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月，中青報刊發《4條人命背後的大規模盜採》等一組報道，披露河北武安礦山鎮發生礦難，導致4人死亡。一年多後，記者再度回訪發現，不僅礦難直接責任人未被追究刑事責任，連受害人家屬的合理訴求也被置之不理。（6月8日《中國青年報》）

　　時事更新的節奏越來越快，今天的熱點很快就被明天的新熱點所淹沒。熱點之下也許看不到真相，而熱點過後、記者離去、媒體遺忘的時候，真正的治理生態才會展現出來。感謝記者的回訪，讓我們看到了礦難熱點過後一個地方真正的治理生態。

　　記得媒體披露了武安礦難之後，當地官方擺出一副非常重視輿論監督的姿態，又要徹底調查，又要嚴肅查處，併發布報告稱“經查，這是一起涉嫌盜竊國家資源的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苗金河等4人已被立案偵查”。在媒體聚光燈下的表態，可能帶着濃厚的表演性，退潮的時候，才知道誰在裸泳。

　　聽過不少所謂的“媒體和危機應對專家”給地方政府的講課，眾多策略中就有一條是“迅速反應平息危機”。這種“輿論應對術”並不是真正解決問題，而是如何對付媒體，如何平息輿論和躲過熱點，這招應對術抓住了媒體的軟肋：很容易在熱點的轉換中被轉移焦點，一個新聞熱點的持續周期不超過3天，如果3天內無新的新聞點，政府部門如能通過公關迅速平息，找不到新的報道點的媒體很快就會“散去”追逐新的事件。

　　顯然，武安官方是深諳此道的。以“迅速的回應”巧妙地平息了輿論質疑，等媒體散盡的時候，一切又回到原先的治理生態之中。一條潛規則是：先把媒體哄走了，過後啥都好説。

　　這便是我們問責制的悲哀。中國的官員問責制正不斷規範和完善，事故發生後追究相關官員的責任已經成為一種慣例——問題的關鍵在於，這些問責很多時候並非制度內在自動的驅動，而是過度依賴“媒治”，即媒體外在的監督所驅動的，不是事故一發生，制度就會以自身的邏輯運轉起來，調查、追究、嚴懲等等，而是輿論關注的壓力迫使問責運轉起來，這是一種假性的運轉。這種依賴輿論驅動的結果是：只有某個事件引起強烈的輿論關注和激起很大的民憤時，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相關部門才會迫於民意啟動問責制，才會想到處理幾個官員給輿論一個交待——如果缺乏輿論關注或壓力很小，問責程序很難正常運轉起來。或者是，媒體關注時，會有問責，一旦遠離了媒體關注，制度便失靈。

　　以往的新聞中，多見的是“帶病復出”，先在輿論壓力下處理幾個官員，等媒體不關注的時候，擇機復出；可武安礦難之後，甚至連處理都免了，躲過了熱點，直接責任人仍然逍遙法外，更將失靈的制度暴露得淋漓盡致。

　　這不是簡單地“欺瞞”媒體，問責制到底為何難以啟動？阻力在哪？誰是保護傘，這個利益鏈上有哪些人？可能，這才是問責制失靈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