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8萬元的天價賓利車意味著一個北京市民2528年的最低收入——
據《工人日報》報道：
在北京充滿桑拿味道的這個苦夏，曾經炫耀身價億萬的劉曉慶終於為自己的放肆張狂付出了代價。
這一時刻，註定有更多的曾經恣意炫富者開始竊竊發抖，擔憂法律之劍落到自己的頭上。有消息稱，一批偷稅漏稅嚴重的“重量級人物”已經被有關部門納入視線。
可以肯定的是，逐漸拉大的貧富差距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大隱患。當高收入者毫無節制地炫耀財富的時候，困難群體卻不得不為基本的生計奔波。
同樣可以肯定的是，對於社會轉型時期出現的高收入階層而言，相當一部分積累下來的財富來源於游離社會監管體系的“灰色地帶”，摻雜著濃重的冒險家和暴發戶的味道。
如果我們聽任為富不稅的現象氾濫下去，社會公正與公平就將受到日甚一日的嚴峻挑釁，積累財富所必須遵守的公眾道德和社會法律就會被遭到更多的背叛。灰色的數字
這是一組灰色的數字。幾乎每一個粗淺了解經濟常識的人都會發現數字背後的問題。
——2000年，中國個人所得稅徵繳量僅為600多億元人民幣，只佔到稅收總額的4.7％，遠遠低於市場經濟國家30％至40％的水平；
——2001年，中國存款總量達到7萬億，人數不足20％的高收入階層名下，控制著這筆財富的八成左右，所交的個人所得稅卻僅佔總量的不到10％。
……
有媒體援引國家行政學院博士焦建國的分析指出，依照中國的個人所得稅應當佔到全部稅收的15％計算，目前的流失稅款大致在1000億元左右。
即便是在已經徵收上來的個人所得稅中，工資和薪金所得依舊是佔了大頭。來自上海、北京、深圳、廈門等地的資料顯示，工資和薪金所得一直佔個稅收入的六成以上。
一個尷尬的事實就這樣出現了——普通收入水平的上班族竟然成了稅收的主體對象，家産百萬亦或更多的高收入階層卻遊弋在稅法之外。人們驚呼：個人所得稅“管住了工薪階層，管不住新興貴族”。
與此同時，13年前出現的一次數字的變化則更加耐人尋味。
1989年3月8日，北方某地稅務部門向劉曉慶發出《稅務違章案件處理通知書》，認定劉曉慶採取隱瞞不報收入的方式，偷逃個人收入調節稅18.362萬元。除了補全全部稅款外，劉曉慶還被處以等額罰款，總計36萬多元。
出人意料的是，轟動一時的這場風波竟然在7個月後輕鬆化解。1989年10月4日，有關部門重新裁定，劉曉慶偷逃個人收入調節稅2907元……
也許，正是因為有了這一次輕鬆脫險的經歷，劉曉慶才在瞞稅暴富的路上越走越遠。
同樣，正是從劉曉慶這樣的公眾人物那裏汲取到偷稅漏稅的勇氣，越來越多的高收入者才敢於走上為富不稅的歧路。
逃稅的手腕
很難説高收入者逃稅的方法有多麼神奇，我們也不乏一支專業隊伍可以被用來佈下天羅地網。但是，一旦“貓兒”失去了最基本的智慧，“鼠兒”便有了恣意縱橫的生存空間。
在一些薪金可觀的單位裏，幫助員工偷逃稅款的經驗也同樣可觀。對於那些月收入動輒上萬的人來説，真發票亦或假發票都成了逃稅的工具。
吃飯的發票可以報銷，租車的發票可以報銷……大量的個人支出就這樣被列入企業成本，堂而皇之地躲過納稅的關口。於是，這些買車買房的高收入者每月所交納的個人所得稅，有時甚至還要低於一個普通的國有企業職工。
發票衝賬是最基本的逃稅方式。即便是那些身價億萬的所謂“福布斯富豪”，也更願意把自己的個人支出列入公司成本，小到幾元錢的停車費，大到千萬元的別墅房。
由於我國的財務制度不夠健全，公款私款時常界定不清，名義為公的東西往往實為私用，以此避稅與逃稅並不困難。
把收入細分成多份，通過現金方式支付其中部分；增加挂名人員，用多個毫無關係的人名來做一個人的工資賬；以借款提收入，然後慢慢用發票衝賬……所有這些，都使得本應上繳國家的稅款留在了個人的腰包。
與此同時，一些民營業主利用自己對於企業的絕對佔有優勢，成為偷漏個人所得稅的大戶。他們往往僅僅給自己開出兩三千元甚至更少的工資，為的就是躲掉高額的稅款。
事實上，內地高收入者瞞稅成風的現狀，已經讓諸多進軍內地淘金的港商心領神會。有媒體報道説，一旦發現瞞稅竟是如此容易，這些在香港恪守稅道的富人們也悄悄動起了歪腦筋。
由於公司開支可作稅務扣減，不少港商都習慣把飲食娛樂等私人開支算在公司開支上，部分港商甚至利用假發票或者虛報收入來瞞稅。
但是，在西方發達國家，“把個人的支出打到公司裏去是不可能的”。
曾經擔任廣東美國商會會長的美國註冊會計師利普生舉例説，“如果我為自己的會計師事務所購買了一輛車，聯邦稅務員會認定我下班後也會開這輛車，只把五成的買車支出列入公司支出”。
依照《三聯生活週刊》的描述，一旦利普生為了公司業務請人吃飯，聯邦稅務人員也會要求他詳細列出會面人和討論內容，對於一個想要經常編造理由的有錢人來説，顯然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因為喪失誠信的風險正是在“百密一疏”中不斷加大。
相形之下，逃稅在中國似乎成了一件並不需要承擔多少風險的事情。儘管稅務機關有權調查高收入者的收入情況，但是，銀行也有義務為儲戶保密。此外，稅務部門也無權扣押拒絕納稅人的人身或者財産。
也許，我們終於可以明白個人所得稅“管住了工薪階層，管不住新興貴族”的癥結了。由於我國九成以上的個人所得稅來自代扣代繳，工資外的收入幾乎處於失控狀態。越富的人越有更多的工資外收入，也就意味著越富的人越是瞞稅的大戶。富豪的奢靡
一旦我們聽任為富不稅者逍遙法外，高收入者階層恣意炫耀財富的心理便有了無限膨脹的可能。本應進入國庫的稅款，就這樣在燈紅酒綠中化成揮金如土的泡沫。
曾幾何時，磚頭大小的“大哥大”成了富人擺闊的招牌。如今，隨著越來越多的高收入者走向“富豪級”的時候，他們生活的奢靡程度遠遠超乎工薪階層的想像。
在北京，最貴的豪宅“均價”竟然達到每平方米4萬元，其中最貴的部分更是高達6萬元。
在這處臨近紫禁城的第一豪宅中，意大利設計師用牛皮裝飾的套房墻面可謂奢華至極。依照售樓小姐的説法，因為每塊牛皮只能用中間的一小塊，所以整面墻一共鑲上了66張牛皮。
如此天價的150套豪宅中，100套只租不賣，真正出售的只有50套。據説，目前已經賣出了一半左右。對於這些“豪宅”買主的身份，售樓小姐表示“沒有外國人，也沒有來自台灣的人”。
劉曉慶的豪華別墅坐落在北京玫瑰園，離她現在被關押的看守所僅僅相隔10公里。這座歐式格調的別墅總面積500多平方米，綠草環繞，當時的賣價達到700多萬元人民幣。
中國高收入階層留下的另外一個謎是“誰開走了天價賓利”。在北京新近舉辦的國際車展中，一部和勞斯萊斯屬於姊妹車型的賓利轎車加長版廣受青睞。
這部據説全世界只有兩部的名車——另一部歸英國女王使用——要價888萬元人民幣，卻依舊有10位參觀者爭先付出了50％的訂金，其中6位是北京人。車展主辦者不肯透露最終開走天價賓利的買主，只是承認其身份是“北京一位成功的企業家”。
很難把天價賓利和中國的貧困群體連在一起。目前，北京市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是每月290元。即便忽略所有的稅費、保險和養車開支，888萬元的要價也意味著一個北京市民2528年的最低收入。
沉浸在舞榭歌臺的浪漫情調，誰能想到，這些彬彬有禮的正人君子竟然依靠瞞稅撐鼓自己的腰包。（辛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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