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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的《先秦諸子係年》

央視國際 2004年12月20日 13:52

  錢穆(1895—1990)字賓四,江蘇無錫人,1912年輟學後自學,任教于中小學。1930年因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被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後歷任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平師範大學教授。抗日戰爭時期,先後在西南聯合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齊魯大學任教。抗戰勝利後,先後任昆明五華書院文史研究所所長、無錫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歷史系主任。1949年去香港,創辦新亞書院,任院長。1967年移居台北,任中國文化學院歷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著作輯為《錢賓四先生全集》,凡甲、乙、丙三編,計56種54冊,約1500萬字。

  《先秦諸子係年》是錢穆的代表作之一。全書包括考辨專文四卷,計160余篇,通表四篇,附表三張。前人考證諸子年世,多依據《史記》中的《六國年表》,然《六國年表》頗多缺失。錢穆通過研究得而復失的汲冢之《竹書紀年》,厘訂其今傳世本的錯訛,然後以此來訂正《史記》中的偽誤和註釋的牴牾,同時又遍考諸子之書,參證諸子之行誼及六國政事、年代、山川地理等,參伍以求,錯綜以驗,定世排年,疏證細密。本書原名《先秦諸子係年考辨》。《考辨》四卷與《通表》四篇一一相應,第一卷考訂孔子行跡與相關人物,第二卷考墨子、子思、吳起等,並辨老子其人其書,第三卷考晉、楚、魏、齊列國諸子,第四卷考春申、平原二君和荀子,至韓非、呂不韋。作者依次將先秦學術思想發展分為“初萌”、“醞釀”、“磅薄”、“歸宿”四期。全書自孔子至呂氏,各家排比聯絡,一以貫之,對先秦諸子的生平事跡、學術淵源、各家思想流變轍跡一一加以考定,持論有據,資料翔實。

  錢穆認為,諸子師授的淵源及諸子的主張,雖然多有出入,但他們之間又是相通的。因此,不能拘泥于九流十家之例。他極力反對把諸子之間的關係絕對化,認為他們的學術、師承或多或少都是相互聯絡的。諸子多重關係中有一個基本關係,就是儒家與墨家,這兩家為當時顯學。錢穆的諸子學研究有這樣幾個特點:

  第一,肯定孔子的歷史地位以及諸子學的基本精神。孔子的歷史地位,不僅在具體思想方面的建樹,更重要的在於他總體上的貢獻。他既是王官之學的繼承者,又是諸子平民之學的創立者,是承前啟後、開一代風氣的人物。正是這一特殊歷史地位,決定了他在先秦諸子學説中的重要作用。同時,錢穆也肯定了諸子學是春秋以來平民階級意識覺醒的産物,是“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即學術下移民間的産物。

  第二,以儒墨為軸心梳理諸子學。儒學是孔子所創,開平民學之先河;墨子早年接受儒術,源於儒家,後來成為儒家的反對派。由此形成了諸子學最早的兩個對立學派。以後諸家都是在儒墨兩家基礎上立論,以這兩家為基礎。至於道家的地位,在秦漢以後才變得越來越重要。另外,錢穆也看到儒墨兩家的聯絡,他們作為諸子之學,作為平民之學,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他們在對貴族的或王官之學的態度方面出現分歧,所不同的,只是墨子是平民之學的激進派而已。

  第三,把諸子學看成一個有序的系統。錢穆治先秦諸子最大的特點是強調諸子之間的聯絡、貫通。他借助考據、辨偽等方法,有根據地研究諸子之間的學術淵源,予以整理,排列次序,不像有些治諸子的學者,僅把他們的學術思想平鋪開來,只重視思想,而不重視學派之間的學術和師友關係。就是説,他既重視學派內部的思想創建,又重視學派之間的思想聯絡,打破了門戶之見,以及局限于某一流派的狹隘性,為諸子繪製了一幅有機的整體圖畫。

  第四,子學也是史學。錢穆先考訂六國統係,再定位諸子年世,不僅從諸子書出發,也從先秦史書出發去論説諸子思想,把子書與史書結合起來,體現了他所謂子學也是史學的基本精神,擺脫了把子學當成經學附庸的傳統觀念。

  囿於時代氛圍和時代局限,錢穆對先秦諸子的研究,不可能不受疑古辨偽思潮的影響,不可能完全正確。例如關於老子其人其書,他定位得很晚,認為太史公傳老子皆為虛妄,認為老子可能是楚人詹何,考《老子》産生於《莊子》之後,《荀子》之前。今天的考古發現則多少證實了太史公所言不虛,《老子》至少産生於春秋末期或戰國早期。錢氏認為孔子于《易》未作精深研究,否認孔門六經傳統,否認孫武其人,以為孫武、孫臏為一人,亦與疑古思潮有關。(作者:郭齊勇 汪學群)

(編輯:李菁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