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價格刻畫自然資源價值

　　關於自然資本的價值，可以説既包括其正價值也包括其負價值。所謂正價值來源於其存在以及被利用可以增進社會福利;所謂負價值來源於其被利用過程中所産生的社會福利的降低，即對環境的破壞，如污染等。

　　也許有人認為，以市場價格來確定自然資本的價值是最便當的方法，因為市場價格傳遞出自然資本的稀缺性，進而可以調節人們的行為，最終可使得自然資本得到有效的配置。但是，這一看法有很大的問題。

　　首要問題就是，究竟什麼是市場。我們認為，市場是一種機制，基於此機制人們根據自己的意願與他人交換各自的所有。從這一定義中可以看出，市場存在有三個基本前提：一、人們之間必須具有有效溝通交流的機會，至少包括在空間和時間上的可接近性；二、明晰的産權，既然是交換各自的所有，那麼首先要在法律上界定清晰什麼才是你的“所有”，你不能拿着別人的“所有”去交換；三、交換是出於自己的意願而非被迫（當然，這一條的要求並沒有那麼嚴格，因為有些時候，交換也並非完全出於自願，也可以説，某種意義上，是被迫的，但我們也説，此種情形下市場是存在的）。由此可以看到，關於自然資本，市場可能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達斯古普塔給了幾個典型例子。比如一條河流，上游的森林被濫砍亂伐，致使下游的農業和漁業都受到嚴重影響，但由於空間上的超遠距離，使得處於上下游的人們之間溝通成本幾近無窮大而成為不可能，進而導致關於森林和河水使用權的交換市場是不存在的；再比如，從道義上講，地球的自然資源應當屬於人類的各代人所有，但是由於後代人無法穿越時空來與我們談判，進而使得自然資源在各代人之間進行配置的市場是不存在的。又比如，有些自然資源由於有着天然的流動性（如大氣和天然水體包括海洋），使其産權界定成為不可能，因此，關於這類資源的市場也是不存在的；還比如，有些資源即使有産權但産權界定模糊不受完全的保護（如紅樹林以及其中的所有生物和無機物環境構成的濕地生態系統，珊瑚礁等），關於這類資源的市場也是不存在的。而有些情形下，市場即使存在，也會失靈。比如，在某些地區，居住權的交換市場可能是存在的，但由於此地森林的濫砍亂伐，使得一些居民不得不移居他鄉，所得到的補償非常不足，從某種意義上説這種居住權的放棄是被迫而非出於自願的。更典型的例子就是污染，它是人類在利用自然資本時負外部性的體現。這類負外部性的存在，使得自然資本利用的私人成本小於社會成本，進而使得自然資本價格被低估，而引起過高的需求，從而引發自然資本的過度開採。

　　總之，採用市場價格來確定自然資本的價值是不恰當的，必須尋求其他途徑來刻畫自然資本的價值。在這方面，阿羅、達斯古普塔採用所謂的影子價格來刻畫其價值。更具體地，就是任何一種自然資本，其價值等於其影子價格乘以其儲量。而一種自然資本的影子價格就是它對社會福利的邊際貢獻率，它才是對自然資本稀缺性的恰當度量，被資源環境經濟學家們稱為自然資本的“真實價格”。但是，問題在於對這一影子價格的估計本身，不可避免地帶有主觀判斷因素，無論採用何種具體方法來估計皆是如此。這是採用影子價格方法來估計自然資本價值的最關鍵之處，但又並不完全可信的一點。

　　什麼成就了中國高人均生産力

　　達斯古普塔基於上述思想採用世界銀行的數據估算了8個有代表性的國家和地區1970—2000年30年間的IW的增量即投資總值的發展變化情況，以及其他幾個相關指標的變化情況。這8個國家和地區為：美國，英國，中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爾，南部非洲。在這8個國家和地區中，英美屬於發達國家，南部非洲屬於最貧窮地區，其餘皆屬於“非赤貧級”的發展中國家。

　　從達斯古普塔的估算中可以看出，在這30年間，各個國家和地區的HDI每年皆有所改進，人均GDP的年均增長率多在1%到3%之間，而中國是7.8%，南部非洲是-0.1%。這30年間年均投資總值佔GDP的份額多在7.1%到9.5%之間，而尼泊爾為13.3%，中國則為22.7%，南部非洲為-2.1%。人口的年均增長率多在2.0%到2.7%之間，而中國為1.4%,美國為1.1%，英國為0.2%。

　　最值得關注的就是人均生産力基礎，在這30年間年均增長率相對於人均GDP的年均增長率而言大多大幅度下降，多為不超過1%，特別是巴基斯坦，為-0.7%。而中國與人均GDP增長率同為7.8%，只有英國相對於人均GDP非但沒有下降，反而有微弱上升，為2.4%，而南部非洲為-2.9%。

　　由達斯古普塔的測算可以看到，在這些國家和地區中，南部非洲表現得最為悲慘，其人均生産力基礎在逐步萎縮，而英美以1%~2%的速度在穩步擴張。由此描繪的世界景象令人驚嘆，富國愈益富裕，窮國則愈益窮困。其中特別令人驚異的是中國的表現，並不像2006年中國政府判斷的我國綠色GDP的增長率極低。按照達斯古普塔給出的估計，則是人均生産力基礎正以和人均GDP相同的年均7.8%的速度迅速擴張。這的確可令國人感到鼓舞。

　　我們認為，中國能夠得到達斯古普塔如此高的評價，最突出的原因有兩點：一是實行計劃生育，主動控制人口；二是實施“天然林保護工程”退耕還林，大力發展人工林。計劃生育政策使得我國人口增長率在所有發展中國家中居於最低位。事實上，在達斯古普塔的解釋中，作為對比，他考察了巴基斯坦，其年均投資總值佔GDP的比例為8.8%，在所有上述國家和地區中是較高的，而其TFP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長率也皆為正，但由於其人口增長過快，年均增長率為2.7%，最終導致其人均生産力基礎年均增長率變為負值。而我國“天然林保護工程”退耕還林，大力發展人工林等舉措的實施已經使得中國成為全球最大面積人工林的擁有國，這是當代中國造福於後代的最顯著的成績之一。

　　中國的環境代價比多數國家嚴重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注意到，我國的發展也同時付出了慘重的環境代價，這其中發達國家的污染産業向我國轉移是代價之一。關於這一點，在達斯古普塔的測算中被低估了。在他對污染的影子價格的測算中，他批評此前世界銀行的研究者們給出的向大氣排放的二氧化碳的20美元/噸的價格是過低了，但是，在達斯古普塔自己的估算中，他採用的仍然是這一估值。他説過，如果把20美元/噸調高到50美元/噸，那麼，所有國家的生産力基礎的增長率評估都將降低，只是他沒有進一步更具體地給出這樣的估算。在近年來的發展中，中國遭遇到的環境代價比多數國家更為嚴重，可以想象，若將污染的影子價格調高到更恰當水平，中國的發展就未必顯得那麼鶴立雞群了。

　　在UNEP和IHDP推出的IWR（《包容性財富報告》）中所運用的測算方法，正是基於上述的達斯古普塔等學者的思想。關於IWR，其中更具體的細節，值得我們做更深入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