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頭中的生命意義

------記中央電視臺記者張海鵬

央視國際 2003年06月18日 10:17

　　2003年5月28日，北京，這一天氣溫據説已經上升到了32度。下午4點，衛生部公佈的最新非典疫情顯示，北京新增病例下降到只有3例了。

　　和往常一樣，位於中央電視台東門附近的恩菲大廈801仍然一片繁忙。這裡是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共同關注》欄目。認識這個欄目和認識這個最新的頻道時間一樣長。因為就在新聞頻道播出的第一天中午的12點30分，我認識了這裡的二位記者，僅僅是在屏幕上看見他們，看見他們出現在了最危險的北京胸科醫院非典隔離病區。一個是年輕富於青春活力，戴著厚厚的口罩而只看得見眼睛的女記者江黎，一個是自始至終沒有出現過，卻一直引導我們視線在情感中接受洗禮的攝像記者張海鵬。因為他們的名字和出現的特殊方式，我認識了他們。

　　這天下午，恩菲大廈801熱鬧了許多。這個剛剛成立只有一個月的欄目用自己最隆重的方式迎接兩位從“非典”戰場歸來的英雄。沒有太多的鮮花，也沒有太多的掌聲，兩位英雄靜悄悄地回到了他們的團隊。終於有機會，人們看見了眼睛後面漂亮的女記者，也看到了這位一直在隔離病區裏延展著我們視線的攝像記者張海鵬。

　　與站在公眾面前的記者不同的是，我們沒有機會在屏幕上看清楚他的長相，也從來沒有聽到他的聲音，但是他卻一直與我們在一起。每一個鏡頭背後都是他的眼睛，他的真實的記錄。

　　英雄的定義是平凡

　　正如所有的攝像記者一樣，要想讓他們從鏡頭背後走出來進入公眾的視野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許是他們習慣了幕後英雄的生活。

　　“他這個人不會説話，你得使勁問他，像擠牙膏一樣，否則你很難從他嘴裏問出什麼。”在辦公室，《共同關注》的製片人姜秋鏑就告訴過記者。聽到這樣的話，我可真是為難。我不是攝像，所以不能用畫面來展示英雄；我是記者，只能通過採訪用文字來再塑事件，不説話的採訪對象也許我真的只能給他畫素描了。

　　我始終在腦海裏尋找我想象中的英雄的模樣。一個把生命置之度外的勇士，一個扛著沉重的攝像機記錄歷史的記者，他應該是高大威猛的吧？ 或者擁有一雙足以洞察智慧的眼睛？要不，何以他的鏡頭總是與我們的心靈如此接近？

　　“這位就是張海鵬。你們認識一下。我已經給他交代了任務，就是全力配合你的採訪。”製片人宋建春把他介紹給我，“不讓這位記者滿意，海鵬，你今天的任務就算沒完。”我都要笑了。哪有這樣的領導，居然用下命令的方式讓他的屬下接受記者的採訪。

　　看著面前這位平凡得足以在人群中淹沒的張海鵬，我馬上糾正了我所有對英雄的看法。也許，英雄的定義本來就是平凡。

　　他，40多歲，看上去並不夠強壯，1米7左右的個子，第一眼給人有點像南方人的感覺，偏瘦；站在我面前，除了跟我説“你好你好”，再就是“沒什麼可説的”，有點像山東人，爽直得都快讓人覺得可愛。“記者同志，我真的沒什麼可説的。你要我説，我能説些什麼呢？”

　　怎麼會沒什麼好説的呢？根據我的了解，張海鵬自從1994年進入中央電視臺後，先後參與報道了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1996年香港籌委會成立、1997年長江三峽大江截流、1998年抗洪、1998年7月隨中國科考隊赴北極考察、11月份去南極考察……作為中央電視臺的一名老記者，他經常作為最主力的攝像記者見證了最重要的歷史。他經歷的“大世面”比我們多得多，他經歷的危險也比我們想象得多。他的每一次經歷也許就是一個故事。

　　當我一股腦的把他的前前後後“數落”一遍時，海鵬，這位在電視臺裏被很多人都尊稱為大叔的中年男子沉默了。一杯茶之後，我們的採訪這才開始。

　　用鏡頭記錄歷史真實

　　張海鵬，年輕時曾當過偵察兵。在部隊，曾先後獲得連、營、團表彰3次，多次獲得“優秀士兵”、“偵察能手”等光榮稱號。在部隊的這段時間，不僅培養了他過人的膽識，也鍛鍊出了一身強健的體魄。回憶起這段難忘的經歷，張海鵬説：“在部隊的經歷，對我的影響特別深，我一輩子都從中受益。部隊不僅給了我一副好身體，也讓我在困難與危險面前變得勇敢與智慧。”

　　1984年張海鵬從部隊轉業後，經過考試進入了內蒙古大興安嶺電視臺。電視工作對於他來説完全是一個全新的工作，也是一項挑戰。儘管在剛進入工作時，他完全不懂電視業務，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的埋頭苦幹、認真學習，他最終成為電視臺的一名優秀記者。記者應該擔負社會責任，從進入電視臺的第一天，他就給自己樹立了一道神聖的使命：記錄歷史真實。在工作中，他希翼用真實的鏡頭表現社會的真實，希望成為人民的記者。

　　1994年進入中央電視臺對於張海鵬來説是人生的一大轉折。從內蒙古大興安嶺電視臺到中國最大的電視臺，一個全新的平臺給了他完全展示自己的機遇。從世界婦女大會到香港回歸，從三峽大江截流到98抗洪，從北極到南極，他的鏡頭給我們展示了一個色彩斑斕的世界，一個真實的鮮活世界。

　　他把危險總是留給自己

　　記者被評為世界上最具危險的職業之一。做了記者，首先就必須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張海鵬説：“如果畏懼戰爭就不要去做戰士，如果畏懼危險就不要來當記者了。”當過兵的張海鵬血液裏流淌著軍人的豪邁和勇敢，他是記者中的戰士。

　　哪危險哪就有他的身影。1997年大江截流時，他是唯一一名最後截流時仍然堅守在測流船上的攝影記者；1998年抗洪時，他又作為中央電視臺第一批記者隨第二次洪峰順江而下；1999年7月、11月，他又從中央電視臺的記者中精選出來隨中國科考隊進駐千里冰封的北極、南極；即將過去的5月，在“非典”肆虐的時候，他又義無反顧地進入了“非典”隔離病區。我們無法找到最恰當的詞彙來評價這麼一位把生死置之度外、把事業和工作永遠放在第一位的鬥士。

　　在南極，有一座冰山叫格羅夫山。由於這裡地形複雜，在中國科考隊考察之前，這裡從來沒有人來過，被很多西方科學家成為南極的“禁區”。但是就在這裡，張海鵬和他的同事們留下了許多難以忘懷的危險經歷。

　　格羅夫山距離中山站大約500、600公里，由於直升飛機續航力有限，當時科考隊隊員往往只能借助一種特殊的雪地摩托車。這種車在南極時速不超過20公里，一天也只能走不到100公里。而在行駛途中往往是車過之後冰峰就開始塌陷，因為這種極其危險的情況，科學家們戲稱在雪地開摩托車是一種“死亡遊戲”。張海鵬笑著説：“在南極，你就只能看著前面，一個勁地開著車，逼著你不能回頭。”

　　最驚險的一次是他們上格羅夫山採集隕石時遇到的。一輛雪地車因為前撬壞了，準備被擱棄在雪地。這時已經在山頂拍攝多時的張海鵬則自告奮勇地向隊長請求把車想辦法弄回去。當所有人都在發愁的時候，張海鵬想出了一個辦法，他要把這輛前撬壞了的雪地車倒開著回基地。沒有經歷過南極的人恐怕永遠都不會體會到當時倒開雪地車的艱難與危險。但是最後，張海鵬硬是像張果老騎倒驢一樣創造了奇跡。

　　張海鵬很謙虛地説：“可能是因為我當過4年偵察兵的緣故，懂得很多應付突發事件的技巧。”恐怕在危險面前，最多的還應該是膽量與智慧吧。

　　冰縫被稱為“地獄之門”，據説人不小心掉進去生還的可能性幾乎為零。為了採集一手冰樣研究，中國科考隊決定下到30米深的冰縫裏。隊長選來選去，最後找到了他。張海鵬回憶説，第一個下去的人實際上就是打前站，勿庸置疑是最危險的，第一是冰縫下面的實際情況很複雜，第二，下去的人還需要用冰鎬鏟掉墻壁四週非常危險的冰刀。從第一個冰縫開始，張海鵬每次總是第一個下去。

　　面對記者的提問時，他沉默後反問記者：“換了你，你敢説自己不害怕嗎？”他笑著説：“説一點也不害怕是不可能的，因為大家在此之前誰也沒有下過冰縫，但是也沒有什麼特別害怕的，我總是很相信自己，肯定沒問題。”

　　“非典”時期的典型戰士

　　2003年4月25日，這個時候因為北京“非典”疫情的擴散，在很多人心中籠罩著一股悲觀、恐慌的氣氛。也就在這個時候，張海鵬接到了新聞中心採訪部主任打來的電話。儘管在電話裏領導説得非常委婉，張海鵬二話沒説就接受了進駐“非典”定點醫院——北京胸科醫院的任務。

　　“答應時有沒有猶豫？難道説你不知道當時‘非典’的情況嗎？”

　　張海鵬的回答顯得很真實：“去之前也非常清楚當時的情況，也考慮過可能的危險，但沒有不去的想法。這麼多年我就是這樣，服從命令就是天職。我一直認為我就是一名軍人。”

　　張海鵬作為攝像記者和一位叫江黎的記者一起出發了。江黎，25歲，是採訪部一名年輕的記者，一個“正視夢想併為之奮鬥不息的人”。她在向領導遞交的請戰書中這麼寫道：“由於種種原因，我無法去伊拉克戰場進行報道，若干年後回首往事，這必將是作為記者的我青春歲月中最遺憾的往事。現在，我請求進入‘非典’隔離病區採訪報道，在另一個戰場上實現自己的理想。”

　　張海鵬並沒有把進入“非典”隔離病區採訪的事告訴自己家裏的人。後來家裏人知道他的情況都是通過報紙和電視才知道的。他遠在內蒙的老父母在電視上看到相關報道時，他卻撒謊了，他説，那些鏡頭都是別人拍的，他自己根本沒有進隔離區。 在青島的愛人、孩子是通過當地報紙才知道他的消息的。他説：“她們從報紙上這才知道我進隔離區，知道我虛脫的事，她們都哭了。”説到這，海鵬的眼睛有點濕潤了。

　　“在隔離區採訪，一方面工作壓力大，另一方面確實心理壓力也很大。在胸科醫院採訪的那幾天，是我所遇到的最大的挑戰。從來沒有感覺過那麼累。”張海鵬這麼總結他的“非典”之行。

　　兩位記者蹲點採訪的病區是北京胸科醫院，這裡距離市區大約30公里，共收治230余名“非典”患者，是北京市目前收治“非典”患者最多的定點醫院，同時也被認為是最危險的病區之一。醫院為了盡可能減少醫護人員受感染的幾率，對進出隔離區做出了嚴格規定：醫護人員平均每天最多只允許進入隔離區4小時，每週不超過三次；但從4月28日進駐醫院，江黎、張海鵬已經連續採訪多天，每人每天平均睡眠時間不足6小時。

　　隔離區裏的採訪遠比醫院外要危險和困難。每次在進入隔離區之前，他們都要在醫護人員的幫助下穿上三層防護衣。防護衣、塑膠手套、三層腳套再加上防護鏡，整套行頭下來足足需要40分鐘的準備時間。臃腫自不必説，僅是三層口罩就足以讓人喘不過氣來，話還沒有説兩句就已經是氣喘吁吁，累得滿頭大汗。除了自身防護外，張海鵬還要給攝像機消毒，扛著幾十斤重的機器在隔離病房裏尋找最佳拍攝位置。

　　在“非典”隔離區採訪的危險和困難可想而知，但4月30日上午，兩位記者從來沒有過像這樣離危險如此之近！

　　早上10點，他和記者江黎正在病區外進行日常工作。這時，他們突然聽到一個消息：有一位“非典”患者馬上需要上呼吸機。他們馬上意識到，這是一個重要的拍攝機會，在我們過去拍攝的關於“非典”的報道中，還從沒有過給患者上呼吸機的畫面和實地採訪。我們從醫護人員那了解到，患者上呼吸機的時候傳染性很強，非常危險，因為在患者喉腔內囤積著大量病毒，當插進呼吸管時患者往往因為生理反應劇烈咳嗽而導致大量唾沫夾帶著病毒噴涌而出。

　　在這種情況下，張海鵬沒有更多地考慮個人安危，第一反應就是跑步奔向病房搶拍鏡頭。在隔離區門口，幾個醫護人員上前阻止，這時，他才猛然想起，自己身上穿的還是隔離區外的便裝。

　　由於醫護人員不允許他們進入病房拍攝，為了爭取時間，在沒來得及完成全身仔細防護的情況下，張海鵬再次扛著攝像機迅速趕到了病房的窗臺。醫生告訴他：病房窗口是流通空氣的地方，被傳染的危險性比著病房內還要大，但張海鵬沒有過多考慮這些，為了拍到更加高質量的畫面，他乾脆爬到窗臺上搶拍畫面。在完成拍攝任務後，由於攝像機長時間裸露在高度危險的病區中，連先前幫忙拿機器的醫護人員也不敢再碰一下。

　　事後，親眼目睹事情全過程的胸科醫院劉主任説：“我始終不贊同他們冒風險去拍上呼吸機的鏡頭。他們的工作態度確實讓人敬佩。大家現在都説我們醫護人員是最可愛的人，他們同樣應該獲此殊榮。”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辦主任王剛同志聞知他的感人事跡後，作出批示：張海鵬同志這種無私無畏地工作精神，是我深受感動。他同白衣天使一樣，受到人們尊敬。這些同志的精神，需要給予提倡和表彰。

　　在進入“非典”隔離病區時，醫生曾經警告過他們：在隔離區受感染的幾率高達70％，醫院並不能保證記者的生命安全。儘管如此，在危險甚至死亡面前，張海鵬和他的同事們仍然義無反顧地和眾多白衣天使一道奮戰在最前線。

　　SARS終有一天消失，人類的尊嚴將是永恒。在這個春夏之交，我們被無數的白衣天使和像張海鵬似的英雄們所感動，他們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可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