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務公開上，我們應該借鑒西方一些國家的立法經驗，儘快推進官員財産申報公開制度建設，形成與國際慣例接軌。

　　從政前後個人財産增長幅度的變化、增長渠道的變化以及配偶、子女從事的行業等等，都必須向社會公開，廣泛接受公眾的監督。

　　重慶律師韓德雲當選兩屆、十年全國人大代表，連續七年七次提出官員財産申報公開制度的議案、建議。雖然他的提議年年得到有關部門的回復，這方面的立法準備工作有了一定的進展，但官員財産申報公開制度至今尚未出臺。

　　西方有些國家早就將官員財産申報公開納入了政務公開的範疇，頒佈實施了關於建立官員財産申報公開制度的法律法規。在美國、英國等國家，不管是通過競選還是首長委任的政府官員，其個人財産信息是必須公開的。官員的家庭財産，從政前後個人財産增長幅度的變化、增長渠道的變化，以及配偶、子女從事的行業等等，都必須向社會公開，廣泛接受公眾的監督。

　　而在我國，一提到公開官員財産信息，就有人以“侵犯個人隱私”作“擋箭牌”。人們曾寄希望於頒佈公務員法將其法制化，但2005年4月頒佈的《公務員法》，據説是由於不能“侵犯公務員財産隱私權”而沒有引入財産申報公開制度；後來人們又寄希望於頒佈政府信息公開的法規，將官員財産信息公開以法規的形式加以約束，但2007年4月頒佈的《信息公開條例》卻明確規定，行政機關不得公開涉及個人隱私的政府信息。

　　其實，官員財産信息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是官員的個人隱私權，另一方面則是社會公眾的知情權。作為個人來講官員有其隱私權，但官員作為政府公共事務管理者的有關信息，也就並非其“個人隱私”了，社會公眾對其應該有知情權和監督權。建立財産申報制度關鍵在於公開財産信息，官員們只向組織申報財産信息，組織上對其只是“內部掌握”，不向社會公開，對於預防和反腐敗起不到很好的作用。

　　因此，在政務公開上，我們應該借鑒西方一些國家的立法經驗，儘快推進官員財産申報公開制度建設，形成與國際慣例接軌。雖然有關部門曾多次聲稱要推進這方面的立法，2011年9月中旬，溫家寶總理在達沃斯論壇上還提到要“推進官員財産申報和公開制度”，但是公開官員財産信息為何其路艱難其路長呢？正如韓德雲此前接受採訪時所説“主要阻力來自體制內”。人們不禁要問：時下官員們遇事常稱要與國際慣例接軌，為何在公開財産信息上卻不能與國際慣例接軌呢？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只要官方能像公佈官員手機號碼、公開“三公”經費一樣消除種種顧慮，與社會公眾坦誠相見，其“體制內”阻力就會減小；“鍥而不捨，金石可鏤。”只要社會公眾和有關人士在這方面的呼籲和努力持之以恒，相關立法就能儘快邁開實質性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