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報》消息：
事實上，高收入階層的大量逃稅不僅造成了國家稅收的鉅額損失，還使得個人所得稅不能發揮應有的調節作用，容易導致富人更富的逆向調節後果，進一步拉大了貧富差距。
顯然，讓高收入階層足額納稅，不僅關係到維繫整個社會的公平，更關係到維護整個社會的穩定和健康。
制度的漏洞
“國內一些富豪為何不交個人所得稅？”在回答新聞記者的這個問題時，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認為，表面上看是納稅人的觀念錯了，實際上則説明我們的稅收徵管方面有問題。稅制專家錢晟則説：“這個問題已經無法能夠由稅務部門獨自解決，而是一個牽涉到分配渠道的社會系統工程。”
顯而易見，我們的稅收制度存在著這樣或是那樣的問題，制度的漏洞給那些為富不稅者留下了暗箱操作的空間。
個人所得稅能夠管住工薪階層，首要的原因便是這一群體的收入來源基本都是固定工資，每個月一清二楚，只要單位依法代為扣繳，分文逃稅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相形之下，很多高收入者的工資僅僅是小頭，大頭則是無法控制的灰色收入、勞務所得、經營所得和非經常性所得。如此多的收入途徑，即便每個途徑都依法扣繳個人所得稅，也會因為分別扣繳的緣故，實際交納的稅款遠遠低於應繳數額。何況，收入的渠道越多，瞞報的可能就越大。
一些專家學者指出，所謂的“制度的漏洞”，主要是指現行的稅管政策難以明確掌握收入多渠道者的真實身家，同時又把納稅金額等同於個人隱私，從而遏止了公眾監督高收入者納稅的動力和可能。
事實上，人們很難理解的一個問題是，稅務部門為什麼不能公開那些揮金如土的富豪們的納稅情況？畢竟，在交納個人所得稅的時候，富人如何納稅才是公眾納稅的標桿和榜樣。
美國歌星傑克遜奔波世界演出賺錢，美國老百姓卻清楚地知道他每年究竟繳了多少稅。在一向處事保守的英國，甚至連女王的稅單也都成為報紙公開報道的內容。但是，新聞媒體似乎始終無法披露公眾人物納稅的真實情況。
一位在美國生活多年的留學生頗為不解：“我經常看到各種報道宣傳稅務幹部如何辛苦，不多的人手卻要監督上百萬應該納稅的人。他們為什麼忽略了成千上萬雙雪亮的眼睛呢？”
無論是徵稅問題還是收入調節問題，都是公眾力量與利益集團之間反復鬥爭的過程。一方面，公眾力量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利益集團對財富的過分佔有；另一方面，利益集團亦要極力維護自己的利益。在這個監督和反監督的過程中，我們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財富收入的最大透明化。
人的本能決定了他具有破壞制度以為自身牟利的天然衝動，註定了個人所得稅的徵收將要面對形形色色投機取巧者的挑戰。如果説工薪階層的現實機會和得失成本不足以産生足夠的逃稅動力，高收入階層逃稅所能帶來的巨大收益則會刺激出冒險的衝動。
今天，為富不稅者正在從制度的漏洞裏進進出出，依舊揮金如土，依舊惜稅如金。
對於我們的稅務部門來説，也許的確不知道富人們究竟有多少錢，也許的確沒有法律依據去徹查富人的收入渠道，但是，我們應該有辦法讓那些富得太明顯的富人足額交稅，譬如聲譽顯赫的“十大富豪”，譬如舉手皆金的演藝明星。畢竟，一個強大的國家機器不可能無法查清某一個公眾人物的收入情況。如果連這些鳳毛麟角的人物都能夠堂而皇之地逃稅和低額納稅，只能説明我們的個稅徵收還存在漏洞，只能説明我們對高收入階層的納稅監控還缺乏足夠的力度。
警告的聲音
儘管普通百姓無法清楚地了解當代富豪的真實納稅情況，但是，他們從自己身邊的所見所聞當中，依然能夠感受到很多高收入者並沒有像自己一樣公平納稅。
一些高收入部門工作人員的工資條上，也許標明的是工薪階層的數額，並且依此交納微薄的個人所得稅。然而，形形色色的補助、津貼、月獎和年獎，通過各種名目進了個人的口袋。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內媒體相繼報道的高層領導人對於“中國一些富豪逃避交納個人所得稅”的責問，自然吸引了人們高度關注的目光。
事實上，有關領導人質疑富豪納稅的説法迄今沒有正式發佈。不過，依照目前廣泛流傳的説法，這位領導人表示：“我看個人所得稅還是應該交，我的工資超過800元的都交了，為什麼越富的人越不交稅呢？這是不正常的。”
可以引以為證的是，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在北京接受媒體採訪時證實，在新近的一次問策會上，有專家向朱總理提出了關於個人所得稅的問題。
顯然，新聞媒體密集報道，稅務部門緊急追查，大批富豪補繳個稅……都不是簡單的空穴來風。
逃稅的富人在這次稅收風暴中處於人人喊打的漩渦中心。畢竟，中國8萬億居民存款中，80％的財富為這些不到20％的少數人所有。但是，他們繳納的個人所得稅不到總量的10％。相對納稅比例最大的，恰恰是並不擁有更多財富的人，而是工薪階層和農民。
因此，人們有理由問，如果領導人沒有發出批評的聲音，稅務部門會不會花大氣力去查？揮金如土的富豪們會不會依舊為富不稅？
其實，劉曉慶之流的産生是具有土壤基礎的。很多富豪“既富且貴”，紛紛戴上會長、委員的紅帽子，講話有人聽命，麻煩有人相幫，有的官員更是甘當“聾子”與“瞎子”。
儘管劉曉慶是第一個涉嫌偷稅犯罪被依法逮捕的名人，但是，這位恣意張狂的“西太后”絕對不是第一個偷稅的名人。
依照我國新刑法第201條的規定，偷稅數額在納稅額的30％以上，並且偷稅數額在10萬元以上，就要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因此，人們更有理由問———
為什麼今天才有劉曉慶的涉嫌被捕？
我們的法律執行究竟出現了什麼問題？
失落的公平
目前，中國的貧富差距狀況已經超過了0.4這條國際警戒線，用來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了0.47。在兼顧效率和公正的前提下，通過個人所得稅適當限制收入差距，應當成為政府的重要責任。
然而，為富不稅的肆意氾濫，嚴重破壞了社會公平，悄悄激化著社會深處不同階層之間的矛盾。
知名學者胡鞍鋼援引國內外的數據説，我國繳納個人所得稅的人群中，工薪階層排在第一位；在中國的外國人排在第二位，私營企業主、個體戶僅僅排在第三位。
胡鞍鋼分析説，當前我國城市每人平均年稅費約為37元，農村每人約為90元。即便在城市裏，低收入者的稅負也要高於高收入者。我國稅法收入越多納稅越多的“累進制”，在最高收入人群面前變成了“累退制”。我國最高收入戶的稅負，差不多屬於世界最低。
灰色收入、體制外收入、現金交易……由於更有辦法隱蔽財富的去向和來路，高收入階層也就有了更強的避稅能量。納稅意識的淡薄，使得諸多納稅人遊移在避稅與逃稅的邊緣；稅收徵管制度的缺陷，客觀上加大了偷漏稅的可能。
所有這些，都是對社會公平的嚴峻挑戰和傷害。
在一個崇尚財富的時代，人們對財富擁有者本應具有更多的艷羨和嫉妒。但是，一旦這些財富的積累摻雜著為富不稅的灰黑色調，低收入者對於高收入者的不滿和憤恨便會潛移默化地産生膨脹。
有調查顯示，當中國大地誕生第一代富人階層時，國內民眾對高收入者的評價負面較多。然而，隨著富人階層的逐漸擴大，更多的普通百姓選擇了無奈的沉默這一方式。能量可怕的矛盾和不滿，也許正在無奈的沉默中悄悄裂變。
事實上，過去的姑息和縱容已經留下了後患。
如今，有人竟然發出這樣的警告，在被圈定為徵稅重點以後，民營企業可能會想盡各種辦法將資産轉移到境外，從而對好不容易成長起來的民營經濟造成極大傷害。
在北京，亦有學者公開聲稱，如果過度強調對富人進行課稅，會傷害到整個社會生産的積極性。
當依法徵稅竟然也被視為一次充滿整肅味道的運動時，我們才驚訝地發現，為富不稅者已經最大可能地利用了人們的善良。在動輒百萬的身價財産背後，他們已經習慣了隱瞞佔有更多的社會公共財富。
正是在這樣荒唐的邏輯中，社會公正悄悄走向逐漸流失的危險道路。 （辛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