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與湖北，一個是巴文化的發祥地，一個是楚文化的中心地。兩地沿長江而居，自然在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有遠古的情緣。如果説湖廣會館是兩地經濟文化交往的凝固見證，那麼“巴楚文化”這種“北起大巴山，中經巫山，南過武陵山，止於五嶺”的區域文化，就是融入了兩地人民血液之中的靈動情緣。

　　渝楚交流源遠流長

　　考古顯示，巴楚文化的母體是巴文化和楚文化，這兩種文化經過長時間的相互滲透、覆蓋、吸收與混融，便形成了一種既非純粹的巴文化，亦非純粹的楚文化，巴中有楚、楚中有巴的混融性邊緣次生型的地域文化：巴楚文化。概括地説，就是“非巴非楚、亦巴亦楚”。巴楚文化不是巴文化與楚文化的簡單迭加，“巴楚文化”從來是巴楚二元複合的文化實體。

　　據考古成果顯示，涪陵區出土的“巴楚編鐘”有青銅鐘15件，1件為巴式，14件為楚式，是巴楚共存；而且鐘架的建造亦如此，木質筍為楚鐘所常見，青銅筍套以浮雕巴虎裝飾，懸鐘插銷又以楚器常見類似饕餮形的雲紋獸首為飾。其整套鐘可以説是融巴、楚文化於一體而構成。堪稱巴、楚文化混融的結晶。

　　從文化因子的構成來看，當今湘、鄂、川、黔毗鄰地區的土家族文化主體實質上就是巴楚文化。由此看來，説巴楚文化歷史悠久一點也不為過。

　　民族交往

　　始於楚君熊渠時代

　　巴民族與楚民族的交往，以及巴文化與楚文化的交流，歷史悠久，影響深遠。因此，無論民族和文化，都是楚中有巴而巴中有楚。

　　最遲從楚君熊渠在位時起，巴與楚就有文化交流關係了。

　　最遲從楚武王在位時起，巴與楚就有通使行聘關係了。

　　最遲從楚共王在位時起，巴公族就與楚公族通婚了。

　　巴地有楚國的移民和戍兵，移民如夔國的公族，戍兵即駐守巴郡(巫郡)的楚軍戰士。楚地則有巴人與楚人錯居雜處，江陵陀江寺曾發現東周時期的巴人聚落，荊門車橋曾發現與楚墓同地的巴墓。巴墓中偶或有楚器出土，而楚墓中也偶或有巴器出土。

　　可以斷言，巴文化與楚文化的關係不是板塊結構，而且不是雙魚形太極圖結構。它們交錯、交纏、互滲、互補，難解難分。

　　每一個區縣都有湖北人的文具店

　　改革開放以來，湖北商人很早就進入重慶經商辦企業，如果説廣東商人是最早進入重慶的，那麼湖北商人就是最多進入重慶的。尤其是經營文化用品，紙筆墨硯等，差不多重慶的每一個區縣，都有湖北商人開辦的文化用品商店，有的區縣，更是開到了鄉鎮。

　　來自重慶市湖北商會的統計顯示，目前，在重慶發展的湖北商人分別在商貿、化工、科技、信息、房地産、汽摩零部件製造、工程建築、設計、服務等領域投資發展，涉及137個專業，年産值70余億，解決就業崗位萬餘個。重慶市湖北商會已有會員350人，商會設置了科技、商貿、建築、製造業、汽摩業五個專門委員會。

　　重慶晚報記者古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