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與新史學之離合關係

央視國際 2004年12月20日 14:16

　　有關錢穆先生的學術定位問題，特別是有關他與新儒家之間的關係，在他逝世以後，已經有了不少討論。1但不管錢先生是否新儒家，都不影響他作為現代中國一代學問宗師的地位。事實上，這些討論本身已經表明，雖然錢先生以史學成名，但他學問之淹博，已經使他的治學超越了史學的範圍而成為所謂“國學大師”，以致在他逝世之際，他的弟子逯耀東如此感嘆：“絕了，絕了，四部之學從此絕了”！2但錢穆先生首先而且畢竟是一位歷史學家。史學研究不僅是他的本行和成名的基礎，也是他治學的主要方法。在研究錢穆的論著中，不少人都稱讚他“以史證經”、“以史證子”的成功。3那麼，在現代中國史學史上，錢穆的史學究竟佔有怎樣的地位呢？這是本文希求探討的主要問題。要想解答這一問題，筆者以為，我們必須將錢穆的史學置於現代中國史學的演變過程中考察，方能對他的史學成就，有一種比較清楚的認識。如所週知，中國進入二十世紀以來，其史學研究的傳統受到了激烈的挑戰，引起了一番深刻的改造。這一改造的結果是，各式各樣的“新史學”層出不窮，使得史學界出現流派紛陳、相互競爭、遞嬗的複雜局面。在中國史學史上，二十世紀可以稱得上是史學界最為活躍的一個時期。錢穆先生置身於內，參與其間，其成就及影響使他卓然成一大家。但他“論學不立門戶”的作法，又使他的史學研究有別於一些常見的流派。4因此，對錢穆史學的研究，就顯得別有興味。

　　1．新史學的興起及其演變

　　為了正確闡述錢穆史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關係，我們似乎必須對中國史學在二十世紀的發展，作一簡述。中國史學的革新與改造，自然是與西方強權的侵入是有關係的。鴉片戰爭時期及其以後，中國的有識之士便覺察到認識外部世界的必要。從林則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國圖志》到黃遵憲的《日本國志》，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努力，其結果影響了中國人的世界觀和歷史觀。具體而言，這一影響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是中國人眼界的擴大。如魏源的《海國圖志》就將一般人對世界的認識，從沿海的鄰邦擴展到了歐洲、大洋洲和美洲。但從第二個方面來看，這一“開眼看世界”的結果，反而縮小了中國人的世界觀，從原來的“天下”轉變成了“國家”。中國人漸漸拋棄了以前的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而慢慢地把國家放在注意的中心，特別是注意中國與外國、特別是與西方強國之間的關係問題。但在這一新的國家觀中，又包含了原來的天下和王朝等概念。日本學者溝口雄三對此有較清楚的分析。他認為在清末的知識分子中間，這一國家觀常常有不同的含義，取決於人們對清王朝的態度。5保皇派可以將清王朝等同於國家；保國就成了保清朝。而革命派則將國家界定為中華民族的天下；清朝的滅亡正好是保國的必要條件。但無論如何，國家的興亡已經成為中國人注意的中心。從天下到國家，反映的是中國人的認同觀念所産生的深刻變化。

　　這一認同感的變化與國家觀的建立，導致了民族主義史學的勃興。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連載《新史學》和1905年開始《國粹學報》上有關史學的論文，都代表了民族主義史學的興起。如果説在十九世紀末年魏源、王韜等人介紹西方的著作中，中國人對西方的知識只是原來的天下觀念的延伸，那麼到了二十世紀初年，由於國家觀念的普及，原來的中國為天下之中心的觀念已經被中西之間的抗衡、甚至中國應模倣西方的認識所取代。在梁啟超的《新史學》中，他一方面將高揚民族主義視為史學研究的目的。在另一方面，他又以西方和日本的民族主義史學為樣板，批判中國的傳統史學。由此，中國史學開始“革命”，進入了一個全面革新的階段。在梁啟超看來，雖然中國史學汗牛充棟，但並沒有對中國人的民族意識，産生多少幫助。其中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的“正史”，只是專制帝王的家譜，未能記載多少中國民眾的事跡，即所謂中國的“舊史家”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6顯而易見，梁啟超的新史學是想將“國家”作為史學著述的中心。

　　同樣的企圖也見於“國粹學派”的著作中。所謂“國粹”、“國魂”，都首先由日本學者所發明使用。“國粹學派”的人物中，有不少人與梁啟超一樣，曾受到日本現代學術的影響。在“國粹學派”追尋中國這一國家的起源及其特質（即“國粹”）時，歷史學也是他們重要的工具之一。從建設民族、國家的需要來衡量，“國粹學派”的學者對中國的傳統史學，也做了犀利的批判。如鄧實就寫道：

　　悲夫，中國之無史也。非無史，無史材也。非無史材，無史志也。非無史志，無史器也。非無史器，無史情也。非無史情也，無史名也。非無史名，無史祖也。嗚呼，無史祖、史名、史情、史器、史志、史材，則無史矣。無史則無學矣。無學則何以有國也。7

　　鄧實像梁啟超一樣，以民族主義史學為基準來檢驗中國傳統史學，由此而發出中國“無史”的嗚呼。更有甚者，他認為沒有史，便沒有學，而沒有學就沒有國，於是將史學研究，將國家建設緊密相連。這種以國家觀念為中心的民族主義史學，是勾勒中國現代史學的主要脈絡。以後史壇流派紛陳，但都不脫此藩籬。錢穆也不例外。因此余英時在回顧中國民族史學的興起和演變時，也將錢穆的史學放在其中一併考慮。8

　　一旦放棄了中國作為天下中心的思想，而把中國視為世界上諸多國家的一個成員，就自然需要對中國在世界史上的地位重新考慮。這是當時民族主義史學必須首先面對的問題。其實，就當時中國所處的情形來看，這一問題似乎十分簡單明暸，那就是在西方強勁的挑戰面前，中國顯得軟弱無力、雄風不再。於是，許多開明、激進人士提倡改革、變法，以求中國之重振。這些想法，在今天看來，似乎順理成章。但其實卻反映了一種歷史觀的深刻變化，即那時的中國人已經開始以進化論的觀點來考察歷史的發展了。因為正是通過進化論，人們才將世界各地區的歷史放在一個起點上考察，以觀察它們前進速度的快慢。也正是由於進化論，即通過與外國、特別是西方歷史的比較，人們才注意到古代中國的先進和現代中國的落後，於是就有了所謂“復興”的提法。“國粹學派”對“古學復興”情有獨衷，而五四時期的人物則提倡“文藝復興”，都是顯例。嚴復在那時翻譯《天演論》，自然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但進化論的一般道理（國家之間的孰先孰後），對於那時的中國人來説，應該並不難理解。9正是由於進化論的觀念顯得如此顯而易見、深入人心，康有為才會如此煞費苦心地到儒學經典中尋找其痕跡，以求證明在中國古代學問（三世説）中，也包含有這一“偉大的”真理。

　　由於進化論思想的普及，民族史學在中國便顯得十分必要。因為要想復興中國，就不得不回過頭去，看一看古代中國的先進，具體表現在何處，又如何能對當前復興中國的任務，提供何種幫助。於是，歷史研究就帶上了“目的論”(teleology)的眼光，即如何從過去的歷史中，尋找能服務於當代的史實，提出新的歷史解釋。這一用“目的論”的眼光考察過去的作法，在世界各地區民族史學中，都有明顯的表現。10但是，由於中國的歷史悠久，可以摭拾的史實自然很多，因此就使得中國的民族史學，呈現特別活躍的局面。如“國粹學派”對中國民族歷史的構造，就力圖從遠古的時代入手，發現一些與現代科學相契合的因素，而將這些“現代因素”的湮沒不彰，歸罪于儒學的興盛。11毋庸贅言，“國粹學派”的復興古學的目的，是為了建設一個強盛的現代中國。這種出自現代的關懷而回顧、“發現”過去的作法，成了中國民族主義史學的重要標誌。

　　同樣為了“發現”過去、復興古學，其作法可以多種多樣，這就造成了不同的史學流派。更為重要的是，在中國悠久的學術傳統中，對古代經典自有一個不斷革新、變化的詮釋傳統。12現代學者之復興古學，就不可避免地會與之相聯絡。康有為在十九世紀末期推崇今文經學、貶斥古文經學，便是現代學者從現代的立場“托古改制”、並與已有的詮釋傳統相結合的一個例子。

　　康有為之倡導今文經學，有著明顯的政治目的。但他對所謂“新學偽經”的指責，則為二十世紀初年的學術界的“疑古”風氣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當然，我們並不能將這一“疑古”的風氣，完全歸咎於康有為。事實上，由於進化論的影響，當時（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人，從現代中國的問題出發，已經對現存的文化傳統，逐漸産生種種惡感，視之為造成中國落後於西方的原因。他們的著眼點，是將科學理性的發達視為西方文化強盛的基礎，而將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學傳統中把科學研究視為“末技”的作法，視為現代中國貧弱的主因。如果説進化論讓當時的中國人認識到自身的落後，那麼科學主義則向他們揭示了落後的根源。因此，中國現代史學的改造必須仰賴科學方法，從梁啟超的《新史學》以來，成為不少人堅守不移的信仰。

　　用科學方法復興古學、重振中國，梁啟超首開其例。科學史學對寫作《新史學》時候的梁啟超而言，就是如何從進化論的觀點出發，重新解釋中國歷史的演變。因此他在《新史學》中，將展示歷史的進化視為史學研究的宗旨。但是對小他一輩的胡適來説，進化論則應該是一種科學方法。胡適對此有一段重要的説明：這種進化的觀念，自從達爾文以來，各種學問都受了他的影響。但是哲學是最守舊的東西，這六十年來，哲學家所用的“進化”觀念仍舊是海智爾（Hegel，通譯黑格爾）的進化觀念，不是達爾文的《物種由來》的進化觀念。到了實驗主義一派的哲學家，方才把達爾文一派的進化觀念拿到哲學上來應用；拿來批評哲學上的問題，拿來討論真理，拿來研究道德。進化觀念在哲學上應用的結果，便發生了一種“歷史的態度”(The genetic method)。怎麼叫做“歷史的態度”呢？這就是要研究事物如何發生；怎樣來的，怎樣變到現在的樣子：這就是“歷史的態度”。13一旦進化論成了一種歷史方法，它就對復興古學産生了重要的影響。康有為對“新學偽經”的懷疑，如果用胡適的話來説，只是一種“大膽的假設”，缺乏詳實的證據。而“進化”的方法、或“歷史的態度”，則為如何證明這種懷疑，提供了手段，那就是追根溯源，找出偽書、偽經的來龍去脈，用事實來證明其偽。由此看來，在胡適1917年回國以後，學術界的“疑古”風氣，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從提出懷疑到證實其懷疑。但是雖然胡適將進化論解釋成一種方法，但這並未影響人們用進化論史觀看待中國歷史的演化。胡適提倡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正好證明中國傳統學術中科學精神的不足。因此，進化論史觀所揭示的中國的落後，仍然是胡適等人“科學實驗”的思想背景。

　　既然缺乏科學是造成中國落後的原因，那麼胡適所領導的“整理國故”運動，就必然以尋求科學精神、提倡科學態度為主要目的。但是像“國粹學派”一樣，胡適也有復興古學的願望。雖然他被認為是現代中國“西方化”的主要人物，但實際上他對古代中國文化的先進，仍然抱有信心，認為不會與科學的精神相差太遠。胡適在美國攻讀博士時以先秦哲學為研究對象，表明他像鄧實等人一樣相信，在遠古的時代，中國文化中包含有科學的因素。的確，在他博士論文的起始，他就斷言中國和西方的哲學中，都有邏輯方法存在和發展的例證。14從胡適的這一立場來看，他把清代考證學家的方法視為科學方法的一種，也就不足為怪了。換言之，胡適提倡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正是想通過這一“整理”，發現中國文化中固有的科學精神，加以重振、復興，以求富強。胡適將他所參與領導的這場“新文化運動”，稱為“文藝復興”，清楚地表現了他的心態。15

　　但既然有復興的必要，也就表明在胡適看來，中國的文化在過去的某個時期，存在著不足，與科學的精神相背離了，因此有待現代中國人的重振。這一問題出在哪兒呢？胡適對當時中國存在的毛病提出了不少指摘，其中包括社會的、倫理的和政治的等各方面。但他注意的重點還是學術研究。在他看來，中國文化中雖然有科學的精神，但長期以來並未有長足的進展，於是許多文獻資料就顯得很不可靠。用科學精神“整理國故”，就是要剔除糟粕、保留精華。受到胡適的影響，顧頡剛挑起了“古史辯”的討論。顧的大膽“疑古”，繼承了康有為、廖平等人懷疑古文經學的傳統，是那個時代“疑古”風氣的一個集中表現。16但是，顧頡剛的“疑古”，雖然像康有為一樣態度激烈，但對他影響最大的人還是胡適。這在他的自述和旁人的研究中，都有證明。17既然顧所受的影響主要來自胡適，那麼他的“疑古”就必然帶有求證的意圖，即如何用事實來證明作偽的經過。如此一來，這一“疑古”就帶有建設性的意向。顧頡剛本人也聲明，他的“疑古”，是為了在科學的基礎上重建古史。18易言之，顧頡剛的“疑古”，只是他古史研究的第一步。但是由於他“疑古”成名之後，為聲名所累，又由於戰爭與革命的影響，使他無法全力從事重建古史的工作。不過，顧頡剛雖然自己無法全力以赴，但對別人用科學考證的方法重建古史，還是盡一切可能提供幫助和支持。因此，顧頡剛之提拔、推薦錢穆，並非偶然，而是他在學術界的一貫作法，也是他學術理念的一種反映。19

　　2．錢穆與“科學史學”

　　對顧頡剛提拔錢穆一事，一般人都歸之於顧在學術上的寬宏。20這固然沒有大錯，但就當時的情形來看，顧之推薦錢，也是因為錢穆的治史，與顧在當時所推崇的方法，有相通之處。如上所述，顧頡剛之“疑古”，也有重建的一面。而他掀起的“古史辯”論戰，就其對現代中國史學的影響來看，是為科學史學、批判史學開闢了道路。胡適在評論“古史辯”的討論時已經指出，不管雙方意見如何，但都必須用同一種方法：“就是尋求證據”。21由此看來，“古史辯”的討論，與其説是批判傳統，不如説是為現代史學研究標準的建立奠定基礎。現代中國史學在二十年代，逐步形成了一種學術規範，即以批判史料、考證史實為圭臬。22錢穆之為顧頡剛賞識，正是由於錢的早期史學著作符合當時史學研究的規範。

　　如所週知，錢穆由於早年喪父，未能上大學深造，而是在無錫、蘇州附近的小學與中學各教了十年書。由於江南一帶文風的熏染，加上他本人的勤學，錢在教書期間，閱讀了大量典籍，積累了豐厚的經史方面的知識。從他自學的情況來看，他的早期興趣以研讀、詮釋經典為主，與傳統的學者相近。錢最初的兩部著作，《論語要略》、《孟子要略》，反映了他那時的治學興趣。

　　但是，青年時代的錢穆，雖然以教書為業，但卻沒有完全放棄繼續升學的願望。錢在十九歲時，得知北京大學招生需章學誠《文史通義》和夏曾佑《中國古代史》兩書，便購來勤讀。這説明他有應考的想法。既有應考的想法，那麼錢穆對當時北京學術界的情形，也一定關心。錢穆在《師友雜憶》中説道，他在那個時期逐月讀北京的《新青年》雜誌，就是他關心學術界新動向的一個證據。23既然關心學術界的動向，那麼錢穆對當時北京文史界的風雲人物如梁啟超、胡適、陳獨秀和以後的顧頡剛，都一定很瞭解。對於他們的學問興趣，也多知曉。事實上，在二十年代中期，錢穆還效倣梁啟超而自學日文，就説明他還沒有放棄升學、或者進入學術界的願望。雖然錢穆在晚年回憶時，對這些“新文化運動”的人物多有批評，但不難想像在青年時代，他還是一度有仰慕、甚至追隨他們的想法的。當然，這裡的所謂“追隨”，並不指錢穆同意胡適、梁啟超對傳統學術的批評，而是指他那時對這些人的治學方法和手段，有模倣之意。

　　錢穆當時在中學講授“國學概論”，並寫成和以後出版的《國學概論》一書，對我們瞭解他當時的治學興趣，有很大幫助。應該説，在二十年代後半期，也即胡適的“整理國故”運動熱火朝天的時候，錢穆受其感染不小。首先，他在中學講授“國學”，就已經表示出在那個時代，學術界與教育界已經接受了那種始自二十世紀初年、以國家為關懷的中心的文化理念。當然，錢穆雖然教授“國學”，但他對此尚有一些保留。1931年《國學概論》出版時他在“弁言”中寫道：

　　學術本無國界。“國學”一詞，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特為一時代的名詞。其範圍所及，何者應列國學，何者則否，實難判別。本書特應學校教科講義之需，不得已姑採梁氏清代學術概論大意，分期敘述。24

　　這一段話，十分有意思。其中“學術本無國界”一語，表明錢穆仍然像傳統儒家那樣，沒有忘懷天下。但他在同時又説他應時代之需，採用了梁啟超的觀點，表明錢穆在那時也願意跟隨該時代的學術潮流。

　　在《國學概論》書內，更有不少例子説明錢穆對“新”學問，非常了解。這一了解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錢穆在書的最後一章中，對“最近期之學術思想”做了較詳細的介紹。第二，在前面各章中，他也不時參考梁啟超、胡適、章太炎等人的著作，與前人的論述作比較。我們可以在下面看幾個例子。譬如，在錢穆那時下力很深的先秦諸子研究中，他就參考而且同意胡適的意見，認為“諸子出於王官論”的説法不可靠：“遑論所謂‘某家者流，出於某官’之説哉？故謂王官之學衰而諸子興可也，謂諸子之學一一齣于王官則不可也”。25在談到兩漢今文、古文的爭論時，錢穆像顧頡剛一樣，並不認為在漢代，有所謂今、古文之爭。他們在研究那個時代的學術時，也都想突破今、古文討論的藩籬。26到了唐代，有關佛經的翻譯，錢穆則引用了梁啟超的論著。27在講述清代考據學時，錢更是大段引用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可見他對那些“新”人物著作的熟悉程度。在總結清代考據學時，錢穆引用了胡適、梁啟超的意見，認為這些考證的手段，代表了科學的精神，有助於史學的研究。不過，錢穆對清代學問還是有所保留。他引證了柳詒徵對之的批評。但更有意思的是，他似乎更喜歡胡適的批評。錢穆引了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的説法，認為清代考證學，欠缺對“材料的組織與貫通”，因此在清朝三百年中，“只有經師而無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無史家”。從錢穆以後的學術生涯來看，他是不滿做純粹的考證學問，而是有意成為一名“史家”的。28看來胡適對早期的錢穆，也有一定的啟發。

　　錢穆在“最近期之學術思想”一章中，對他同時代的學者做了直接的評論。他將章太炎、胡適和梁啟超視為當時治先秦諸經與諸子的主要人物。對於胡適，更是讚譽有加。認為他“介紹西洋新史學家之方法來治國故，其影響于學術前途者甚大”。29這幾乎是“夫子自道”，即錢穆已經認識到，在那個時代即使做古代的學問，也須採用一些西洋的新方法。他在以後的論著中，不斷將中西學問做比較，看來與此認識有關。事實上，在寫作《國學概論》時，錢穆已經對西方的一些學術經典和思潮，有一定的了解。30

　　當然，錢穆對胡適還是有批評的。他提到胡在寫作時，由於匆忙而對一些問題的處理顯得潦草。但他馬上又説：“要之其書（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足以指示學者以一種明確新鮮之方法，則其功亦非細矣”。甚至在將胡適與梁啟超比較時，錢穆仍然偏好胡適。他説雖然梁的著作“精美詳備”，“惟其指陳途徑，開闢新蹊，則似較胡氏為遜”。更為重要的是，錢穆對東南大學柳詒徵對章太炎、梁啟超、胡適的批評，不以為然，認為梁、胡等的作法，有扭轉風氣之功。31由此看來，如果我們説那時的錢穆對“新學問”有仰慕之心、追隨之意，恐不為過。而他那時對胡適等人的反動派，則並不見的有多少同情。

　　譬如，錢穆在評論柳詒徵在東南大學的同事吳宓、梅光迪等人的《學衡雜誌》時，這樣説道：這些人“隱然與北大胡、陳諸氏所提倡之新文化運動為對抗。然議論蕪雜，旗鼓殊不相稱”。在簡述了“學衡派”的“人文主義”以後，錢穆也只是説：“蓋與前引二梁之書（梁啟超之《歐遊心影錄》和梁漱溟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相桴鼓，皆對於近世思想加以箴砭者也。惟學衡派欲直接以西洋思想矯正西洋思想，與二梁以中西分説者又微不同”。32從這些不溫不熱的評語可見，錢穆對這些新文化運動的批評者，並不看好。而他所認為與新文化運動可以相媲美的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這一認識到了以後也沒有改變。33

　　錢穆在《國學概論》中的這些意見，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他在入京前夕，也即進入學術界以前的一些基本想法。因為雖然《國學概論》出版于1931年，在他去燕京大學任教以後，但據他自述，他寫作該講義，是在1926和1928年之間，也即在他結識顧頡剛以前。34該書所反映的，因此是他對當時學術界的先進所抱的比較真實的看法。從上述的討論來看，錢穆在那時對梁啟超、胡適、顧頡剛等人對傳統的懷疑與批判，並無惡感，而對他們在研究方法上的探索，頗為讚許。因此，他在1929年認識顧頡剛以後，會馬上被後者所欣賞，並非完全偶然。事實上，錢穆在《國學概論》中，對顧頡剛等人的“疑古”，頗為肯定，認為他們“雖建立未遑，而破棄陳説，駁擊舊傳，確有見地”。並對他們提倡的研究方法，即胡適所謂的“歷史的方法”(genetic method)或“剝皮主義”，表示有“注意之價值”。35

　　既然錢穆欣賞胡適、顧頡剛，那麼他那時在研究上自然而然地向胡適等人所創建的學術標準靠攏，也就不足為奇了。在錢穆早期的兩部成名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治學與胡適、顧頡剛等人“互補”的情形。我們可以先看一下錢的《劉向歆父子年譜》。錢之寫作該長文，是在寫《先秦諸子係年》之後，以應顧頡剛的稿約。從他的寫作宗旨來看，有不少與顧頡剛對古史的態度相契合。而錢穆自述他在研究方法上，則採用了他認為有“價值的”、胡適的“剝皮主義”。36像顧頡剛、胡適等人一樣，錢穆想突破今文、古文的壁壘，對古書保持一種謹慎的態度，不明顯偏袒一方。更重要的是，他們都希圖用考證的方法，將古書的真偽作細緻的研究。他們之間的區別是，錢穆對古典學問始終抱有一種崇敬的態度，不願輕易將之摒棄，而胡適、顧頡剛則是“新文化運動”的健將，對傳統學術持有一種批判的態度。不過，在錢穆寫作《劉向歆父子年譜》和《先秦諸子係年》時，他並沒有全面闡述他的學術觀點。此時他的研究，重在“考史”，而非“著史”。這是他在那時為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等“科學史家”所欣賞的主要原因。在錢穆到北京大學任教以後，傅斯年在宴請外賓時，經常邀他作陪，並向外賓介紹説錢穆是《劉向歆父子年譜》的作者，儼然將錢視為同道。37

　　傅斯年那時欣賞錢穆的原因，與錢在《劉向歆父子年譜》的立場有關。錢穆寫書的出發點，是反對康有為認為劉歆偽造古文經的説法，即批判所謂“新學偽經”論。而他採用的方法是依靠班固的《漢書》，將劉向、劉歆的父子的一生行跡，逐年記述。由此，他得出了以下的結論：就劉向、劉歆的生卒年來看，劉歆領五經只有大約五個月的時間。在如此短的時間製造“偽經”，顯然不太可能。而且，如果照康有為的説法，劉歆造“偽經”是為了幫助王莽篡權，但從時間上來看，也不成立，因為在劉歆爭立古文經時，王莽還不具備篡權的機會。由此看來，錢穆的成功之處，是用歷史的方法重造古史，以此來鑒別經書的真偽。錢穆自謂：“實事既列，虛説自消。…凡近世經生紛紛為今古文分家，又伸今文，抑古文，甚斥歆莽，偏疑史實，皆可以返”。而“發古人之真態”，則是他著書的“嚆矢”。38這也就是説，他用考訂史實的方法，重建歷史、“再造文明”。難怪胡適、傅斯年會欣賞他了。如果説顧頡剛之提拔錢穆，是欣賞錢的以史證經的方法，那麼傅斯年之欣賞錢穆，則還有另外一層含義。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正是傅斯年從“疑古”走向”重建”的關鍵時期。換言之，此時的傅斯年，已經與顧頡剛“分道揚鑣”，不再以懷疑、批判古史為重點，而是想通過科學方法，重建中國的古史了。39錢穆雖然沒有運用傅所提倡的考古方法證史，但他的著作異曲同工，為重建古史做了貢獻。40

　　至於顧頡剛與錢穆，在那個時候更是惺惺相惜、互相欣賞。其原因也主要是由於研究興趣與方法的相似。在錢穆應顧頡剛之邀，寫作了《劉向歆父子年譜》以後，顧頡剛也寫了《五德終始説下的政治和歷史》，其中説道：“我很佩服錢賓四先生（穆），他的《劉向歆父子年譜》尋出許多替新代學術開先路的漢代材料，使我草此文時得到很多的方便”。41雖然顧頡剛在文章中，採用了康有為“新學偽經”的不少觀點，與錢穆對當時今文經學的不滿十分不同，但就研究手段而言，有不少相通之處。他們都以考證的方法，重構古史。在顧頡剛發表《五德終始説下的政治和歷史》以後，他又請錢穆作評論。錢穆也不諱言，對顧的“疑古”，提出了批評，認為他還未能擺脫今文學家的影響。顧頡剛回應説：“我對於清代的今文家的話，並非無條件的信仰，也不是相信他們的微言大意，乃是相信他們的歷史考證”。42事實上，顧對錢穆研究的欣賞，也在錢的“歷史考證”。正如Jerry Dennerline所言，錢穆的《先秦諸子係年》“填補了顧頡剛1926年開始研究的新史學中的空白”。43

　　顧頡剛對錢穆歷史考證手段的欣賞，在他1929年讀到錢穆《先秦諸子係年》的初稿時就開始了。從該書的範圍來看，錢穆的寫作顯然受到清末民初學術界對諸子學研究的影響。如王先謙、孫詒讓、章太炎、梁啟超和胡適等人的著作，就是例子。而從錢穆書的結構來看，則又與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相埒。他們都想將先秦諸子學術的演變，做一系統的整理。不過，胡適對諸子著作的態度，有一種懷疑，認為必須用科學的方法加以重新整理，而錢穆則雖也有疑，卻又自然帶有一種尊敬。用他自己的話來説，他與胡適、顧頡剛等人的區別在於：“余疑《堯典》，疑《易傳》，疑老子出莊周後，所疑皆超于頡剛。然竊願以考古名，不願以疑古名。疑與信皆須考，育與頡剛，精神意氣，仍同一線，實無大異”。44這段話十分重要。錢穆等於是在説，雖然他們的方法相似，但信仰卻很不同。正是這一信仰的不同，造成錢穆以後的變化。不過在當時，錢穆還沒有全面闡述他的文化、歷史觀點。他還是以“考史”聞名。

　　但或許是由於兩人研究相近的關係，胡適與錢穆之間總是有一種緊張的關係。雖然在錢穆《先秦諸子係年》發表以後，胡適承認錢穆的學問，對人説若要問先秦諸子的事，不用問他，可以問錢穆。45但他們兩人初次見面在蘇州，就有點話不投機。胡適與顧頡剛兩人都由於東吳大學教授陳天一的介紹而認識錢穆，但胡適到蘇州中學演講遇到錢穆，雙方都覺得“意見不相得”。46錢穆到北京任教以後，又由於顧頡剛的介紹，再次與胡適相見，討論學問，但以後還是往來很少。47這裡的原因，至少有兩個。一是兩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意見不同；胡適力求改造，而錢穆希圖維護。而在具體的問題上，也有分歧，如對老子的看法，就是一例。48二是兩人當時的治學相近，以致“同行相輕”，也有可能。胡適與馮友蘭之間的緊張關係，與他和錢穆的關係，其性質有點類似。49

　　3．作為”國史大師”的錢穆

　　以上的論述表明，在錢穆1929年進京任教前後，他的學術研究，以“考史”為主，因此與當時史學界的主流，十分契合。由此，他得到“新史家”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的欣賞。但在學術信仰上，已經表現出某些不同來，只是錢穆還沒有機會具體論述。余英時在評論他老師的學術生涯時説：“錢先生自民國十九年到北平以後，表面上他已進入中國史學的主流，然而他的真正立場和主流中的‘科學’考證或‘史料學’，又不盡相合”。這是非常道地的觀察。對於這一佔據“主流”的學問，據余英時的回憶，錢穆還是頗為欣賞的，認為是一種“客觀的標準”，只是由於以後戰爭的破壞，才喪失了影響力。50所謂“客觀的標準”，也就是説史家在研究中對史料所採取的審慎和批判的態度。這一標準在中國史學界的建立，自然與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等人的努力有關。錢穆在史學界地位的建立，也顯然是由於他早期的著作符合了這一標準。

　　但是，在錢穆進入中國學術界的三十年代，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多事之秋。1931年日本侵佔東北，就已經在不少學者的心上，投下了一個陰影。提倡科學史學最力的傅斯年在當時，也已經提出“書生何以報國”的問題。他的具體作法是，通過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人力和財力，對中國古代文明做實證的考察，希望用考古發掘的事實批駁“疑古”的論調。而對於東北的喪失，他則以寫作《東北史綱》來駁斥日本政府認為東北不屬於中原大陸的説法。由於寫作匆忙，他的《東北史綱》裏麵包含不少史實的錯誤，由此引起一些學者的嘲諷，認為他一方面提倡“史學就是史料學”，另一方面又不尊重史料。51但該事件説明，當時中國的學界，幾乎沒有人可以對“九一八事變”無動於衷。

　　錢穆自然也不例外。據他自己説，他之研究歷史，自“九一八事變”以後開始。52這裡的意思顯然是，雖然錢穆以前也治史學，但並沒有“著史”，而是“以史證經”、“以史證子”。但自東北淪陷以後，則開始希望通過歷史的敘述，來重振民族的信心。換言之，雖然錢穆以“考史”出名，但他進入史學界以後，則由於時局的關係，逐漸改變了治學的方向，改以“著史”為主了。錢穆的“著史”，包括了教學與著述兩個方面。兩者並不矛盾，而是相互補充。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講稿的基礎上寫成的，如著名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和《國史大綱》。錢穆的第二次入京，是他講授歷史的開始。而這個時候，正好是1931年，即“九一八事變”的那一年。他所擔任的課程是“中國上古史”和“先秦史”。但東北淪陷以後，由於民族主義的高揚，各校都遵教育部之命開設“中國通史”。傅斯年等人都支持這一課程，但在課程設置的方面，卻有不同的意見。從傅斯年提倡“專題研究”的立場出發，這一“中國通史”的講述，應派幾位專家分別擔任，因此最初北大曾準備由十五位專家承擔這一課程。後來由於實行起來困難，才由錢穆建議，由他和陳寅恪兩人主講。最後，錢穆自告奮勇，決定一人承擔。53由此便有了《國史大綱》的寫作。

　　在如何教授“中國通史”上錢穆與傅斯年的分歧，可以視為錢穆與“新史家”分道揚鑣的一個最初的標誌。雖然這裡在表面上涉及的只是一個教學的問題，但在實際上卻反映了史學觀念的不同。從傅斯年的立場出發，現代史學的特徵就是史家對史料的發掘和考證，以求得對某一階段歷史的認知。傅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旨趣〉的一開始便説：“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54而從錢穆講授和寫作“中國通史”的情況來看，正好像傅斯年所批評的那樣，其中既講儒家的倫理道德精神，又追求文采和微言大意。難怪從那個時候開始，錢穆與傅斯年的關係就逐漸惡化，以致傅斯年後來對人説，錢穆寫的東西他從來不看。這與錢穆初到京時，傅斯年經常在宴客時邀他作陪的情形，成天壤之別。55

　　錢穆與傅斯年交惡的主要原因，正是因為錢穆此時已經開始在治學的興趣與方法上，都有了改變。就研究方法上而言，自錢穆進京以後，他就很少再從事“考史”的工作。除了前述有關老子其人其書的文章以外，錢穆僅在1939年寫過《史記地名考》，而把其它的時間都用在闡述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和特質等方面。余英時在一篇紀念錢穆的文章中用“一生為故國招魂”為題，概括錢穆的學問重點，可謂十分貼切。56這一重點在抗戰開始以後，特別明顯。但在三十年代初期，已見端倪。因此，錢穆的治學方法和興趣的轉變並非偶然，而是與當時中國的國際形勢以及北京學術界的風氣息息相關的。

　　錢穆得以進入北大歷史系，與顧頡剛有很大的關係。本來北大想請的是顧，而顧由於種種原因無法去北大，就推薦了錢穆。顧頡剛是古代史的專家，錢穆替代他，自然也擔任這一方面的課程。57他在走上講壇以後，馬上就發現這是一個爭議很大的領域。由於顧頡剛挑起了“古史辯”的爭論，各派立場都有代表，互不相讓。錢穆自己説道：“當時在北大上課，幾于登辯論場”。教授的講義稿在授課以前就廣為散發，可見聽課的學生很關心教授的立場。58但就三十年代青年學生的興趣和態度來説，看來是贊同顧頡剛的為多數，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持一種懷疑和批判的態度。據錢穆的學生吳沛瀾回憶，他在大學一年級時上了錢穆的“中國通史”，也讀了顧頡剛《古史辯》七冊。他更欣賞顧的觀點，並以此為出發點，寫了一篇長文。但給錢穆看了以後，錢穆“加以批評，態度嚴肅，聲色俱厲，歷時亦長”。59這雖然只是一個例子，可由此可見，當時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等“主流”歷史學家對青年學生影響之大。

　　錢穆在起初的時候，也持一種謹慎的態度。據他的另一位學生楊向奎回憶，1931年錢穆到北大教書時，他也正好上北大一年級，修了錢的“中國古代史”。“按一般規定，中國古代史應當自虞夏商周講起，但錢先生並不如此，他只是根據他的‘先秦諸子係年’的內容，自先秦諸子講起，聯絡史實講下來，一年也沒有出這個範圍”。60但錢穆同時也在尋求變化。他也許感到那些“主流”歷史學家對傳統的態度過於偏激，不利於中國的民族主義立場，因此試圖儘自己的力量改變風氣。如他在北大開選修課時，就自定為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希望對這一時代思想史的發展提出與梁啟超不同的解釋。他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就是依該課的講義為基礎寫成。錢穆的這部著作，體大思精，是一部力作。但從當時北京學術界的風氣來看，他之講授“中國通史”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都無異是對清末民初、特別是“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學術文化主流的一個挑戰。因此錢穆也遇到一些阻力。譬如他在1932年提出開“中國政治制度史”時，歷史系主任、留洋歸來的陳受頤認為中國已進入民國時代，以往的君主專制政治不必再研究，以致錢的課上沒有歷史系的學生。反而是法學院院長周炳霖（也是留洋歸來的學者）認為政治係的學生也應知中國政治，遂令政治係的學生來修，才使課得以開成。61

　　雖然錢穆之開“中國通史”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近乎一種政治表態，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但他在三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並沒有對清末民初以來中西文化之間的複雜關係，提出自己明確的見解。他只是通過講壇和著述，伸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希望學生在推崇西方文化和科學時，也注意到自身文化的長處。他在那段時間，與各派人士都有交往，達三、四十人，實踐他的“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的信仰。62但是，正如余英時所言，錢穆雖然起初為“主流派”的學者所提拔，但“他和反主流派的學人更為投緣，甚至左派學人中也不乏和他談得來的”。所謂的“反主流派”人士，主要是那些與胡適等人不太投緣、或觀點相左的人。63而錢穆之得到某些左派人士的賞識，則是由於他的民族主義立場。雖然這些人接受了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但他們同時又是民族主義者。因此，錢穆對中國歷史的解釋，對左派學者有參考的價值。64從錢穆自己的回憶來看，他在北大和西南聯大時，交往最為緊密的是湯用彤、蒙文通和熊十力。65這些人都不是“新文化運動”中的人。唯有例外的是顧頡剛，錢穆對顧一直抱有知遇之恩。在抗戰時期，顧頡剛在成都借齊魯大學設立國學研究所，希望錢穆任主任，錢遂離開西南聯大，于1940年到成都協助顧。雖然研究所所處的成都賴家園僻處鄉野田間，但錢穆認真講授，培養了嚴耕望、方詩銘等歷史學家。66

　　錢穆之離開西南聯大，自然是由於顧頡剛的邀約，但也與那時校園的激進空氣有關。錢穆自述：“自余離開聯大以後，左傾思想日益囂張，師生互為唱和。聞一多尤為跋扈，公開在報紙罵余為冥頑不靈。…凡聯大左傾諸教授，幾無不視余為公敵”。67這種情形，雖然發生在錢穆離開聯大以後，但可以想見，在他未離開以前，也已經有了不少反對者。錢穆當時的反應就是，潛心寫作《國史大綱》，全面闡述他對中國歷史和中西文化的看法。為此需要，他一定抽空閱讀了不少西方著作，以致他在完成《國史大綱》以後，又花一年多的時間自學英文，以求能讀原著。68到抗戰結束以後，錢穆在與學生的交談中，已經不時摻雜他對西方哲人的評論，可見他對西方的歷史與文化，也下過一定功夫。69

　　余英時指出，“錢先生自《國史大綱》起才公開討論中西文化問題。他以鮮明的民族文化的立場表明了他在學問上的‘宗主’”。70換言之，從那時開始，他已經決定公開向西化的思潮反擊了。錢穆自己也説，寫作《國史大綱》是他學術生涯的一個改變。“自《國史大綱》以前所為，乃屬歷史性論文，僅為古人伸冤，作不平鳴”。71而《國史大綱》則是他聲明立場，確定學問宗主的開始。錢穆在發表《國史大綱》（1940）以前，決定將其“引論”首先在報紙上發表，反映了他在那時的急切心情。如果寫作《國史大綱》是為了褒揚中國的傳統文化，那麼他的“引論”就是這一立場的公開宣言。

　　有關錢穆《國史大綱》中的歷史觀點，已有不少論述，筆者也另有專文。72此處僅想以《國史大綱》“引論”為主，分析一下該書在錢穆學術生涯中的含義。錢穆寫作《國史大綱》所公開的立場，可以見於兩個方面。第一有關中西文化之間的關係，第二有關當時史學界的流派。他在“引論”中開宗明義，從中國的歷史著眼，正面肯定中華民族文化的地位，反擊“西化”論者貶低本族文化的論點。錢穆説道：“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其表現有三：一“悠久”，二“無間斷”和三“詳密”。錢穆這裡所謂的“歷史”，有歷史與史學兩個意義。“悠久”指歷史，而“無間斷”與“詳密”指中國的史學傳統。錢穆指出：“若一民族文化之評價，與其歷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則我華夏文化，于並世固當首屈一指”。73錢穆維護中國文化的立場，十分鮮明。

　　既然歷史與史學是錢穆立論的主要根據，他就必然要闡明他的歷史觀與史學觀。在他看來，史學包含“歷史材料”與“歷史智識”兩種。“材料累積而愈多，智識則與時以俱新。歷史智識，隨時變遷，應與當身現代種種問題，有親切之聯絡”。74換言之，“歷史智識”是一種歷史的解釋，反映了現代人對過去的認知。這種認知必須不斷更新。由此可見，錢穆的史學觀反映了一種現代的歷史意識，與以往史家單純記述歷史的作法有重大區別。75如果用錢穆的話來説，即他認為現代史學家不應像“傳統派”的史家那樣，“主于記誦”，而須溫故知新。除了“傳統派”以外，在錢穆看來，當時的史學界還有兩派，一是“革新派”，一是“科學派”。他對“科學派”所下的定義十分明白，認為它“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為代表，顯然指的是胡適、傅斯年等人的史學。但在錢穆眼裏，這一學派並無什麼價值，下面請看他的評語：

　　此派與傳統派，同偏于歷史材料方面，路徑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時或過之。二派之治史，同於缺乏系統，無意義，乃純為一種書本文字之學，與當身現實無預。無寧以“記誦”一派，猶因熟諳典章制度，多識前言往行，博洽史實，稍近人事；縱若無補於世，亦將有益於己。至“考訂派”則震于“科學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實，為局部窄狹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換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礦，治電力，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無所用其情。彼惟尚實證，誇創獲，號客觀，既無于成體之全史，亦不論自己民族國家之文化成績也。76

　　這一評語，十分尖銳，其矛頭與其説是指向胡適，無寧説是指向傅斯年，因為胡適尚有一部《中國哲學史大綱》。而傅斯年反對“著史”，以專題研究為重，又崇尚實證、客觀之史學，與錢穆所言更為相合。77顯然，到了四十年代，非但傅斯年宣稱他從來不讀錢穆的書，錢穆對傅也無任何好感可言了。在錢穆的回憶錄中，他還試圖將顧頡剛與傅斯年的治史方法，有所區別，認為他自己與顧頡剛，“精神意氣仍同一線，實無大異，而孟真所主者（西方史學的德國蘭克學派），則似尚有迥異於此者”。78

　　錢穆比較欣賞的是三派中的”革新派”。從他的解釋來看，指的是清末民初以來章太炎、梁啟超等提倡的民族主義史學。因此，余英時在回顧中國民族主義史學的發展時，將錢穆列于其中。79但是，錢穆對章、梁等人的民族主義史學，也有批評，認為他們對傳統文化，批評太多，而于西方文化，過多讚揚。因此也有必要修正。80毋庸贅言，錢穆的《國史大綱》，就是這一修正工作的開始。除了該書以外，他在當時和以後的論著中，都對中國文化的傳統，從歷史的角度，做了大量的正面介紹與肯定。81

　　由此看來，錢穆《國史大綱》的寫作，是他公開與胡適、傅斯年等人決裂的一個重要標誌。該書的出版，表明錢穆已經不再以“考史”為治學的主要手段，而是以伸揚中國文化、強調中國生生不息的歷史精神為己任。自此以後，一直未有改變。據許多人回憶，1986年錢穆在台北“素書樓”的最後一課，以“你們是中國人，不要忘了中國”為結束，可見他直到晚年，始終沒有放棄、動搖過他對中國文化傳統的信仰。82錢穆如此公開地批評胡適、傅斯年，那麼對方也有反應。1945年抗戰結束以後，傅斯年代胡適出任北大校長，就沒有聘請錢穆回北大任教。當時未受到聘書的原北大教員，大都是因為在抗戰期間與日本有所妥協而致，而錢穆沒有此等“污跡”，可見他與傅斯年學術上的分歧，是他未獲聘書的主要原因。錢穆在1949年以後，沒有馬上到台灣，而是在香港創立新亞學院，看來也與傅斯年在國民黨政府抵臺初期的隆盛地位，有些關係。

　　綜上所述，在1950年以前，錢穆的學術生涯，如果從他與“新史學”的關係來看，可以大致上分為兩個時期。從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期為第一時期，那時錢穆治學的特點是，逐漸走出傳統，與新學問接觸並有所靠攏，試圖用考證的方法，爬梳、整理古代學問。這使他的著述，得到新史家的讚賞，成為當時“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學術主流的一部分。但他在1931年到北大任教以後，由於國際形勢的變化、民族危機的加深，使他逐漸與提倡“西化”或受到“西化”思潮影響的人物分離，而希望通過對中國歷史的全面考察，強調中國文化的長處和價值。由此，他的學術生涯進入了第二個時期。他一人承擔北大“中國通史”的教學和用正面的角度評價清代的學術文化，是他與新史學的人物逐漸疏遠的標誌。而他在1940年出版的《國史大綱》，則表明他已經公開與新史學的人物決裂了。不過在那時，以胡適、傅斯年等人為首的“科學史學”的地位，也已經大不如前了。抗戰期間民族主義的勃興，使得人們對那種單純以考訂史實為主的科學史學，興趣頓減。而對緊密聯絡現實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增加了興趣。錢穆所代表的則是在這兩派之外的另一種取徑，雖然未能像馬克思主義史學那樣在中國取得統治地位，但其影響十分深長久遠，而在近年非但在港臺，而且在中國大陸，都有擴大之勢。從這一趨勢來看，傳統文化對現代的中國人，仍然保持著強烈的吸引力，雖經多次“革命”，終未能改變。

　　在結束本文以前，筆者還想做一點説明。此文以探討錢穆與新史學之間的關係為重點，因此便有將兩者硬性對立起來的嫌疑。但這並非筆者的本意。事實上，本文所想揭示的，正是歷史現象之間的複雜性，特別是錢穆學問中的多面性。而所謂“新史學”，更是型態多樣。現代中國的歷史起伏動蕩，置身其中的知識分子不免發生變化。梁啟超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而1937年抗戰的爆發，更使得不少人為了民族大義，重新為自己的學術定位。即使是這裡作為錢穆之“對立面”的傅斯年，也有明顯的變化。因此以上史學界的各種流派，反映的只是一種“暫時的”(temporal)現象。各派之間仍有不少共同的地方。歷史中的持續與變化，特別是其在一定時間與空間內的分化組合，向來是歷史研究的主要吸引力，也是筆者寫作此文的主要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