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風桂雨下（上）

央視國際 (2003年01月24日 10:40)

　　16歲那年，父親因病去世，在杭州一家醫院的病房裏，我眼睜睜看著父親咽氣，在他一生慣常的沉默中，平靜地離去。

　　那個秋天，杭州下了很多雨。

　　後來，就在我家住的杭州南郊的一座山腳下，我和我哥哥把父親的骨灰埋在一處沒有任何明顯標記的樹林裏。沒有墓碑，甚至也沒有一個突起的墳包。我的先人中的一位就這樣被安葬在了杭州。

　　父親消失了。我並沒有很悲哀，為什麼呢？因為在我的童年時代，我印象當中父親總不理睬我，因為他的年歲跟我差的很大。他是山東人，早年參加革命，到了南方。但是現在想來，實際上我的童年又受他的影響很大，因為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挨批鬥，我們鄰居的小孩、街坊的孩子經常罵他、捉弄他。那時侯，我作為一個男孩，就跟人家打架。我的童年時代、少年時代打過很多的架，是為我父親打的。就是別人在我面前侮辱我父親、罵我父親、我就跟人打架。

　　埋葬著我父親的那座小山就在錢塘江邊。

　　小時候，我家就住在錢塘江邊一個名叫九溪的地方。那是杭州的南郊，西湖風景區的一部分。80年代我寫過一些小説，那裏面都有一條名叫“葛川江”的河流。“葛川江”是個化名，其實那就是錢塘江，以及它的上遊富春江。錢塘江以前很寬闊。江的南岸是蕭山，一馬平川。北岸的杭州這邊，六和塔以上，江岸都是依山而行，僅在幾條支流的河口豁開一些不大的灘塗。六和塔以下，從閘口到南星橋那段，以前是錢塘江航運的樞紐，沿江一個挨一個的排滿了大大小小的碼頭，常年裝卸煤炭、黃砂和其它貨物。

　　在我的少年時代，和家住九溪的別的小孩一樣，每到夏天我們都是大半天泡在錢塘江

　　裏。我的水性很好，在錢塘江裏像魚一樣的自在。8歲那年，我第一次橫渡了錢塘江。記得在60年代，每年的7月中旬，全國各地都要舉行紀念毛主席橫渡長江的群眾游泳活動。在杭州，這項活動就是橫渡錢塘江。所有參加渡江的人都被渡船先運送到錢塘江對岸的一片沙灘上，然後從那裏遊過江，遊回到杭州這邊的六和塔下。那以後不幾天，我和幾個夥伴從九溪這邊遊過江去。再要遊回來，恐怕體力不支，我們就從錢塘江大橋走回來。天很熱，我們光著腳板，走在被太陽曬得滾燙的柏油路面上，真是備受折磨。因此，再後來我們若再想遊過江去，就必須打算好遊個來回。還不足10歲那年，我渡江游來回的體力已經不成問題。當年九溪的江對岸是一大片甜瓜地，我們游過去，偷吃幾個甜瓜。見瓜農來追，我們都逃進江中。看著那瓜農在岸上無奈地跺腳，我們心滿意足，然後遊回北岸的九溪來。

　　那時我就相信，錢塘江是淹不死我的。

　　在後來的許多年裏，這條江還總是糾纏著我——17歲那年，我到位於錢塘江下游南岸的蕭山瓜瀝插隊當知青，再後來，大學畢業，我又被分配到這條江的上遊富春江北岸的富陽縣城工作。總是沒能離得開它，總被錢塘江繞來繞去地糾纏著。

　　天下人都知道杭州有個西湖。其實，對我來説：西湖是外地遊客的西湖，錢塘江才是我的錢塘江。

　　我的父母親都是山東人，50年代中期從大連舉家南遷，來到杭州一年後生下了我。那是1957年的夏天。杭州的夏天，知了很多，滿樹滿街的蟬鳴。當我還躺在醫院育嬰室的一張小床上，還沒來得及睜開眼睛，就已經被窗外“喳喳”的蟬鳴吵得很煩。母親還曾説我從小脾氣暴躁

　　，是和杭州的夏天有關。

　　還有另一種聲響，也是滿街滿城地－－伴著我的童年。舊時杭式三輪車，車把上全都安著一隻靠擠捏橡皮氣囊吹響的鐵皮喇叭。三輪車一邊跑，一邊“咕嗒咕嗒”地按喇叭。那喇叭“咕嗒咕嗒”地滿街叫著跑，是兒時的我對杭城街頭最深的印象之一。那以後，我一年一年地長大，一年又一年地聆聽著杭州城裏這種種種既自然而然又極富人氣的聲息，漸漸地習以為常。從前的杭州城裏營營嗡嗡永不止息的就是這種音樂。我推想：可能我剛生下來，還在醫院的病房裏，我就已經聽到了這個聲音。

責編：何貝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