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孫不如我，留錢做什麼？愚且多財，愈增其過；
子孫若如我，留錢做什麼？賢而多財，徒損其志。
《工人日報》消息：個人所得稅的徵收永遠是政府與富人之間的一次博弈。無論這一過程充滿著多少波折，政府必須用國家機器的威嚴震懾住對手，用公平的制度把高收入階層變成遵章納稅的“道德家”。
事實上，即便是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個人所得稅的創立也遭遇過富人們的強硬抵抗。從提出個人所得稅徵繳到實際開徵，英國經歷了76年，德國經歷了83年，法國經歷了66年，美國經歷了52年。
可以説，個人所得稅的産生與徵繳，就是納稅人與政府、政府與利益集團之間一次無形的博弈。有人這樣極而言之，世界上沒有一個人願意付稅款，只是還沒有一個人想出更好的辦法讓政府不徵稅。
顯然，以打擊遏制為富不稅問題推動個人所得稅的整體徵收，是中國走向法治社會的必然階段。
政府的行動
每年的1月、4月、7月和10月，在北京市海淀區地方稅務局個人所得稅科，人們可以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有媒體描述説，除了兩張大黑皮沙發外，這裡看上去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但是，在海淀轄區內的100多位重點監控知名人物，必須主動到這裡申報納稅。
至少從這個被稱為“大戶室”的地方，海淀區的高收入者已經用行動向政府保證不再為富不稅。據稱，這裡的上萬名年收入超過10萬元的納稅人，已經被地稅部門建立了各自的稅收檔案。
然而，媒體此前披露的數字顯示，即便是在海淀區，工薪項目納稅仍佔個人所得稅徵收總額的88％，勞務報酬、股息紅利等收入僅為10％左右。這就是説，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依舊可能有相當一部分逍遙在稅法之外。同樣令人遺憾的是，儘管公眾強烈要求公開知名人物的納稅情況，這些主動納稅的高收入者的納稅數字，依然不會向外透露。
但是，不管怎樣，轟動一時的劉曉慶稅案，已經打響了查稅行動的“第一槍”。有消息稱，早在今年5月下旬，國家稅務總局就曾向全國稅務系統下發緊急通知，要求各地對劉曉慶在全國各地開展的商業性活動的收入、納稅情況進行協查。
從事態的發展和輿論的壓力來判斷，這位曾經風雲顯赫的明星人物恐怕難以逃脫悲劇結局。
依照法律，如果偷稅數額佔應納稅額的30％以上且數額在10萬元以上，將被處以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人們普遍猜測，劉曉慶一案的涉稅數字不可能低於這個標準。
有熟知富豪發家內幕的人士直言：“如果認真追究起來，很多今天的財富風雲人物，可能只好在監獄裏舉行峰會。”
與此同時，更廣泛的查稅行動正在全國各地鋪開。
在廣東，地方稅務部門正在南海耗資5億元建設廣東省地方稅務局信息中心，加快建立以計算機網絡為依託的個人所得稅監控體系，並逐漸為重點納稅人建立專項檔案。
在北京，從今年10月開始，30多萬家納稅單位裏年薪超過10萬元者都要接受地稅局監控，30多萬家納稅單位的法定代表人也要如實公佈自己的收入。這意味著北京市對於個人所得稅的徵繳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原有的籠統代扣代繳發展為對高收入者的重點監控。
廣州市地方稅務局的一項信息表明，高收入階層繳納個人所得稅需要有力的“督促”。自去年開始對重點徵收對象實行重點監控後，當地個體工商戶交納個人所得稅猛增82％。一家知名私營海鮮酒樓的老闆繳稅254萬元，成為廣州繳納個人所得稅的“冠軍”。
但是，有媒體這樣報道説，當地一名稅官依舊認為，這位“冠軍”並非公認的廣州首富。
據稱，修訂現行《個人所得稅法》已經提上議事日程。未來不遠的時間內，各類應稅所得分類將合併計徵，並實行源泉扣繳、雙向申報。此外，納稅費用扣除標准將考慮到納稅人的實際情況，逐步將個人取得的額外福利、投資收益以及各種補貼、津貼、獎金和實物福利全部納入課稅範圍。
富人的心事
今天，劉曉慶稅案的示範效應已經出現。
僅僅截止到今年7月15日的統計，北京3200戶外企代表處便通過自查補繳個稅6000多萬元。
香港《文匯報》則報道説，內地諸多富豪開始主動給自己開工資並繳納個人所得稅。排名福布斯富豪榜第96位的民營業主尹明善公開表示説：“上榜後的富豪們，應該多想想如何回報社會，在納稅和就業等方面多作貢獻。”
但是，也有一部分民營業主心事重重。
今年42歲的王先生是北京一家大型私企的老闆，他用“我的心晃悠了一下”來形容自己今天的心理感受。他説：“如果僅僅是針對我們這樣一個先富起來的階層強調徵稅，民營企業的生存環境可能惡化，好不容易成長起來的民營經濟也會受到極大傷害。”
事實上，高收入階層出現的為富不稅現象，已經引起社會公眾的普遍不滿。《中國新聞週刊》的報道證實，揭發偷漏稅已經在有的地方成為一種“群眾運動”，市民們甚至打聽房屋出租者的收入，並報告給稅務機關。
至少看上去，為富不稅已經導致“仇富心態”有了萌芽。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先富起來的”人開始心存疑慮。
在上海，一位經營新材料的私營企業主向媒體記者表示，他不反對富有者在法律規範下的繳稅，卻不希望看到運動式的場景。
與此同時，面對社會上普遍出現的對民營業主把個人支出攤入公司成本的指責，有的民營業主不無辯解地反問：一些國有企業也常常把私人開支列入企業成本，為什麼它們就不違法？北京大學教授黃恒學警告説：“當下的中國仍然處於個人資産的積累階段，還需要對富人合法得來的收入加以保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顧海兵則提出，如果個人所得過多地被徵走，繼續從事生産的動力可能被削弱，這也是西方國家經常使用減稅政策的原因。因此，我們的最高稅率應該從現在的45％降到20％左右。
與此同時，中國的遺産稅徵收制度再一次被擺上桌面。
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國家對繼承富豪遺産徵收非常高額的遺産稅。因此，國外很多億萬富翁常常在生前捐出絕大部分財産。即便是挑起亞洲金融風暴的“金融大鱷”索羅斯，也捐出鉅款幫助波斯尼亞人重建戰後生活。他説：“我只是按規則辦事，談不上道德不道德。”
一旦遺産稅正式開徵，受到衝擊最大的肯定是財産豐厚的高收入階層。人們提醒説，政府屆時必須汲取徵收個人所得稅的前車之鑒，不能讓為富不稅的問題在遺産稅徵收過程中重演。博弈的結局 即便是在西方發達國家，個人所得稅的徵繳依然是政府與利益集團進行的一次激烈博弈。
世界上沒有一個人願意付稅款。但是，還沒有一個人想出更好的辦法讓政府不徵稅。
在美國，稅收的貓鼠遊戲一直都在進行。《三聯生活週刊》援引一位美國製片人的納稅情況説，他賺的每一美元都要交給美國政府55美分。
顯然，在美國“稅收不僅是應盡的義務”，“而且是非常痛苦的義務”。但是，由於稅收制度畢竟在美國已經實施百年之久，為富不稅註定要付出身敗名裂的代價。
真正實現個人所得稅的完全徵收，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課題。
難度是顯而易見的。以北京市某大城區為例，地稅系統一線幹部有300人，所轄企業卻達6萬家，年收入10萬元以上高收入者超過1萬人。地稅官員承認，如果將每個企業逐一檢查，大致需要25年的時間。
無疑，中國稅管制度的全面完善遠非一日之功，不僅需要政府的毅力和勇氣，更需要智慧和策略。畢竟，相當一部分高收入者似乎並不情願地成為守法的納稅模範。
坦白地説，今天的中國富人大多“成功”在社會轉型時期，很多財富來源於游離社會監管體系的“灰色地帶”，摻雜著濃重的冒險家和暴發戶的味道。如果聽任這些為富不稅者繼續逍遙下去，我們便有可能進入一個摻雜階層對抗色彩的危險年代。
可以想見，未來的稅收徵繳重點註定是那些揮金如土的高收入者。他們依舊可以富傲平民，但是，他們必須嚴格地遵守法律，他們必須為社會付出更多。
稅前無特例，這是維繫社會公平的重要原則。如果把徵稅與納稅比做一場貓鼠遊戲的話，只要貓盡其責，註定鼠難成患。
子孫不如我，留錢做什麼？愚且多財，愈增其過；
子孫若如我，留錢做什麼？賢而多財，徒損其志。
也許，沉浸在這則名人古聯的深邃意境，那些為富不稅者才會發現，世界上還有更多比金錢和財富值得珍惜的東西。（辛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