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央視國際 2004年07月28日 17:17

　　《鄧小平文選》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

　　

　　這次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是繼軍委會議之後軍隊召開的又一次重要的歷史性會議。

　　會議討論和修改了加強政治工作的決議、政治工作條例、幹部服役條例三個草案。這些文件經過軍委審定之後，軍隊政治工作也就有了章程。

　　這次會議著重研究和解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揚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提高我軍戰鬥力的問題。會議根據毛澤東思想，針對部隊的實際，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很好，很必要。這次會議，中心突出，主題明確，精力集中，越開越好。會議的風氣正，發揚民主，暢所欲言，對原則問題又不含糊，給下邊作了好樣子。總之，會議開得很圓滿，很成功。

　　我講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講講實事求是。

　　我們開會，作報告，作決議，以及做任何工作，都為的是解決問題。我們説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決問題，問題解決得是不是正確，關鍵在於我們是否能夠理論聯絡實際，是否善於總結經驗，針對客觀現實，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一切從實際出發。我們只有這樣做了，才有可能正確地或者比較正確地解決問題，而這樣地解決問題，究竟是否正確或者完全正確，還需要今後的實踐來檢驗。如果我們不這樣做，那我們就一定什麼問題也不可能解決，或者不可能正確地解決。

　　我們黨有很多同志堅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原則，這是很好的，我們一定要繼續發揚。但是，我們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還認為誰要是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他們的觀點，實質上是主張只要照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同志的原話，照抄照轉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説這是違反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違反了中央精神。他們提出的這個問題不是小問題，而是涉及到怎麼看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問題。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違背，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一定要和實際相結合，要分析研究實際情況，解決實際問題。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這是一切共産黨員所必須牢牢記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這是唯物主義。不然，我們開會就只能講空話，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毛澤東同志從參加共産主義運動、締造我們黨的最初年代開始，就一直提倡和實行對於社會客觀情況的調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論脫離實際、一切只從主觀願望出發、一切只從本本和上級指示出發而不聯絡具體實際的錯誤傾向作堅決的鬥爭。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二九年為古田會議寫的決議中就尖銳地反對主觀主義的指導，認為這種指導，“其必然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一九三○年，毛澤東同志專門寫了《反對本本主義》這篇文章，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科學論斷。他堅決反對在共産黨內討論問題的時候，開口閉口拿本本來，以為上了書的就是對的這種錯誤的心理。毛澤東同志説：“盲目地表面上完全無異議地執行上級的指示，這不是真正在執行上級的指示，這是反對上級指示或者對上級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又説：“我們説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麼‘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鬥爭中，證明了是對的。我們的鬥爭需要馬克思主義。我們歡迎這個理論，絲毫不存什麼‘先哲’一類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頭在裏面。”在戰勝了使中國革命遭到嚴重失敗的王明“左”傾路線以後，毛澤東同志總結了這次鬥爭的教訓，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寫下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等一系列不朽著作，奠定了我們黨的思想理論基礎。毛澤東同志指出：“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實踐提到第一的地位，認為人的認識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排斥一切否認實踐重要性、使認識離開實踐的錯誤理論。”“我們的教條主義者是懶漢，他們拒絕對於具體事物做任何艱苦的研究工作，他們把一般真理看成是憑空出現的東西，把它變成為人們所不能夠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認了並且顛倒了這個人類認識真理的正常秩序。”毛澤東同志在談到戰爭的指導原則的時候指出：“指揮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於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於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於週到的和必要的偵察，和對於各種偵察材料的聯貫起來的思索。”我們過去打仗，都懂得不研究我情敵情，做不到知己知彼，就要打敗仗。

　　但是，黨內有些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人並沒有由於毛澤東同志的這些教導而改變他們的立場。因此，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發起了偉大的整風運動。毛澤東同志的《〈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著作，就是這次整風運動的主要文獻。毛澤東同志在整風運動中反復強調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的根本觀點和根本態度。他説：“‘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絡，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絡，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這種態度，就是黨性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實際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這是一個共産黨員起碼應該具備的態度。”而與此相反的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則“是共産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毛澤東同志告誡全黨同志不應該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看成是死的教條”，“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書本上的某些個別字句看作現成的靈丹聖藥，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費氣力地包醫百病”。如果這樣，“就阻礙了理論的發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他指出：“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了證明的理論”。根據這種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的報告中，把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規定為我們黨的三大作風的第一項。

　　在這以後，毛澤東同志繼續反復多次地講了這種觀點，這種作風。例如，一九五三年，毛澤東同志説：“中央領導機關是一個製造思想産品的工廠，如果不了解下情，沒有原料，也沒有半成品，怎麼能夠製造出産品？”一九五六年，毛澤東同志説：“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按照辯證唯物論，思想必須反映客觀實際，並且在客觀實踐中得到檢驗，證明是真理，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同志説：“任何英雄豪傑，他的思想、意見、計劃、辦法，只能是客觀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來自人民群眾的實踐中，或者自己的科學試驗中，他的頭腦只能作為一個加工工廠而起製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則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人腦製成的這種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確不正確，還得交由人民群眾去考驗。”一九六三年，毛澤東同志在《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來的？》一文中指出：“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又指出，由社會實踐中産生的“思想（包括理論、政策、計劃、辦法）是否正確地反映了客觀外界的規律，還是沒有證明的，還不能確定是否正確”，只有放到社會實踐中去，經過實踐的考驗，才能證明它“究竟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此外再無別的檢驗真理的辦法”。

　　毛澤東同志歷來堅持要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他歷來是按照不同的時間、地點、條件講問題的。毛澤東同志講過：我寫文章，不大引馬克思、列寧怎麼説，報紙老引我的話，引來引去，我就不舒服。應該學會用自己的話來寫文章。當然不是説不要引人家的話，是説不要處處都引。主要的是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是具體地分析具體情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如果不同實際情況相結合，就沒有生命力了。我們領導幹部的責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級的指示同本單位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不能當“收發室”，簡單地照抄照轉。

　　同志們請想一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這是不是毛澤東思想的根本觀點呢？這種根本觀點有沒有過時，會不會過時呢？如果反對實事求是，反對從實際出發，反對理論和實踐相結合，那還説得上什麼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呢？那會把我們引導到什麼地方去呢？很明顯，那只能引導到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只能引導到工作的損失和革命的失敗。

　　全軍的政治工作會議多年沒有開了，現在開這樣一次會議，應該採取什麼方法呢？很明顯，我們應該也只能採取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方法，總結過去的經驗，分析新的歷史條件，提出新的問題、新的任務、新的方針。這樣，我們的會議才能夠解決問題，才能夠解決得正確。韋國清同志的報告好，好就好在研究了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問題，有針對性地提出了解決的辦法。這就是我們在實際行動中堅決擁護毛澤東思想的表現。反之，如果我們只把過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那就不能解決任何問題，更談不到正確地解決什麼問題。那樣，即使我們口頭上大講擁護毛澤東思想，實際上也只能是違反毛澤東思想。我們一定要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這確實是一個十分嚴重的任務。

　　第二個問題，講講新的歷史條件。

　　這次全軍政治工作會議要著重解決什麼問題呢？從部隊存在的問題和實際情況來看，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和解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怎樣恢復和發揚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提高我軍戰鬥力的問題。這就是按照毛澤東同志關於實事求是的教導，研究分析實際問題，解決實際問題。

　　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研究和解決任何問題都離不開一定的歷史條件。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經歷了二十多年的戰爭，又經歷了二十多年的和平環境，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對軍隊來説，由長期的戰爭環境轉入和平環境，這是個最大的不同。我們政治工作的根本的任務、根本的內容沒有變，我們的優良傳統也還是那一些。但是，時間不同了，條件不同了，對象不同了，因此解決問題的方法也不同。

　　毛澤東同志制定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就曾根據不同的情況，在具體內容上提出不同要求。開始規定了三項紀律，接著又提出了六項注意。三項紀律的內容後來也有變化，把“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改為“不拿群眾一針一線”，把“打土豪要歸公”改為“籌款要歸公”，後來又改為“一切繳獲要歸公”。六項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虜腰包”兩項內容。到一九四七年重新頒布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內容上也有修改，“上門板”、“捆鋪草”，改為“不打人罵人”、“不損壞莊稼”，“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虜腰包”，改為“不調戲婦女”、“不虐待俘虜”。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基本精神不能變，也沒有變，但怎樣貫徹執行，如果不研究不結合新的情況，就貫徹不好。例如“一切繳獲要歸公”，現在沒有打仗，就沒有繳獲要歸公的問題，就要研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怎樣執行這個原則。

　　軍民一致，這個原則不能變。但現在我們同人民群眾的關係也有了不同的內容。在農村，過去是個體經濟，現在是集體經濟；部隊過去在農村，現在不少部隊進了城市，住了營房，這就是新的情況。現在搞好軍民關係，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要幫助集體經濟的發展。一個軍要研究是不是可以幫助一兩個公社，附近有工廠的也可以研究如何幫助工廠。我們就是要按照新的情況，從各方面搞好軍民關係，正確地解決軍民關係問題。

　　軍隊內部也出現了許多新的變化。在韋國清同志的報告中對部隊的組織狀況、思想狀況等方面的問題已經作了分析。現在，幹部有很多新的情況，戰士也有新的特點，教育對象不一樣了，教育沒有新的內容不行。憶苦思甜當然要搞，但只搞憶苦思甜就不夠了，要研究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提高戰士的政治覺悟。就官兵關係來説，現在同戰爭時期就不同，怎樣堅持官兵一致的原則，就要很好地研究。

　　後勤現在也在開會，也要著重研究後勤工作方面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新的情況和新的問題。比如，隨著軍事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我軍裝備的逐步改善，後勤工作也出現了很多新情況。過去我們是小米加步槍，對後勤依賴還不算很大。現在不同了，無論是軍需給養、武器彈藥、裝備器材，都得靠強大的後方供應。戰爭物資的儲備，也在不斷變化。這些都需要認真具體地研究。另外，過去我們家當比較小，現在家當大了，怎麼把整個後勤工作管好，也是個新問題，需要有適應新情況的一系列制度和解決辦法，同破壞財務制度、鋪張浪費的現象作鬥爭。

　　以上講的，都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這次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提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揚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提高我軍戰鬥力，是分析了政治工作的實際情況，提出和解決政治工作的具體工作路線和政策，這正是為了更好地完成新時期的歷史任務，完全體現了毛澤東同志關於既要有總路線、總政策，又要有具體工作路線和具體政策的指示精神。如果我們不去分析和解決新的歷史條件下存在的問題，我們就不能夠恢復和發揚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就不能夠在沒有打仗的情況下提高部隊戰鬥力。

　　我們的革命導師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同志歷來重視具體的歷史條件，重視從研究歷史和現狀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來指導革命。那種否定新的歷史條件的觀點，就是割斷歷史，脫離實際，搞形而上學，就是違反辯證法。

　　第三個問題，講講破和立。

　　我們講實事求是，講新的發展時期，講新的歷史條件，就要講破和立。破，在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就是要深入揭批“四人幫”，要聯絡揭批林彪，肅清他們的流毒和影響。立，就是要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體系，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恢復和發揚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和作風。

　　軍隊揭批“四人幫”總的情況是好的，我不多説了。但是運動的發展不平衡。我們一定要把這場鬥爭搞深搞透，進行到底，決不能捂蓋子。

　　揭批“四人幫”，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各項工作的綱。抓不好這個綱，是非就不明，陣線就不清，班子就配不好，作風就不能轉變，團結就沒有良好的基礎，工作也搞不上去。總而言之，不破掉這些壞東西，就不能立新東西。

　　要把“四人幫”揭深批透，非聯絡揭批林彪不可。林彪、“四人幫”早就勾結在一起，陰謀篡黨奪權。林彪對軍隊毒害很大，過去沒有怎麼批，被“四人幫”包下來了。他們不批林，假批孔，把矛頭指向周恩來同志、葉劍英同志。揭批“四人幫”聯絡揭批林彪，這是順理成章的事，不存在什麼“糾纏歷史舊帳”的問題。

　　要增強團結，必須深入揭批“四人幫”，必須聯絡揭批林彪。這正是為了分清是非，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搞好團結。這樣才能真正團結絕大多數。跟林彪一夥犯了錯誤，檢查得好，真正改了，一直表現不錯的，我們就應該充分信任；堅持不改，又跟“四人幫”幹壞事的，當然要從嚴處理。不這樣做，就分不清是非，就搞不好團結，就無法實現整頓的任務。

　　揭批林彪、“四人幫”，必須聯絡實際，搞好各方面的整頓。整頓就要有破有立。整頓，主要是整頓領導班子，整頓作風。

　　當前調整好整頓好領導班子是個關鍵。有的單位問題成堆，老是解決不了，主要是領導班子沒有真正調整好。要堅決執行軍委會議關於哪些人可以進領導班子，哪些人不能進領導班子、不能重用的規定，抓緊把各級領導班子選配好，整頓好。一九七五年我們講過軟、懶、散三種情況，現在有些領導班子還是這個問題。要放手發動群眾，揭露矛盾，搞清是非，整掉林彪、“四人幫”的幫派體系。還必須把派性整掉、搞臭。

　　培養接班人，這件事關係到軍隊建設和未來反侵略戰爭的大局，非解決不可。年輕幹部只要選得準，搞好對他們的傳幫帶，加強學校的培養，是能夠接好班的。我們老同志在這個問題上，眼光要放得遠一些，要積極發揮骨幹作用，選好接班人，帶好接班人。這件事做好了，我們才有資格去見馬克思，見毛主席，見周總理。

　　整頓領導班子，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把作風整頓好。各級領導人的作風要轉變，要解決官僚主義的問題、不深入實際的問題。我們辦事情，做工作，必須深入調查研究，聯絡本單位的實際解決問題。

　　軍隊的作風要做個好樣子，就要解決一個提高工作效率的問題。要雷厲風行，艱苦奮鬥，緊張快幹。不能慢慢吞吞，拖拖拉拉，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軍隊還是要講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一切行動聽指揮，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

　　整頓，還有一個恢復政治機關的職能、作用、威信的問題。我們多次講過，要在三幾年內，把政治機關的職能、作用、威信恢復到紅軍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的水平。要做到這一點，就要破林彪、“四人幫”的那一套，立毛澤東同志關於政治工作的理論和傳統作風，並在新的條件下發展提高。這次會議之前，我又講過，通過這次會議，要把政治機關的職能、作用、威信恢復起來，起碼要起這個作用。

　　政治工作是黨的工作，政治機關是黨的工作機關。上級政治機關對下級黨委、政治委員、政治機關的工作，應該進行指導，督促檢查。這是我們的老傳統。

　　整頓，一定要從嚴。不論整頓領導班子，整頓作風，整頓政治機關，沒有一股子勁頭不行。在整頓過程中，要嚴格考核幹部，並且把它作為一項制度堅持下去。

　　第四個問題，講講以身作則。

　　這個問題很重要。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以身作則非常重要。群眾對幹部總是要聽其言、觀其行的。連長指導員不以身作則，就帶不出好兵來；領導幹部不做出好樣子，就帶不出部隊的好風氣，就出不了戰鬥力。

　　現在，強調以身作則這個問題很必要。比如，調動了工作，就要搬房子，高級幹部不&&怎麼行？下了命令，要立即到職，高級幹部要&&。艱苦奮鬥，也要高級幹部&&。

　　能不能深入下去，工作能不能落實，關鍵在於領導幹部是不是以身作則，深入部隊，調查研究，從實際出發，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最近，不少單位領導幹部開始下部隊了，這是好現象。

　　我們説治軍要嚴，首先對領導班子要嚴，對高級幹部要嚴。高級幹部要以身作則，做執行“三要三不要”原則的榜樣，做艱苦奮鬥的榜樣，做實事求是的榜樣。總之，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榜樣。

　　政治幹部更要強調以身作則，我們過去在戰爭年代就是這樣。那時，你打仗不勇敢，怕死，你不同戰士心連心，不聯絡實際，不聯絡群眾，做政治工作就沒有人聽。政治幹部不能説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紅軍時代的政治工作條例就規定：“政治指導員進行政治工作全憑本身直接接近群眾和熟識紅軍戰士”，“政治指導員不論在執行自己的職務上和個人行動上，均須做全體軍人的模範，並且要在言論和事實上來表現”。我們要恢復和發揚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也要靠政治幹部以身作則。

　　今天，後勤會議的同志也在。我要講一下，後勤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也要以身作則，不要“近水樓臺先得月”。一定要廉潔奉公，當好紅管家。要嚴格遵守財經紀律，同違反財經紀律的現象作鬥爭，要同假公濟私、開後門的現象作鬥爭。

　　這裡要特別説一下，高級幹部能不能以身作則，影響是很大的。現在，不正之風很突出，要先從領導幹部糾正起。群眾的眼睛都在盯著他們，他們改了，下面就好辦。

　　我們的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以身作則，嚴於律己，艱苦奮鬥，幾十年如一日，成為我黨我軍優良傳統和作風的化身。他們的感人事跡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中，發生了多麼巨大和深遠的影響！不僅影響到我們這一代，而且影響到子孫後代。我們的幹部，特別是老幹部，要以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為榜樣，用實際行動搞好傳幫帶。

　　這次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是一個團結的會議，勝利的會議。要貫徹落實好這次會議精神，在座的同志是責無旁貸的，但更重要的是各級黨委、政治委員要加強領導，親自動手，狠抓落實。我相信，經過這次會議，全軍的政治工作一定會有新的起色，毛澤東同志親自培育的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一定會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