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鄧小平經濟思想戰略意義

央視國際 2004年07月29日 10:04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現我國的現代化，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在國際共産主義運動中曾經流行過一種觀念，認為斯大林確定的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道路，是社會主義各國可以和必須傚法的唯一楷模。但是，當蘇聯式的體制模式和發展模式在我國全面建立後，人們普遍感到它帶有根本性的缺陷，需要進行改革。於是，毛澤東在１９５７年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了尋找中國自己的工業化道路的號召。在往後的整整２０年中，我國人民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和試驗。但是，成功的時候少，失敗的時候多，並沒有能夠真正找到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只是在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才逐漸清晰地呈現在人們的面前。鄧小平在這條路線的形成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的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為解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必然遇到的種種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奠定了基礎。

　　

　　一、高度重視生産力的發展是鄧小平全部經濟思想的主線；“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的論斷體現了現代生産力的靈魂，“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是由此得出的重要政策結論。

　　鄧小平的全部經濟思想貫穿著一條主線，這就是高度重視生産力的發展，把是否有利於生産力的發展看作衡量各種體制和政策長短優劣的根本標準。根據這一觀點，鄧小平提出了“把四個現代化建設作為重點，堅持發展生産力，始終扭住這個根本環節不放鬆”的口號。同時，按照當代生産力的特點，他提出了發展生産力的實際綱領：在社會主義的多項任務中，把發展生産力放在第一位；在發展生産力的任務中，又把發展科學技術放在首位。早在１９７５年他主持國務院工作時，就以馬克思“生産力中也包括科學”的論述為依據，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産力”的觀點。據此，他在１９７８年的全國科學大會上明確地指出：“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沒有現代科學技術，就不可能建設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

　　在１９８８年９月的兩次談話裏他又進一步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他説：“馬克思講過科學技術是生産力，這是非常正確的，現在看來這樣説可能不夠，恐怕是第一生産力。”這是鄧小平根據當代科學技術的急劇發展和對生産作用的極大提高而作出的新概括。鄧小平的這些論述，體現了現代生産力的靈魂，抓住了如何發展現代生産力的要領。這表明，鄧小平以百戰之身，到了耄耋之年仍然能夠不斷吸收新的知識，使自己的思想始終站在時代的前列，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正像馬克思所説，現代生産不是立足於經驗的常規，而是依據對科學規律的認識。既然如此，明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之後，自然就會得出一個重要的政策結論：必須“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鄧小平在１９７７年第二次復出以後不久就著重指出：“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沒有知識，沒有人才，怎麼上得去？”

　　發現人才、培養人才、使用人才涉及許多方面的政策措施，鄧小平著重講了三條：第一，實現幹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第二，“要以極大的努力抓教育”；第三，要落實知識分子政策。這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提高他們的社會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二是改善他們的物質待遇。關於知識分子的政治地位，早在１９７５年鄧小平恢復工作的時候，就明確指出我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關於知識分子的物質待遇，他不止一次地提出：“不論怎麼困難，也要提高知識分子的待遇。我們要千方百計，在別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犧牲一點速度，也要把這個問題解決好。”

　　二、根據鄧小平經濟思想，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是在生産力發展基礎上實現共同致富，為此須改革我國傳統的所有制結構，實現公有制為主體、多种經濟成份共存共榮。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同時注意防止兩極分化。

　　什麼是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呢？在１９８４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以前，鄧小平一再指出，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馬克思主義？“過去我們並沒有完全搞清楚。”１９８５年鄧小平在談到我們堅持社會主義的時候對這一問題作出了明確的回答：“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為了做到共同富裕，首先必須以生産力得到相當程度的發展為前提，因此，“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産，第二是共同致富。”在１９９２年初的南方談話裏，他再次重申：“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産力，發展生産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鄧小平關於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种經濟成份並存的思想，就是從這裡引申出來的。共産主義者主張公有制，是因為它有利於共同富裕的實現。可是在“左”的思想影響下，人們引喻失義，形成了國有制是公有制最完善的形式、所有制“越大越公越好”的思維定勢。在這種教條的指導下，颳起一次又一次的“共産風”，幾乎把國家所有制和人民公社所有制以外的經濟成份掃除得乾乾淨淨。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後的調整時期，我國農民群眾創造的“包産到戶”的農業經營形式曾經有過相當大範圍的發展。當時，在如何對待“包産到戶”的問題上是有很大爭論的。鄧小平堅決支持農民群眾的這一創造。他説：“生産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産，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著名的“黃貓、黑貓”的比喻，就是針對“包産到戶”問題説的。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對我國所有制結構問題作了一系列重要論述，主要內容有：發展個體經濟；實行包産到戶；大力發展鄉鎮企業；採取允許私營經濟發展的政策；吸引外資，發展外資企業；用多種形式把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搞活國營大中型企業。

　　在鄧小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我國逐漸形成了以公有制（包括國有、集體所有以及其他公有制形式）為主體、多种經濟成份共同繁榮的局面。

　　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是在生産力發展的基礎上共同致富。在發展生産和共同富裕這兩個方面中，發展生産力是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實現共同富裕則是社會主義的社會目標。社會主義革命沒有像馬克思和恩格斯預想的那樣，首先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勝利，給社會主義國家帶來了為實現共同富裕創造物質基礎的繁重任務。

　　在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７８年期間，由於“左”的思想的干擾，錯誤地把平均主義當作社會主義，結果損害了群眾的積極性，不利於生産發展，不僅談不上共同富裕，相反只能造成普遍貧困。鄧小平對於這種做法的弊端看得十分真切：“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後，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鄧小平根據社會主義原則，批駁了“四人幫”的“貧窮的社會主義”，指出：“‘四人幫’叫嚷要搞‘窮社會主義’、‘窮共産主義’，胡説共産主義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簡直是荒謬之極！”“從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７８年這二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

　　既然共同富裕的目標又不可能整個社會同步地達到，那麼，我們應該通過什麼樣的途徑來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呢？鄧小平提出了在生産發展的基礎上讓一部分人、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大政策”。他説：“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産生極大的示範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

　　不過，事情還有另外一面。在實行市場經濟和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情況下，的確存在著出現人群之間、地區之間的兩極分化和貧富懸殊的危險。鄧小平提醒人們注意，要防止這種情況發生。他曾一再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産生了什麼新的資産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這是很值得我們警惕的。

　　三、鄧小平突破了社會主義只能實行計劃經濟的“戒律”，指出改革是一場用市場經濟體制取代計劃經濟體制的革命。

　　中國在１９５８年以後進行過多次改革，但問題在於，這些改革都沒有觸及計劃經濟用行政手段配置資源的根本，而只是在原有體制的基本框架內作一些或大或小的修補，因而成效並不顯著。“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中國面臨一次新的選擇。這涉及到兩個層次的問題：第一，中國的經濟體制要不要進行改革。第二，改革應當怎樣進行。是仍然沿著過去幾次改革的路子，在計劃經濟的框架內改良呢，還是另辟蹊徑，走出一條有別於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新路子？

　　在這個歷史的關鍵時刻，鄧小平對這兩個問題都作了明確的回答。關於第一個問題，鄧小平的回答是：“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産力的必由之路”，“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關於第二個問題，鄧小平的回答是：改革“實質上是一場革命”，“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雖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革命。”為什麼説改革是一場革命，又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革命呢？鄧小平１９８２年關於“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的講話，是對這一重要論斷的一個很好的注腳。他在那次講話中指出，“這是一場革命。當然，這不是對人的革命，而是對體制的革命。”正是根據鄧小平的上述思想，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規定的改革目標是：“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産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這就清楚指明了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束縛了生産力的發展，因此，改革不能只是對它進行修補，而是需要對它進行具有根本性質的變革。

　　經濟體制的核心問題是以什麼手段為基礎來配置稀缺的經濟資源。按照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社會主義只能實行計劃經濟，這被認作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根據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經驗和對當代經濟發展的研究，鄧小平以極大的理論勇氣對這一個公認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挑戰。

　　早在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同美國《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等人的一次論題廣泛的談話中談及中國領導人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時，鄧小平就明確地提出：“説市場經濟只限于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不能説只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在討論這一問題時所使用的方法，如同後來他多次講到的那樣，是把計劃和市場都看做組織經濟的手段。從社會主義發展生産力的基本原則出發，他主張利用一切有效的手段來發展社會生産力。雖然鄧小平在這次講話中仍然沿用了當時通用的“計劃經濟為主”的提法，但是，他突破了社會主義只能利用“市場調節”作為補充、而不能存在“市場經濟”的框子，明確地否定將市場經濟限定在資本主義範圍內的觀點，指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這顯然是理論上的重要發展。

　　沿著這種思路，鄧小平的思想隨著我國改革的逐步深化而不斷發展。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確認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新觀念。這是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問題上的一次重大的突破。雖然當時使用了商品經濟這樣的蘇聯教科書的語言，但是從《決定》提出了舊體制的主要弊端、改革任務、改革的基本內容以及計劃本身的變化來看，《決定》裏所説的“商品經濟”，也就是市場經濟。鄧小平對這個決定作出了很高的評價。他説：這個決定“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並稱讚它“是個好的文件”。

　　一年以後，鄧小平在同美國企業家代表團談話的時候，再次重申了１９７９年談話關於有必要採納市場經濟的方法的意見。他指出，問題的關鍵，是“用什麼方法才能更有力地發展社會生産力”，“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這樣，在１９８７年中共十三大的政治報告裏，根據鄧小平的意見，沒有再提計劃經濟為主的問題。

　　在１９８９年的政治風波之後，理論界有些文章把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的問題同基本社會制度直接聯絡起來，認為這是一個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但是，鄧小平仍不改初衷。在他看來，一種體制，一種政策只要是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産力，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們就應當堅決地、毫不猶豫地加以採納和執行。因此，他在１９９０年１２月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和１９９１年初同上海市負責同志談話時尖銳地指出：“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不要以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麼回事。計劃和市場都得要。不搞市場，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後。”在１９９２年初的南方談話中，更對市場經濟是不是一定姓“資”，社會主義可不可以搞市場經濟以及有關的問題作了系統的回答。他的這一講話，為中共十四大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我國經濟改革的目標這一歷史性的突破奠定了理論基礎。

　　四、鄧小平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定了分三步走，到下個世紀中葉成為中等水平的發達國家的宏偉戰略目標，以及積極慎重、注重增長質量、以改革開放促發展的方針。

　　鄧小平不但發展了社會主義理論，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定了正確的政策，還為它提出了宏偉的戰略目標。

　　在即將進入８０年代的１９７９年末，鄧小平在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談話時，提出了爭取到本世紀末國民生産總值翻兩番，達到人均國民生産總值８００美元的水平。在鄧小平的倡議下，中共中央制定了分三步走，實現現代化的戰略規劃：第一步，是在８０年代實現人均國民生産總值翻一番，從１９８０年的人均２５０美元，達到１９９０年的５００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紀末再翻一番，達到１０００美元，進入小康。第三步，再用三五十年時間再翻兩番，在經濟上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使人民生活比較富裕。

　　上述戰略規劃所規定的目標是十分宏偉的。鄧小平説，“這個目標對發達國家來説是微不足道的，但對中國來説，是一個雄心壯志，是一個宏偉的目標。更為重要的是，在這個基礎上，再發展三十年到五十年，力爭接近世界發達國家的水平。”

　　對於如何才能實現持續、快速、健康地發展，鄧小平在他的著作中作出了回答：第一，現代化的目標要有步驟地實現。現代化的目標，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鄧小平提出用５０到７０年分三步實現這一目標，就表明了他的慎重態度。第二，強調增長的質量，而不要片面追求産量的增長。在制定１９８３—１９９０年長遠規劃時鄧小平指出：“長期計劃留的餘地應該大一些，年度計劃可以打得積極一點，當然也要留有餘地，重視提高經濟效益，不要片面追求産值、産量的增長。總結歷史經驗，計劃定得過高，冒了，教訓是很深刻的”。

　　第三，把重點放在改革上，以改革開放促進發展。１９９１年８月，他在談到中國經濟應當“過幾年有一個飛躍，跳一個臺階”時，著重指出：“重點放在哪？我看還是放在堅持改革開放上。”“特別要注意，根本的一條是改革開放不能丟，堅持改革開放才能抓住時機上臺階。”

　　五、“整體推進，重點突破”，更能體現鄧小平戰略思想，在農村改革和對外開放取得成功之後，鄧小平提出了不失時機加快城市及整體改革的任務，提出了“膽子要大、步子要穩”的戰術原則。

　　對於中國的改革，國外的一種流行觀點認為，它的特點和優點是“漸進主義”。這種觀點在我國也有廣泛的影響。在主張改革的人們中，也有不少人認為中國改革好就好在不太快。

　　“漸進改革論”的觀點是否切合中國改革的實際？符合鄧小平經濟體制改革的戰略思想？揆情度理，看來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從中國改革的實際情況看，在國有經濟（包括國有工商企業、國家銀行和國家財政）的範圍內，改革的確是漸進地進行的，但是，這並不是改革的優點所在。中國改革成功的秘密，在於國有部門改革受阻以後把改革的重點放到農村和對外開放方面。迄今為止我國改革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與這一特點有關。

　　採取這種策略，我們解決了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改革中沒有能夠解決的問題。從中國實際出發，我們找到了一條新路。不是只盯住國有經濟不放，而是一方面維持國有經濟的運轉，另一方面把主要力量放到非國有部門去尋找新的生長點。這就使整個改革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都找到了支撐點。使得１５年來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出口增長更快。在改革的過程中，也遇到過財政赤字、通貨膨脹、經濟秩序混亂等問題。但我們依靠迅速生長起來的經濟力量，較快地克服了種種不穩定因素，使改革成為不可逆轉的潮流。

　　但是這種戰略也不是沒有缺點的。特別是這種“外圍戰”的長期化會帶來不少棘手的問題。經濟體系是一部配置資源的機器。這部機器被分成兩半：舊的部分仍在運轉，而且佔居領導地位；新的機器雖然部分建立，但不完整。這種狀況不改變，新的經濟體制不能作為一個系統建立起來，整個經濟的效率就不可能提高。這樣，就出現了許多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不利因素。主要表現在：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壓力經常存在，不時爆發；雙重體制並存使腐敗的滋生有一個非常大的體制基礎；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不同社會集團之間的收入差距有擴大的趨勢；國有部門的困難日益加劇。

　　如何對待這種局面？是積極進取，還是繼續拖延國有部門的改革？

　　１９８４年６月，鄧小平就已指出，在農村改革見效以後，“改革要從農村轉到城市”。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標誌著這一戰略重點轉移的開始。１０月１日，鄧小平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３５週年的慶典上提出，“當前的主要任務，是要對妨礙我們前進的現行經濟體制，進行有系統的改革。”接著，他在一系列的會議上對“系統改革”的內容和意義作了闡明。“城市比農村複雜得多，它包括工業、商業、服務業，還包括科學、教育、文化等領域。即將召開的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就是城市和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這意味著中國將出現全面改革的局面。”“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將在中國的歷史發展中寫上很重要的一筆。”“這將是一次很有特色的全會”，“全會的決議公佈後，人們就會看到我們全面改革的雄心壯志。”從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９３年的十年中，鄧小平反復地提醒我們：“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開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

　　在戰略方針確定以後，小平同志進一步提出了進行全面改革的戰術原則。他説，“我們的方針是，膽子要大，步子要穩”。所謂“膽子要大”，是説“城市改革實際上是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這是要冒很大風險的”，“進行全面的經濟體制改革需要有勇氣。”“沒有改革就沒有今後的持續發展。所以，……這件事必須堅決幹下去。”所謂“步子要穩”，是説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每走一步，都兢兢業業，大膽細心，及時總結經驗，發現問題就做些調整，使之符合實際情況。”

　　１９８４—１９９２年在改革的工作指導方面出現了這樣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事到臨頭決心動搖了；另一種情況是，改革的決心倒是下了，但是配套的政策沒有安排好，比如在改革的宏觀環境不好的情況下，貿然推出大的改革措施，也使改革的攻堅戰進行不下去。這都是與鄧小平提出的方針不相符合的。至於鄧小平本人，不管在哪一種情況下，他都總是堅持“膽子要大，步子要穩”的方針，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黨的十四大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十四屆三中全會把“十四大”的綱領性提法具體化，描繪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藍圖。對於我們的論題有重大意義的是，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改革應當實行“整體推進，重點突破”的方針。這一提法，較之過去常常講的“整體漸進，階段突破”更能體現小平同志的戰略思想。在改革的內容上，經過１５年成本比較高的被動改革，價格已經大體放開的情況下，設計了財稅、金融和外匯體制改革方案；在企業改革和社會保障體制改革方面，思路也愈來愈清晰了。

　　今年的各項改革出臺已經幾個月了，亟需加以總結。看看原來的方案有哪些缺點，要及時加以調整和補充；哪些方面的改革沒有到位，要督促加快。總之，我們應當緊張工作，力求完滿地實現小平同志經濟體制改革的戰略決策，確保在２０００年以前把社會主義經濟新體制初步建立起來，使我們能夠從根本上擺脫種种經濟社會問題的困擾，在今後的長時期中實現持續、快速、健康地發展。

　　《人民日報》1994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