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點評：農民小康決定現代化進程
央視國際 (2002年12月12日 16:18)
中華工商時報消息：如果農村不能駛入小康車道，中國全面實現小康將成為十分困難的目標。
萎縮的數字
“如果一個産業連續三四年不能為從業者帶來收入增加，這個産業就已經陷入衰落。”一位權威經濟專家曾有過這樣的斷言。
無論這個斷言是否絕對，對於中國農業來説，各項農業指數的確已在萎縮之中。
其中有些是必然，比如中國農業佔GDP比重的下降：2000年為15.9％，2001年為15.2％，2002年有專家估計15％，而“十五”期間，將進一步降至13％。在現代化過程中，農業增長率始終會低於GDP增長率。
但還有另一些引起憂慮的指標。比如農民收入增長從1997年起的連年下滑，1996年，農民收入增長曾達9％，1997年，這個數字驟減為4.6％，1998年4.3％，1999年3.8％，2000年2.1％；2001年，因糧價上升，回升為4.2％，今年約可維持在這個水平。有專家指出，其中最可焦慮的是農民從農業中獲得的純收入的劇減，1998年至去年四年累計人均已減少102元。由此帶來的直接後果是，9億農民無錢消費，一個消費彈性最大的階層，卻支撐不起國家拉動內需的需求。1993年農村市場消費佔全社會份額42％，1995年40％，2001年37.4％，2002年1－10月36.6％。有一筆總帳算得很清楚：2001年城鎮居民用於基本食品開支總量比1996年減少5.6億元。
所以，十六大報告提出，要在本世紀前20年建設成全面小康的中國，必須重視兩點：農業的發展和農民的富裕，“必須統籌城鄉經濟的發展”。
“馬太效應”？
堪稱中國農業問題首席專家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某研究員，曾經尖銳地指出：如果繼續採取剝奪農業和農民的方式支持工業化發展之路，從長遠看，必將損害整個民族和整個國家，因為，“它必將延緩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幾十年來，由於基礎薄弱，也由於計劃經濟體制和政府強有力的行政手段，農村和農民為中國工業化的原始積累，勒緊褲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如果説，這是中國特殊發展時期的特殊需要的話，那麼，一個明顯不合理的事實是，農民的稅收近年不斷增加。對此唯一的解釋是今天，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已經有足夠能力支持農村時，卻仍在不斷向農村索取。
曾經有人指出，中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幾個仍向農民徵收農業稅的國家之一；從1990年到2000年，除了提留統籌和各項社會負擔外，國家從農業徵收各稅總額由87.9億元迅速增加至465.3億元，增長4.3倍。有學者曾經做過統計，發現這樣一組讓人備覺尷尬的數字：中國城鎮居民人均稅賦37元；而中國農民人均稅額146元。難道真是“馬太效應”在起作用，有的愈有，無者愈無？
近來，深化農村稅費改革、減輕農民負擔已經成為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農村工作的重要舉措，尤其是在加入WTO後，讓農業和農村經濟在新的形勢下取得發展，中央採取的一條極為重要的政策措施就是不斷減少工業化和城市化對農民的索取，儘量避免對他們的收益形成侵蝕。為了減輕農民負擔，中央政府從2000年3月開始，撥付鉅額資金先後在安徽、江蘇、河北、內蒙古、黑龍江、吉林、江西、山東、河南、湖北、湖南、重慶、四川、貴州、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和浙江、上海等省市區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從兩年多改革試點經驗看，農村稅費改革可使農民減輕負擔30％左右，個別地區農民實際減負率超過40％。但是，在實際執行中，由於此項改革尚處於試點階段，全國還有大量農民沒有獲得稅費改革的好處。另外，今年以來，農村稅費又有反彈。
原因何在？農村太窮造成基層財源不足。事實上，按照中國今天的國力，對農民減免稅收已經恰逢其時。
國家計委産業研究所所長馬曉河最近在研究報告《今後兩年三農政策的選擇》中提出：“從國家稅收結構分析，農業各稅佔全國稅收總收入的比重極低，而且20世紀90年代中期後該比重還在迅速下降。例如，從1995年至2000年，農業各稅總額佔全國稅收總量比重由4.6％下降到3.7％。繼續徵收這部分稅收意義不大，減免這部分稅收對工業化和國民經濟發展也不會造成多大震動，但是對農業發展影響頗大。為此，可考慮從現在起，在全國首先取消農業特産稅，對農民生産的所有農産品統一徵收農業稅。對於貧困地區、受災嚴重地區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短期受衝擊較大的糧、棉、油、糖等主産區，從明年起連續3年免徵農業稅和牧業稅，給農民以休養生息的機會。此後，待條件成熟時，可在全國普遍實行免除農業稅的政策。減免農業稅、牧業稅，取消農業特産稅，由此導致上述地區財政産生的缺口，建議由中央和省級政府通過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來填補。”
直接補貼幾乎為零
如上述所説，中國是少數幾個向農民徵收農業稅的國家之一，與此相對應，中國還是少數幾個未給予農民直接農業補貼的國家之一。
當今世界，發達國家以及許多發展中國家採取的農業宏觀經濟調控方式是，給農業以補貼。許多發達國家對本國農業的支持水平（農業綜合支持量：AMS）很高，1996年至1998年，美國的AMS為9.5％、歐共體為25％、日本為41％、加拿大為15％，屬於發展中國家的墨西哥農業綜合支持量也達到34％。在這些國家中，農民的收入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政府的補貼，日本農業生産者收入總額中有60％來自政府補貼；日本對山區、半山區的農民也實行直接支付政策，此項政策政府拿出700億日元，對90萬公頃農地進行補貼，平均每公頃補貼8萬日元，折合630美元，每個農戶每年享受的最高補貼可達100萬日元，折合7870美元。2000年美國對小麥的直接補貼每噸45.2美元，玉米為27.6美元，歐盟對每噸穀物的補貼為55美元；如果這些發達國家將農業的補貼水平降到與我國相當，我國的大多數農産品將會有明顯的競爭力。但是，實際情況是，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還在增加本國農業補貼。據測算，中國的AM S只有2％，對農民的直接補貼幾乎為零，因此，馬曉河指出：“面對國際和國內經濟形勢，政府都應該增加農業補貼水平，以提高農業競爭力和增加農民收入。”
許多專家對農業補貼問題的共識是，增加補貼數量與調整補貼結構同等重要。馬曉河提出具體政策建議如下：
第一，要明確補貼重點，減少農産品流通環節的補貼，增加生産環節補貼。第二，以直接補貼的方式給農業主産區農民增加收入。第三，取消農産品出口補貼節省下來的財政資金和農産品流通環節減少下來的補貼中的一部分，轉入到政府一般農業服務領域，在適當時機政府還應建立農業保險補貼制度。正像“木桶理論”提出的———水桶的盛水量，取決於最短的那塊木板。為了加長“農業”板的長度，近年來，國家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為加大農村基礎設施投入提供了可能。在財政和國債投入結構方面，也開始了新的調整，增加了對農業和農村基建投資數量和投資比重，使農村能獲得較多財政資金，用於改善農業生産和農村生活環境。但畢竟這方面還任重道遠。
政策給人信心。“統籌發展城鄉經濟”的戰略目標，給中國“三農”問題光明的前景。（記者 劉黃）
責編：范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