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甲申三百年祭》有感

央視國際 2004年06月15日 11:29

　　今年是甲申年，春節期間再次研讀郭沫若先生在６０年前，即上一個甲申年所著《甲申三百年祭》。跟隨著郭老的思緒，回顧３６０年前那一段波瀾壯闊、雲譎波詭的歷史，聯絡當前社會實際，頗有所悟，謹以此文記之。

　　

　　今年算起的前七個甲申年，１６４４年，李自成領導的農民革命軍經過１６年艱苦卓絕的鬥爭，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掃大半個中國，順利攻佔北京，結束了明王朝的黑暗統治，建立了大順農民政權。但也就在這一年，農民軍在山海關慘敗于清軍，倉皇退出北京後一蹶不振，一敗再敗，以至全軍覆沒。

　　是什麼原因導致明末農民起義功敗垂成的呢？其中有哪些重要的歷史教訓應該記取呢？這對我們今天正在進行的偉大事業有哪些借鑒意義呢？

　　郭老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寫道：“十七年（崇禎１７年）出兵山西，不到兩個月便打到北京，沒三天工夫便把北京打下了。這軍事，真如有急風暴雨的力量。自然，假如從整個的運動歷史來看，經歷了十六七年達到這最後的階段，要説難也未嘗不是難。但在達到這最後階段的突變上，有類于河堤決裂，係由積年累月的浸蝕漸而潰迸，要説容易也實在顯得太容易了。在過短的時期內獲得了過大的成功，這都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劉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淪進了過分的陶醉裏去了。……紛紛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為天下就已經太平了的一樣。”（以下引文如不另注均為《甲申三百年祭》）

　　那麼當時的天下大勢是怎樣一種情況呢？崇禎皇帝已在煤山自盡，但明朝的殘餘力量擁立弘光皇帝在南京建立南明政權，雖是驚弓之鳥，卻也無時不在伺機反撲。更大的危險是，關外女真族的清國已崛起數十年，這個新興的政權正處於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化的上升階段，具有很強的擴張性。努爾哈赤、皇太極、多爾袞等早已確立了奪取中原的大計，在整個崇禎王朝近２０年中多次大舉入侵，幾度圍困北京，成為心腹大患。最終打敗起義軍並消滅南明的就是這個清國。在清軍和起義軍中間，山海關附近駐紮著明將吳三桂率領的數萬明軍，正在為降清軍還是降義軍舉棋不定。也就是説，農民起義軍雖然攻佔北京，取得了對明鬥爭的空前勝利，但絕不是高枕無憂、安享太平的時候，甚至應該説仍是處於危急存亡之秋。但起義軍對這種情勢，顯然缺乏清醒的認識，而在巨大的成功面前驕傲了、懈怠了，由此犯了很多致命的、無可挽回的錯誤，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在驕傲情緒影響下，發生了判斷敵情和軍事戰略上的嚴重錯誤。

　　郭老寫道：“對近在肘腋的關外大敵，他們似乎全不在意。像吳三桂那樣的機會主義者，在初對於自成本有歸順之心，只是尚在躊躇觀望而已。這差不多是為一般史家所公認的事。假使李岩的諫言被採納，先絡其父子以高爵厚祿，而不是劉宗敏式的敲索綁票，三桂諒不至於為紅顏而衝冠一怒。即便對於吳三桂要不客氣，像劉宗敏那樣的一等大將應該親領人馬去鎮守山海關，以防三桂的叛變和清軍的侵襲，而把追贓的事讓給刑官去幹也盡可以勝任了。然而事實恰得其反，防山海關的只有幾千人，龐大的人馬在京城裏享樂。”這和李自成起義軍以往英勇果敢、不失戰機的一貫作風判若兩人，可見頭腦發熱和驕傲輕敵已經到了十分嚴重的地步。起義軍沒有認真做爭取吳三桂的工作，但清軍卻沒有放過機會，對他竭力籠絡，吳的降清就成為一種必然，使得清軍輕取山海關，打開了攻佔北京，問鼎中原的大門。起義軍這才倉促應戰，由於人心已經渙散，軍紀已經鬆弛，在戰鬥力很強的清軍面前，只能是一敗塗地。不得不退出北京，又沒有建立穩固的根據地，在清軍的窮追猛打之下，幾乎全軍覆沒，李自成也英勇就義，年僅39歲。一場偉大的農民革命就這樣灰飛煙滅。形勢的轉換真讓人觸目驚心，起義軍完全重蹈了明軍前不久兵敗如山倒的覆轍，在短短的幾個月裏土崩瓦解了。一日縱敵，千古為憾，這話真是一點也不假。

　　二、在驕傲情緒的影響下，農民革命隊伍尤其是高層領導産生了嚴重的懈怠和腐化。

　　當時起義軍文臣以丞相牛金星為首，武將以大將軍劉宗敏為首，此二人是李自成的左膀右臂，都是舉足輕重的人物。進北京後，他們在幹什麼呢？牛金星忙的是“籌備登基大典，招攬門生，開科選舉”。每日裏“大轎門棍，灑金扇上貼內閣字，玉帶藍袍圓領，往來拜客，遍請同鄉。”（引自《甲申傳信錄》）完全是一派當官做老爺的架式。正如郭老所評價的“太平宰相的風度儼然矣”。劉宗敏則忙於：“拶挾降官，搜括贓款，嚴刑殺人”。更荒唐的是“把吳三桂的父親吳襄綁了來，追求三桂的愛姬陳圓圓，不得，拷掠酷甚；雖然得到了陳圓圓，而終於把吳三桂逼反了的，卻也是這位劉將軍，這關係實在是並非淺鮮。”這個故事看起來十分離奇，但不幸確有其事，不但郭老認定不疑，史料中也多有記載。牛、劉兩位高級幹部的作為也真夠可以的，上樑不正下樑歪，致使大軍軍紀渙散，許多“兵丁搶掠民財”，（引自《甲申傳信錄》）戰鬥力急劇削弱。

　　三、在驕傲情緒的影響下，起義軍內部團結出了問題，宗派主義氾濫，發生了嚴重的分裂。

　　制將軍李岩當時頭腦比較清醒，在對吳三桂實行統戰政策，加強山海關守備抵禦清軍入侵，經營河南作為根據地和整肅軍紀等重要問題上，李岩都提出過正確的建議，並對牛金星、劉宗敏等人的做法提出了批評。郭老認為：“可見李岩的見識究竟是有些過人的地方的。”但這些建議和意見非但沒有被採納，反而引起了牛金星等權貴的猜忌與詆毀。“河南州縣多反正，自成召諸將議，岩請率兵往。金星陰告自成曰：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岩故鄉，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讖得非岩乎？因僭其欲反。自成令金星與岩飲，殺之。群賊解體。”（引自《明史李自成傳》）就這樣，核心領導層中較有見識，對大局很有裨益的李岩僅因“非能久下人者”的猜忌而被殺害了，一同遇難的還有傳奇式的人物他的妻子紅娘子。這不僅是李岩個人的悲劇，還引起了農民軍內部的分崩離析。郭老説：“真正是呈現了解體的形勢。”

　　四、驕傲情緒使起義軍領袖李自成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使他在空前勝利面前沒能經受住考驗，把握不住急劇變化的形勢。這是農民革命功虧一簣的許多原因中最重要的原因。

　　李自成是在明末農民革命運動長期鬥爭中成長起來的統帥和領袖。艱苦卓絕的鬥爭經歷使他具備著許多優秀的品質和素養，這是他領導起義軍取得輝煌勝利的重要原因。同樣，他的弱點和錯誤也導致了革命運動最終歸於失敗。

　　進北京後，李自成就住進了皇宮，平日裏朝夕相處的戰友輕易見不到他了。開始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全軍中瀰漫著的盲目樂觀、輕敵、懈怠等消極情緒，在李自成身上也嚴重存在，由此導致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失誤。如對吳三桂的招撫，山海關的守備，根據地的經營，軍紀的整肅等問題都莫明其妙地疏忽了。李自成當時也在熱衷於搞什麼登基大典，心思都用到黃袍加身當皇帝上了。當時並不是沒有人看出問題，但李自成已經不是過去虛懷若谷的李自成，他已經聽不進去正確的意見了。有人“每勸闖賊申禁將士，寬恤民力，以收人心，闖賊毫不介意。”（引自《剿闖小史》）李岩專門上書極諫四事，對一些重大問題提出了切中要害的正確意見，但李自成“見疏，不甚喜，既批疏曰知道了，並不行。”（引自《明季北略》）至於李岩提出的暫不住皇宮，登基大典緩行等逆耳忠言，就更加犯忌，為後來的殺身之禍埋下了伏筆。起義軍的第四號人物軍師宋獻策也很有見地，但不敢正面提出意見，只能“一方面私作譏評，一方面借天象示警，以為進言的方便。”宋獻策是李自成很信任的心腹幕僚，説話都如此小心，可見言路已經壅塞，高級幹部們已經噤若寒蟬了。正確意見聽不進去，讒言卻大行其道，李岩被殺就是一例。牛金星進讒本不足怪，奇怪的是李自成為什麼要作出親者痛，仇者快的決斷。李自成原是個豁達大度、擅用人才的領袖，對此史書多有記載。如若不然，他也成不了那麼大的氣候。可是大敵當前無端殺害功臣，自斷肱股，鑄成大錯，確是勝利衝昏頭腦的反常表現。殺害李岩這件事，郭老認為“這責任與其讓李自成來負，毋寧是應該讓賣友的丞相牛金星來負。”對郭老的這個看法，筆者不能茍同，牛金星誣陷中傷固然可恨，但這麼大的事，李自成不點頭，誰敢擅殺大將。這個責任，無論如何應該是李自成為主的。郭老進而認為：“後來李自成的失敗，自成自己實在不能負專責，而牛金星和劉宗敏倒要負差不多全部的責任。”這個判斷也失之於偏頗，畢竟軍國大事的最終決策權還在至高無上的領袖李自成手中。領袖對於事業成敗所起的作用，那是其他人物，包括領導核心中的其他人物不能比擬、不能替代的。郭老為何要避諱李自成的過失和責任，從來無人論及，也看不到相關材料，不敢妄加評論，姑且存疑。

　　綜上所述，起義軍在戰略上、政策上、組織上、作風上都犯了一系列致命的錯誤，導致革命運動前功盡棄，釀成千古遺恨，教訓十分沉痛。

　　《甲申三百年祭》寫于１９４４年２月，在重慶《新華日報》（中共所辦機關報）上分四次連載。此文發表後引起國共兩黨的高度關注。國民黨方面認為此文是“為共産黨反政府張目”，（引自《中央日報》社論《糾正一種思想》）而大加撻伐。而中國共産黨認為此文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解釋了明末農民起義的發生、勝利與失敗，極為可貴的是總結了起義最終失敗的慘痛教訓。

　　《甲申三百年祭》引起了毛澤東同志的密切關注和高度評價，毛主席決定把這篇文章印發全黨作為整風文件。他在延安給高級幹部作報告時説：“我黨歷史上曾經有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志對於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即《甲申三百年祭》，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引自《毛澤東選集》《學習和時局》）毛主席還就此事親筆給郭老寫了信：“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原載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人民日報》）

　　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軍委政治部根據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專題向全黨、全軍發了通知：“郭文指出李自成之敗在於進北京後，忽略敵人，不講政策，脫離群眾，妄殺幹部，實為明末農民起義留給我們的一大教訓。作品對我們的重大意義，就是要我們黨，首先是高級領導幹部，無論遇到何種有利形勢和實際勝利，無論自己如何功在黨國，德高望重，必須永遠保持清醒與學習態度，萬萬不可衝昏頭腦，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轍。”（引自《中國共産黨文獻彙編》）

　　一篇史學著作，在當時戰亂頻仍的中國引起這麼大的反響，起到了這麼大的社會作用，真是十分罕見，絕無僅有。可見此文的內涵和指導意義確實非同尋常。毛主席的講話和信，中央的通知，都突出強調在取得勝利的情況下不能驕傲，不能忘乎所以。這正是《甲申三百年祭》的重要思想理論貢獻。

　　１９４４年，正是抗日戰爭勝利的前夜，中國共産黨和人民軍隊空前壯大，革命形勢空前高漲。黨中央、毛主席未雨綢繆，以史為鑒，教育全黨防止驕傲，可謂遠見卓識，高瞻遠矚。此後，隨著革命事業的迅猛發展，黨中央、毛主席在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的問題上一再警鐘長鳴。新中國即將誕生之際，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國共産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又向全黨指出：“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産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夠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産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為了預防這種情況的發生，毛主席提出了著名的“兩個務必”。這就是：“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３日，毛主席在離開西柏坡向北京進發時，又提起李自成的教訓。毛主席説：我們是進京趕考，我們絕不當李自成，李自成進京後就變了，我們一定要考個好成績。

　　建國後５０多年的風雨歷程，中國共産黨人戰勝了無數艱難險阻，始終立於不敗之地，沒有當李自成，向國家和人民交了一份份合格的考卷。

　　但是，考試還在繼續，並被時代賦予了新的內涵。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還有很多挑戰和考驗。

　　黨的十六大剛剛開過，各項工作千頭萬緒，胡錦濤擔任總書記後第一次深入基層調研就是率書記處全體同志到西柏坡考察、學習。胡錦濤同志發表了重要講話，再次向全黨特別是領導幹部發出牢記“兩個務必”，始終保持謙虛謹慎、艱苦奮鬥革命精神的號召，要求全黨在新形勢下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結合國際、國內的形勢，結合歷史的經驗教訓，胡錦濤同志講話的深遠意義是不難體會的。

　　從國際上看，世界很不安寧，強權政治有所抬頭，個別霸權主義國家從來沒有改變與我國為敵的立場，看到我國的發展和強大很不高興，利用台灣、西藏、人權等問題向我國發難，竟然將我國列為“邪惡的軸心”和“核打擊對象”，特別是台灣問題迫在眉睫，“台獨即戰爭”，這一場較量是不可避免的。

　　從國內看，成就大、發展快、形勢好，但新情況、新要求、新課題、新挑戰層出不窮。面對複雜形勢和艱巨任務，我們的一些同志，沒有表現出應有的危機感和責任感，特別是一些領導幹部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搞形式主義、做表面文章；有的拉山頭，搞宗派、鬧不團結；有的“爭名于朝、爭利於市”，熱衷於歌舞昇平、燈紅酒綠。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奢靡之風嚴重，有的甚至走上了貪污腐敗的犯罪道路。這都是淡化甚至拋棄謙虛謹慎、艱苦奮鬥精神的結果，都是理想、信念動搖，蛻化變質的結果。如不加以克服，任其滋生蔓延，將會對黨和國家的事業造成極大危害，直至亡黨亡國。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讓我們從明末農民革命的經驗教訓中獲取更多的思想營養，認真學習黨的三代領導集體和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諄諄教誨，對存亡、興衰、勝敗、得失之道感悟得更深刻一些吧。（白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