周恩來總理最後的日子裏，有一對兄弟陪伴在他的病床前。哥哥是吳階平，他曾經作為嘉賓來到我們《大家》的演播室。而今天來到我們演播室的是弟弟——我國著名外科專家吳蔚然。

　　解説：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的一天，正在北京協和醫院工作的吳蔚然接到一項任務，去中南海為毛澤東主席會診。事實上，這次會診的真正目的是讓吳蔚然勸説主席做一個小手術。

　　主持人：我聽説您曾經勸過毛主席做手術？

　　吳蔚然：那是個別時候。

　　主持人：當時是怎麼勸他的？

　　吳蔚然：我跟毛主席看病的時候不多，因為他是內科病，他沒有外科病。那是哪年我忘了，反正文化大革命當中，讓我去看他。他長了個大……，夏天，長了個——我們叫它有點像膿腫也好，癰也好，反正疼的要命，可是一看化膿了。

　　主持人：實際毛主席對醫生不是特別的信任，他特別有自信。

　　吳蔚然：毛主席看著我，也不説話，後來我看了，我就説：主席呀，你這問題“表面化”了，該解決了。我也沒説它膿不膿，我也不説挑不挑，割不割，我説這個問題很“表面化”了，應該解決了，他説吳蔚然。你這大夫會説話，那就辦吧。那就打麻藥把膿放出來，膿一放出來他就不疼了，就好了。

　　主持人：您操作的嗎？

　　吳蔚然：我操作的，那當時就做了，那你要跟他反反復復地説，這有點化膿， 這已經膿腫了，還沒破，又發炎了，打針也沒用，已經有膿了，打點麻藥挑開了。我就簡單説，因為毛主席説話，問題簡簡單單的。後來我也看過他，我看得不多，因為他沒有外科的，我就不太看。

　　主持人：您當時説這句話的時候是靈機一動説出來的，還是深思熟慮之後呢？

　　吳蔚然：我沒太多考慮, 因為我沒感覺害怕。那時候覺得見到毛主席都哆哆嗦嗦。

　　主持人：您是第一次見毛主席嗎？

　　吳蔚然：我第一次，我以前沒有親自跟他當面説話，就直接面對面地，沒有面對面説過話。當然在天安門城樓，或者某些時候見過。沒有親自跟他説過話，

　　主持人：所以 ，一般人第一次見到毛澤東的時候會緊張？

　　吳蔚然：那時候文化大革命，見到毛主席誰都哆嗦。我倒沒覺得，我對幹部，即使領導幹部，我覺得我還拿他當病人，我是尊重他。

　　主持人：您的眼裏只有這個疾病？

　　吳蔚然：我覺得就是病人，醫生就是看病的。你相信我，我就治，你説不相信我，那就換個人吧，反正我也不能要求非讓我治。

　　解説： 1920年10月，吳蔚然出生於江蘇省常州市。經商的父親曾希望自己的子女從政，然而吳蔚然似乎天生並不適合這樣的期望。於是父親給了他三種職業選擇：律師、建築師、醫生。因為在他父親看來，這三種職業可以保證子女將來一生衣食無憂。

　　吳蔚然：我父親説的這個呢，正好我大姐夫，我大哥就到了協和醫院讀書了。後來我跟吳階平，看到那環境很好，所以自然而然就（選擇了學醫）。那時候實際上不單純是為了學醫，有些人是因為自己家裏有病人，覺得總要學個技術，有的人早就有了治病救人的願望。而我們呢 ，那時候覺得，將來要有個謀生的一技之長。

　　解説：1941年秋從天津南開中學畢業後，吳蔚然考入北京協和醫學院，1946年畢業，獲醫學博士。1948年進入北京協和醫院，從此成為一名職業醫生。

　　主持人：但您學了這個以後呢？

　　吳蔚然：學了以後呢，我越學覺得越感興趣，一方面感興趣是什麼：接觸的人，那時候很尊敬你，做醫生， 病人很尊敬你，很敬重你。二一個呢，你覺得給病人解決了一個痛苦，不光解決了他的痛苦，解決了他周圍甚至家庭的痛苦，你也感覺到很快樂，很高興。

　　解説:1974年，吳蔚然調入北京醫院。這是吳蔚然一生中惟一的一次工作變動，他戀戀不捨的離開了自己曾經學習和工作過的協和醫院。從此走近偉人，親身感受了他們的領袖魅力。從1955年吳蔚然跟隨周恩來參加萬隆會議開始，到1976年周總理去世，很長時間，他一直工作在周總理的身邊，儘管那時他並不是周總理的專職保健醫生。

　　主持人：您可能接觸比較多的，應該是和周總理接觸比較多吧？

　　吳蔚然：周總理接觸多，開始接觸是在萬隆會議以後，從1973年，他開始得了癌，那就經常接觸，一直到1976年1月8日過世。這接觸年頭比較多，總理有他的你沒法説的那些優點，但是他也有他的不足。

　　主持人：您都跟我們講一講，他的優點，他的不足都是什麼。

　　吳蔚然：那他優點太多了，總理頭一個，他那風度，就讓人服他。你不管誰，中國人、外國人。雖然衣服上也不是什麼講究，它總是一般料子，他比一般老幹部，也是一般料子，穿就不同，他總是燙得整整齊齊，刷得乾乾淨淨。這風度上 ，你比不了他的。而他對人的關心，為什麼那些，咱們現在看到，秦怡、黃宗英、 張瑞芳，那些一大堆電影人圍著他？他實在關心這些人的工作生活。他自己、他對人，要求也是很嚴格。有時候，可是你也摸不透他的心理，我雖然也儘量捉摸心理做事，有時候摸不透。有一次他手指頭不好了，給他弄了弄， 我給他包紮 ，用紗布。我想儘量包紮得秀氣一點，小一點，省得難看。那他是右手包紮，他説：你這吳蔚然 ，你怎麼包這麼小啊！那他們握手知道我有病啊。那握得我死疼，你包得大大的。他從那頭説，他讓人看到他不好，那你就摸不透他的心理。著名外科專家吳蔚然

　　　　主持人：您跟他在一起的時候，給您留下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麼？

　　吳蔚然：總理原則性很強，就説公私分明，原則性很強，克己奉公。譬如總理他是南開的，我也是南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他請幾個南開的老同學，一個姓李的，我記得 ，有一個， 請大家呢，去西華廳吃飯。他買半隻烤鴨，他説我盡在外頭吃，有烤鴨吃，你們半個，我不吃你們就夠了。當然他自己花錢。他到杭州，尼克松最後離開，總理送他到機場。回來路上，過十二點了，突然走過西湖那樓外樓。西湖樓外樓不是吃糖醋魚有名嘛？總理很會吃， 總理是個美食家，不是一般老幹部隨便吃的，他很講究吃。他説我請你們吃樓外樓糖醋魚。那時候已經一點多，那時候人家都歇店了。

　　主持人：下午啊 ？

　　吳蔚然：下午一點多， 送走了飛機。那當然 ，人家一看總理來了，沒説的。完了他完全自費，沒有公家掏。他説今天我請你們吃，他確實，不是説的。他真是廉潔奉公，一點都不沾公家的好處。

　　主持人：您在總理身邊，應該説呆的時間很長，陪他的時間很長。

　　吳蔚然：真正呆的時間，也就是1973年到過世，其他都是出差，臨時的。出差就去，不出差、他不病，我在醫院工作。他在家裏，他事挺多的。總理除了他這種黨性原則以外，責任心以外，細心關心人也是他的，別人比不了的。但缺點也像孔明那樣，太多的事了。

　　主持人：你剛才所説他的缺點，就是這種事無巨細都要去管？

　　吳蔚然：也不見得事無巨細，就是有些事情可以放一放的，可是有時候他細吧，他還真找出問題來，你們都趕不上。文化大革命時候， 五一、 十一，或者多半就五一、 十一，上天安門 ，有個誰上天安門了。不是有個笑話嘛，最後一句老是“還有一個余秋裏”。那一版全是名字，為什麼要登那麼多呢？那決定一個人的政治（命運）。詳細極了的名單，因為那個《人民日報》一版，都是那個名單。他一個一個要看，可是每次都讓他找出來了。你得看好幾個鐘頭，每次都讓他找出來落了誰。他倒沒説，我沒碰見他説，那這個不該上啊，還有誰誰怎麼沒有啊，落了，每次總讓他發現。

　　主持人：所以很多人説：周總理是累死的。

　　吳蔚然：總理辦公室老是這麼高一摞文件，哪天總理出訪了，小平同志代總理，兩三天， 那堆都沒了， 都給處理完了。他就是大事管，小的事就不怎麼管， 他批大事。總理來回看，可不文件越堆越多。

　　解説：在周恩來總理最後的日子裏，他和大哥吳階平同在總理治療小組，親身經歷了那一段難忘的歲月。

　　主持人：總理去世前，當時是您和吳階平，您兄弟倆都在身邊？

　　吳蔚然：都在。總理很苦的，總理長的癌比較複雜，他不是光膀胱癌，他有腸癌什麼的，都做過手術。周總理到現在沒有留下片言只字，我們當初也提過，説您不願意寫，那時候已經有——沒有現代這麼高級的錄音機——那老的錄音機，你説一些事情，或者留在百年後人家將來研究。他知道的一些事情誰也不知道，百年後也可有個歷史，他不留。所以到後來，至少直到現在，據我知道的， 除了文件檔案館有，總理個人的東西沒有留下。自己沒留下什麼話，或者回憶錄那一類性質的東西，或者寫過什麼東西。

　　主持人：包括他在生病期間，在生病期間也沒有任何的交代？

　　吳蔚然：沒有任何交代，有些事情跟鄧大姐都不講。不是表揚他，書上説，他黨性強嘛，鄧大姐都不能隨便進他辦公室，好多他們政治上鄧大姐不該知道的事，都不跟鄧大姐講。所以總理是個完人，你説那點缺點，那不是缺點，就是他工作的一個方法問題。

　　主持人：最後的手術，包括最後去世之前這段日子裏，您印象最深的事是什麼啊？

　　吳蔚然：他到最後，很重了，要見一個人，他説他要見羅青長。後來也知道，羅青長是負責台灣工作的，所以他唸唸不忘台灣這一攤工作。找羅青長來談一談，他一定有些事情要交代。大家分析嘛，這是關於台灣統一的事情。所以他一直想著政治，他對他自己，好像生死他沒談過。他説這次恐怕活不了，或者怎麼樣，他從來沒給我們這麼表現過。

　　解説：1973年，周恩來總理曾對鄧小平夫婦説：“小平的保健你們應該從吳家選一個人。” 三年後的1976年，吳蔚然正式開始負責鄧小平的保健工作，而此時的鄧小平正處於他一生中第三次政治逆境中。

　　吳蔚然：他住在東交民巷 8號，8號 ，從前也是老幹部住的地方，賀龍也住過，羅榮桓 、張鼎承都住過那房子。就把他擱到那兒，擱到那，就有一點略含貶義的意思。他原來住很大一個獨門獨院，那時候他的醫療關係，還是屬於301總參，有一個保健大夫。不過那301的蒲院長，蒲院長有一天跟我説，他説小平住在8號，離我們醫院是很近的，因為東交民巷離我們北京醫院很近，那就歸你管吧。我説那我可管不了，我説他是你們總參的人，我是地方幹部我怎麼管？他説我們醫生還在，有大點事，你就負責辦吧。那我就跟院黨委請示，我説他讓我管，院黨委也沒説不行，那到底他什麼意思，或者住的距離太遠。不怕， 我就管 ，那時就有一個護士，一個大夫。

　　主持人：那時候鄧小平的政治境遇其實不好？

　　吳蔚然：很不好，説得不好聽等於隔開，並不能出來隨便活動的。我就管著了，後來因為跟小平同志，跟他夫人卓琳同志，跟家屬相處的關係比較和諧，他們就説你別走了，你就上你的班，但是我們這攤事，你就過問過問，管管。以後越管越多，以後他恢復工作了，等到打倒四人幫以後，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全面工作 我就要去得多點了。實際上還是301作為直接管理，我不過作為一個比顧問稍微重一點的工作吧。

　　主持人：您那時候接受這個任務的時候，有沒有考慮到，他當時的政治境遇很差，而這對您來講實際上也許會有一些不好的影響？

　　吳蔚然：開始做保健工作的時候，就知道，做保健工作是一個危險的職業。帶有一定風險，不叫危險，風險性的職業。不是業務上的風險，是政治上的風險，這個東西政治上複雜。所以那時候，我也跟吳階平商量，我説咱們不做，組織上讓你做；做，那就只能豁出去了。

　　主持人：但那時候您接到這個任務之後，您看到鄧小平在那個時候，他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態，什麼樣的狀態？

　　吳蔚然：小平同志本來就不太愛説話，他人在沙發上一坐，除了打橋牌説幾句，他很少説話，即使跟家裏人，卓琳 、樸方，他話都很少。

　　主持人：但那個時候，您看鄧小平在逆境當中，包括後來他復出的時候，那時候您覺得他情緒上有些變化嗎，心情上有些變化嗎？

　　吳蔚然：那你還是感覺到他的情緒有點，雖然不説話，那沉悶跟愉快的心情……1992年回來講話，到上海以後，是那一年還是晚一年，説給上海政策給晚了，上海改革開放晚了。他從情緒上講，就這麼跟他們上海人講，給你們政策晚了，你看他情緒就比較高昂。

　　主持人：你學鄧小平的話學得很像啊！

　　吳蔚然：沒有，四川話嘛。他是個很深沉的人，所以他思考問題非常深入。

責編：戴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