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養生文化的發展

央視國際 2004年04月16日 16:01

　　兩宋、金元時期，中醫學出現了流派爭鳴的局面，涌現了金元四大家和陳直、鄒鉉等一大批著名養生家；同時由於宋代帝王對養生學十分關注，組織力量編寫了《太平聖惠方》、《聖濟總錄》之類的大型官修醫書，從而大大促進了中醫養生學沿着《黃帝內經》開創的思路繼續向前發展，並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色：

　　注意從發病學的角度探求養生規律。當時的中醫養生家已經認識到人的形體“因氣而榮，因氣而病”（《聖濟總錄》），於是主張養生應該努力保養氣血，調理氣機。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東垣認為“脾胃之氣既傷，而元氣亦不能充，而諸病之所由生也”（《脾胃論》），從而相應地提出了養生要務在於保養脾胃之氣的理論主張。同為金元四大家的失丹溪則改弦易轍，強調陰精對人體的重要作用，認為人的一生“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格致余論》），因而在治病和養生方面都以滋陰為主。

　　注重聯絡老年生理特徵探求養生長壽之道。，鄒鉉《壽親養老新書》從老年人的生理特點出發，認為老人精神真氣及五臟衰弱耗竭，腸胃虛薄，喜怒性情不定，類似兒童，且孤僻易於傷感，故應重視飲食調養、精神調攝，怡情悅志，以及順應四時氣候變化以養生。宋丹溪在《格致余論茹淡論》中則結合老年人的生理特點，提出了以植物性食物為主的老年養生食譜。

　　宋代以後，由於真宗、徽宗等皇帝狂熱崇道，使得道教宗派迅速蕃衍，道教理論有所深化。在眾多道教流派和五花八門的道教學説中，內丹派理論影響最大，並相繼出現了陳摶、丘處機、王珪等著名道教養生家。

　　陳摶所著的《指玄篇》、《陰真君還丹歌注》、《二十四氣坐功導引治病圖》均為闡述道教丹丹派養生理論和方法的重要專著，其中又以後者在民間流傳最廣。

　　丘處機的養生思想除了強調“全神煉氣”、養氣內守之外，還著有《攝生消息論》一書。

　　王珪在所著的《泰定養生主論》中論述了婚後至孕育和嬰幼、童壯、衰老諸階段的生理調攝，疾病治療等問題，很有特色。尤其是書中關於藥食養生的觀點，更具創見。

　　有宋一代，儒家一反漢唐專治經學的傳統，轉而引釋、道入儒，從而形成了獨樹一幟的理學。當時的理學家認定“理”是先天存在的、是永恒而至高無上的。為了窮究此“理”，理學家們提出了“去人欲、存天理”的總原則，而靜坐則被視為實現這種原則的最有效的途徑之一。儘管“去人欲、存天理”的理學原則本身是與人們的養生目的相悖的，但靜坐方式卻包含了積極的養生意義。以北宋著名理學家邵雍為例，“靜坐”固然被他視為窮理盡性的主要方法，但在“靜坐”窮理的實踐過程中，邵雍同樣感到了這種方式所具有的養生功效。因此，在他的某些詩作，如《何處是仙鄉》中，就寫出了一種獨特的靜坐感受。

　　對靜坐養生感受最深的，大概莫過於南宋理學。由於晚年健康狀況甚差，所以朱熹十分傾心符合其理學大師身分和經歷的靜坐養生法。據《宋元學案》記載，為了提高和加強靜坐的養生效果，朱熹還作有《調息箴》一首。

　　繼朱熹之後，南宋著名學者真德秀，世稱西山先生，更為注重養生，認為“運氣之術，甚近養生之道”，於是採集諸家養生之要，編為《衞生歌》一篇。《衞生歌》的出現，一方面表明當時的理學家已經注意對各種養生功法加以兼收並蓄，另一方面也預示着中國養生文化開始向通俗與普及的方向發展，從而使它有可能真正從少數研究者的“象牙塔”中走向廣闊的社會各階層，成為一種名符其實的大眾文化。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的文人墨客大多奉行一種儒、道互補的人生哲學。當他們“通則兼濟天下”之時，也許所想到的只是如何去建功立業；而一旦處在“窮則獨善其身”的境況之際，他們常常對道家的學説表現出一種極大的興趣。這種興趣本身自然就包含了對養生之道的關注。早在唐代著名詩人盧照鄰、王繪、白居易等人的作品中，就有不少內容反映了他們的養生活動。

　　由唐入宋，詩人墨客養生的熱情有增無減，當時不少文學家都是鍛煉有素的養生裏手，其中又以北宋的蘇軾和南宋的陸游最為突出。

　　蘇軾認為“養生之方，以胎息為本”，因此他對唐孫思邈《千金要方養性》篇中記載的胎息法曾“反復尋究”，頗有所得。蘇軾還融閉息、存思及保健功於一體，創立了一種簡易有效的養生方法。

　　南宋愛國詩人陸游也是一位傑出的養生家。他所習的養生功法兼及道、釋，包括導引、行氣、內丹、坐禪諸項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