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攝影的同道講過他十八次上下高原。我只是那一次,孤身上路。這之間肯定有大的區別。更大的區別是我沒有留下一張照片,那時攝影對我還是件可有可無的事情,而為了趕火車,我把相機理所當然地忘在了家裏。一直以來,對此的後悔也時斷時續。我安慰自己:顯影在心裏和在底片上有什麼不同嗎?回答之一是心中的影像屬於完美,但這使我無法炫耀。倒也好,英雄的傷口一經炫耀也會變為恥辱,有些事情只能留給自己和最愛的人,正如有些郵票只適於收藏。
在事後,比如現在,我可以毫無愧色地聲稱自己曾在高原上生活過,還生活以本來意義的生活,雖然只是一個星期,只是一個過客。
但當時,我沒有想過這些,當時我很簡單。
那些天,我一直住在拉薩河邊的一家小旅店裏,旁邊就是羅布林卡,川藏和青藏公路的通車紀念碑。守著這些我就很滿足了,沒有試圖走得更遠,比如八一林芝,比如日喀則,或者更遠些的定日,這讓很多人難以理解。
白天,我逛大昭、色拉寺、八角街或者布達拉,傍晚回來,就坐在河邊的石頭上看落日。在河邊我認識了一個藏族小夥。他走近我,問我為什麼要來這裡。我回答他因為覺得這裡很神秘。俗套而淺薄。我以為交談到此就結束了,沒想到他會追問“那現在呢?”。我有些驚異,是的,那現在呢?
去過高原的人,當面對純凈,總會有哪怕些許的不安吧?不安於自己的至少斑駁。
我不知道這屬不屬於矯情。在電影院的黑暗裏為盪氣迴腸的情節淚流滿面,借而洗滌一下粗糙的心靈以做告慰;在生活的真實中卻拒絕同樣的場景,因為恐懼戲劇性的高昂成本與代價。就象一齣影片的臺詞:在每一次的選擇中,無一例外,我知道什麼是“正確”的道路,但我從來不選擇它們。因為它們太過艱難。
我原以為能任由想象地創作,卻終於明白自己首先是個作品。想到這一切,我坦然回到北京。清楚地知道了自己無法加入那種生活。雖然有種渴望若隱若現。未來等待我的,會是所謂中産階級大熔爐的誘惑,我大概會半推半就地無力拒絕。
我的角色就這樣固定在一齣肥皂劇的舞臺上,沒有退出的決心。至多選擇了一下友情客串,然後悲慘地發現,鋻於自己神經的脆弱,客串也過於危險。
一首歌在唱:“你説花開了就感激,你説花謝了就放棄。”花落了,無可奈何是最好的藉口,從古至今。
當我回到北京,夏天的清晨,幾百萬人中只有很少甦醒了,很古典的朝陽灑在空蕩的長安街上,陌生而熟悉的美麗,讓我在心裏驚呼一聲。我不知道這是巧合還是高原的余韻,反正當我在行軍床上睡了不知多久一覺醒來後,北京已經在艷陽下褪去了夢幻般的色彩,重又變得刺眼。從此那樣的早晨我便沒再看到過。但確確實實,曾有某個瞬間,北京與高原一樣動人。
畢竟,沒人能永遠停在愛或美的感動裏。
只是在偶爾抬頭望天時,我試著想象曾經在離自己五千多米的高度上行走過,有些眩暈。也許五千米的高度和五千米的長度不一樣,不一樣得我無法丈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