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阿成（下）

央視國際 (2003年01月20日 11:09)

　　拉小套的生涯，似乎把我從一個不懂事的孩子，迅速地變成了一個有思想、有感情、有主見的男人了。要知道，一個人早熟就早受傷害。記得一次我吃力地幫著車主拉車上坡的時候，看到了走在路邊的老師，他鄙夷地看了我一眼之後，便從我身邊走過去了。我內心的自尊與自卑從這一瞬間萌發了出來。從那以後我不再拉小套了。現在想，或許正是那一段拉小套的生活，才使我有條件撫摸了這座城市的每一寸肌膚。使我對這座城市有了更直接的了解。

　　我拉小套的那個年代正是全國大興土木建築的火熱時期，哈爾濱這座城市裏也陸續出現了一批新的標誌性建築。這些新建築不僅讓我感到親切，也讓我感到自豪。

　　友誼宮是這批新建築中我唯一進去過的地方，我曾在這兒的劇場裏看過兩部電影，一部是前蘇聯影片《前哨》，一部是中國影片《山間鈴響馬幫來》。或許，正是這兩部電影，使我第一次看到哈爾濱以外的世界。這讓我感到非常震驚。偌大的哈爾濱城，幾乎在我走齣劇場的一瞬間變得渺小起來。幾十年的光陰，是在不經意中流淌過去了。倏乎間人已到中年了。看到這些漸漸老矣的，像我的老朋友一樣建築，看看眼前這座愈來愈繁華的城市，我為自已成為這個城市的記錄員而感到幸運，也感到一份歷史的責任。

　　中學畢業以後，我的家也由原來的老宅，搬到了安松街上的新宅。上小學的時候，我很難發現身旁的某些變化，然而顧了一名中學生後，才發現生活天天都在變化著。

　　其實，早在1927年這座城市就通有軌電車了。在有軌電車剛剛開始通車的時候，除了人力三輪車工人之外，全城的人都沸騰了。那時候的有軌電車還備有茶水、畫報、報紙，穿皮衣的女售票員戴著那種船形帽非常神氣。那時，乘坐有軌電車是一種身份的證明。夜晚來臨的時候，燈火通明的有軌電車的擊電桿一邊從天線上擊落著鋼藍色的火花，一邊行駛，好看得讓城裏的孩子著迷。

　　我們這些孩子走路，則是用那種自製的、簡易的"腳滑子"在雪地上飛速地蹬著上學。那時候，全城到處都是蹬腳滑子的孩子。如同生活在童話裏。冬天，家裏買糧買柴，用的都是那種自製的小爬犁，它非常方便、輕快。無論是腳滑子還是雪爬犁，真是幫了那一代人的大忙了。

　　我家新宅的那一帶，幾乎所有的街名都有一個"安"字：安靜街、安寧街、安心街、安詳街、安豐街、安發街、安固街、安國街等等。居往在這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闖關東來的，安居樂業，對他們來説太重要了。

　　這一帶也居住著十幾戶外國僑民。但是，在中蘇論戰和國內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不少僑民離開了這裡，

　　我記得我家的一個俄國鄰居，叫娜達莎。她自己住一個柵欄院，有一幢俄羅斯風格的木板房。院子裏種著一大堆五顏六色的草花。娜達莎是一個漂亮的女人，也是一個熱愛生活的女人。每逢早春時節，她便和那些僑民一道去松花江的北岸折些"毛毛狗"的枝條養在家中的花瓶裏。在他們的眼裏，"毛毛狗"是春天和希望的使者。

　　娜達莎的丈夫很久以前就死在哈爾濱了。他的墳就在太平區的文化公園裏。那座公園裏有許多外國流亡者的墳墓。先前叫聖母升天墓地。那兒還有一座被建成船形的教堂。只是不知道，這只"船"能否載著這些亡靈回到他們的故國去。娜達莎經常去那裏看她丈夫，並放上一束乳白色的小鈴鐺花。娜達莎幾乎什麼也不會幹，她只有靠當地中國政府的救濟維持生活。偶爾她也賣家裏一些東西，我二哥就從他那裏買了一件小牛皮的白匪軍官的大衣，然後送到了鞋鋪，我們兄弟三人一人做了一雙皮鞋。後來，娜達莎也走了，去了澳大利亞。可這已經是二十年以後的事情了。娜達沙已經是一個老太婆了。

　　我去賣電影黑票的地方，是在中央大街附近的那兩家電影院，一家是東北電影院，一家是兆麟電影院。賣電影票的事，是我和我鄰居一個小孩兒一塊去的。每逢週末、週日，一天晚上可以掙四塊錢。在當時那可是一筆鉅額的收入。我至今還記得電影院售票口的那個女人，抹著淡淡的紅嘴唇。在那個時代抹紅嘴唇的女人幾乎沒有，街上的行人都穿著藍、黑、黃三種顏色單調的衣服。無論年老年少，也無論男人女人，每個人的褲子上都有補丁。

　　我每到窗口去買票的時候，那個賣票的女人顯然知道我是一個小票販子，但她對我從來很溫和，總是笑著眼睛把一小沓電影票遞給我。

　　在我就讀的那所中學的學校旁邊，有一個專門卸煤的火車專用線。那條專用線至今還在，只是沒有過去那麼紅火了。每天上學和放學的時候，我都能看到一些光著脊梁骨拉車送煤的漢子。我非常羨慕他們，包括他們卷捲煙的樣子，吃東西的粗獷，喝水時的淋漓痛快等等，我覺得他們的身上有一種豪爽和樂觀的精神。記得學校的一次作文課，題目是《我的理想》。我很奇怪，有那麼多貧困同學的理想是那樣的離譜，他們有的想當工程師，有的想當飛行員，還有的人想當科學家，或者人民教師。我在《我的理想》中寫道，我想當一名拉煤工，我認為這種工作不僅僅有一種力的美，而且很實惠。他們拉一天車可以掙五塊錢。這是非常高的收入。我拉上煤車，媽媽就不會為過日子而發愁了。

　　先前，城市在有軌電車的衝擊下，使得城市的上空佈滿了密如蛛網的天線，於是，很多人開始對有軌電車不滿了，覺得它們是一種落後的象徵。在我正式走出學校的大門參加工作的時候，城裏所有的有軌電車都被取消了。聽説現在又有人開始懷念它、呼喚它了。這種遲到的懷念之情又將何以堪呢？

　　六十年代末，滯留在哈爾濱的外國僑民已經不多了，教堂的鐘聲已經全部停止了。然而，作為專營西餐的華梅餐廳卻仍然執行著它的特殊任務，即在每天的大清早，在餐廳的門口擺上麵包、鮮牛奶和香腸，專門賣給那些外國僑民。這些僑民在飯店還未開門的時候就已經排隊等在門外了。他們都是帶著布兜子來的，他們買一些麵包和牛奶帶回去家，作為他們一天的口糧。就是在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也沒有斷過對他們的供應。的確，我一直為城市的這種行為感到自豪。這是一座富有同情心，富有人情味兒的城市啊。

　　週末的時候，也有個別的僑民到這家西餐廳來就餐。只是他們不再是有錢人了。我時常看見一個衣著邋遢的俄國老人到這裡來，要一份麵包和一碟紅菜湯。在中蘇論戰和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他們有的回到了自己的祖國，有的卻不能回自己的祖國了，便通過朋友或親屬的關係去了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甚至非洲。他們當中也有哪也去不了的。或許那是經濟原因，或許是政治原因，或許是他們的信仰、身份、經歷從來就是可疑的。他們只好死心塌地的居住在這裡了。一個人無論生活在哪個國度裏，他的靈魂都一直留在他故鄉的風俗中。

　　那時候，我每天都要往圖書館跑，每天都要借一本書看，像《越南婦女》，《甲骨金文研究》，《怎樣洗滌纖維織品》、《怎樣指揮大合唱》等等，總之什麼都看，見什麼借什麼，甚至一度把圖書館裏所有有關"橋"的書都借來看一遍，並作了筆記。我感到一種莫名的饑渴，我不知道我為什麼饑渴。我其實並沒有什麼奢望與理想。可能我太年輕了罷。後來，因為天天去借書，引起了那個自作多情的女館員的誤解與厭惡，便不再天天去借書了。

　　近半個世紀的時光，在一些細節中倏忽地過去了。我依舊到松花江邊去散步，去那裏看看我熟悉的俄羅斯風格的江上俱樂部、江畔餐廳，還有1957年建造的那座防洪紀念塔，以及我在80年代末的抗洪時期寫的"護堤銘"。

　　又落雪了。走在江邊的這條落雪的路上，我經常看到我曾面熟的一些老人消失了，永遠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還不曾熟悉起來的、新的老人的面孔。這循環往復的一切都發生在不經意當中，在悄然的落雪當中。江畔上，我童年時代的那座安琪兒和銀熊的雕塑已經不見了，只留下了一個個殘破的基座。冰燈也不再是早年的那種簡陋的冰燈了，變成冰的巨制，冰的高山、冰的建築，冰的城堡了。

　　走在江畔上的人們早已不再是那些闖關東的父輩和外國的流亡者了，而是這座城市的新一代主人。新一代人的理想絕不會是當一個車工或者拉煤工。

　　江面上又架起幾座新橋。一座橋顯然不夠了。城市變得更加龐大了。在80年代之後，城市裏的各種橋也越來越多，已經有160座之多。而它賦予我的卻是那種心臟搭橋手術的感覺。不過，城市的精神，城市的血液，城市的信息，城市的功能，城市的交通，通過這些編織在城市當中的各種橋梁變得順暢起來了。無論如何給予城市人一種全新的、解放的感覺。

　　如果你現在説阿成寫的哈爾濱市是一種真實的再現的話，這恐怕是個問題，我相信所有的都不會是這樣.它是一種精神家園，它依託于一種相對的真實，把自己理想中的城市表達的更加完善.這個無論我走到天涯海角我無論走到什麼地方去，比如説我在歐洲，我在法國曾經做過一個很怪的夢我夢見我很快的進入一種時間隧道去見我的小丫頭，去看然後我又很艱難的通過這個隧道又回來.我整個走的路線，這個路線非常有趣，一個是法國式的建築一個是哈爾濱的建築，這種城市之間這種相通幾乎是在一瞬間完成一種對接.我當時回來想這應該是一篇文章，要有機會我回把它寫出來.

　　我一直在想，只有民族的進步和城市的涅磐，城市裏人才能有真正的精神涅磐。我想説的是，對這座城市的進步而言，我最愛是分佈城市中各個地方的草地、花園、文化廣場和綠化庭院，以及"水、氣、聲、渣"污染的成功處理。是這一切，讓城市更加靠近了自然，這也是一座城市中最靈動，最優秀的品格。

　　我親眼看著它長大起來的哈爾濱，已不再是我的城市了，我不過是先前這座城市的一個朋友，一個記錄者……但我在內心，卻一直為這座城市祝福著。

責編：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