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車也要尾號限行了，這則消息一齣即引起諸多關注和熱議，更有人解讀為是一項砍向三公消費的改革之舉，意義重大。

　　但緊接着一則消息，未免讓解讀者有些失落。新京報消息，發改委稱公車尾號限行並非強制性舉措，而只是一個倡議。倡議者，也就是説號召大家這麼做，但大家可以做也可以不做。既然如此，效果只取決於自覺性，在當前的政務環境下，公車使用單位有多大的自覺性來限行，老百姓肯定會打個問號。

　　事實上哪怕是私車限行，民間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公交出行不便、地鐵人滿為患的情況下，很多只有一輛車的家庭乾脆買第二輛，兩個號輪着跑。北京市機動車保有量在2010年9月接近450萬輛。從300萬輛到400萬輛，東京用了12年，北京只用了2年半。上路汽車數量的暴增已經抵消了限行政策帶來的積極效應。

　　而公車呢，可想的招就更多了，我都可以出上幾招：比如説，在國家還沒有實質性政策限制公務車數量的前提下，乾脆買第二輛，反正咱“不差錢”；或者，公車不能用，那就徵用私車公用好了，單位給油錢補貼，還可以增加筆福利；至於公家出錢租車或向下屬單位借輛車，實行起來也不是什麼難事吧——假如權力部門有心抵制，硬梆梆的強制都未必有用，軟綿綿的倡議就更無法期待了。

　　但是，公車的使用單位，也就是政府部門和另外一些有着“公”字頭的單位，卻不該對這份倡議等閒視之。倡議能激起多大的響應，一看倡議者的影響力，二看倡議書的內容能否引發共鳴。由17個部委制訂的這份倡議，實際上也是全體國民的心聲，公車使用者豈可罔顧如此龐大的呼聲？而代表人民履行公共管理之責的政府部門及有關單位，又豈可不與人民的心聲共鳴？

　　為公者，必先行公共之事，而後私。長期以來，公眾對於一些政府部門以私忘公、“先天下之樂而樂”的行徑早生不滿，一個城市出交通限行措施，必有民意要求公車先以身作則；特權車、特供菜人人喊打——這並不是民眾過分的要求，而是現代社會公共管理者必須具備的自覺。政治文明的衡量標準就是你離民意有多近，民眾的合理訴求實現度能達到多少。

　　由此可推，倡議是停留在紙上還是得到熱情呼應，足可照見“公”心幾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