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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輿論監督的節目

  從1994年4月1日《焦點訪談》開播至今,白馬過隙,不過是8年多的時間,這在中國的新聞史上應該是浪花一朵,但是8年的春秋卻使《焦點訪談》欄目創造了中國新聞界輿論監督方面的一個“奇跡”。

  之所以説它是個“奇跡”,是因為這個“奇跡”真的不容易創造,它難就難在是運用新聞報道的形式,通過在新聞媒體上公開曝光的途徑,對社會失范行為進行監督。

  毫無疑問,《焦點訪談》要監察人的言行是否符合國家法規和工作紀律,是否符合做人的原則和社會的道德,也就是説要“揭短”,要“亮醜”,而且這“短”,這“醜”,絕不是一般的“短”和“醜”,而是事關大局、事關大理、事關大德的“短”和“醜”。去“揭人家短”,去“亮人家的醜”,會有誰願意《焦點訪談》這樣對待自己呢?何況《焦點訪談》的輿論監督不僅要揭人之“短”,亮人之“醜”,還要把這“短”和“醜”直接公佈在幾千萬、甚至幾億人民的面前,而且要督促他把“短”改了,把“醜”除了,那會有多少人心裏舒服呢?最為嚴重的是《焦點訪談》的輿論監督要通過可靠的事實,不僅使受監督的人的不良言行公諸於眾,而且把負責管理這些人、這些事的人和機關,或點名或不點名地公諸於眾,也就是説使負責管理這些人、這些事的人和機關隨同這些人、這些事的“曝光”也一起曝了光,也進入被監督的視野裏,那不高興、不願意、不舒服的就不是人數更多、範圍更廣、阻力更大了嗎?

  儘管《焦點訪談》初期輿論監督的難度極大,困難很多,但它卻是中央電視臺新聞改革的關鍵,揭露弊端的利器,正確決策的條件,更新觀念的學校和民主法制建設的動力。黨和政府歷來對輿論監督的高度重視,人民群眾長期寄予的極大希望與期盼,賦予了《焦點訪談》輿論監督的特殊使命和責任。

  回首《焦點訪談》在輿論監督方面如履薄冰的初期運作,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焦點訪談》探索輿論監督之路的軌跡。

  《焦點訪談》播出的第一期輿論監督節目,是開播的第三天,也就是1994年4月3日播出的《北京郊區:耕地上建起一座墳塋》,節目反映了北京順義縣一個村,違反政策,毀壞耕地建陵園,向外出售賺錢的情況。而節目線索來自於觀眾的電話舉報。製作這期節目時,《焦點訪談》還沒有開播,這名觀眾是向《觀察思考》提供線索的,不曾想他成就了《焦點訪談》的第一期批評報道。

  承擔這期節目采編任務的是記者葉小林、孫傑、朱邦錄。一行人七問八問,走了不少冤枉路,才找到那座在耕地上建起的公墓。在順利拍完公墓的畫面,採訪完看墓人和很多村民後,葉小林他們找到了毀地建墓的決策者——村支部書記。支書怒氣沖衝地把記者帶到了村委會。葉小林怕這位支書在盛怒之下會作出過激反應,於是叮囑攝像記者朱邦錄將已經拍好的三盤磁帶交給一同前往的出租車司機,讓他藏到後備箱裏;同時告訴司機,如果記者們出了意外,趕緊開車回電視臺報信。開車的小夥子仿佛大戰前接受了重要使命,表情莊重,一臉嚴肅,坐在車裏等大家。

  果然,對這位支書的採訪非常艱難,他根本不予配合。開始還好,儘管他對記者的提問或愛答不理或左右言他,但畢竟還能交談。大約20分鐘後,採訪觸及到實質問題時,支書嗅到了“批評”的味道,便勃然大怒,一面揮著手對記者高聲斥責,一面衝出村委會辦公室。儘管採訪中斷,但該要的東西基本都有了,基本事實清楚。出師基本告捷。在回來的路上,記者們來到順義縣土地管理局,從政策的角度採訪了有關負責人。一行人回到電視臺,已經是晚上7點多鐘,整整工作了10個小時,計算一下里程,跑了近150公里。

  經過緊張的編輯,這個《焦點訪談》歷史上的第一期批評報道節目,在屏幕上播出了。節目一經播出便産生了影響,國家有關部委對此表示了關注,並派出了調查組,而且邀請攝製組一同前往。

  這期節目的製作與播出,留給了大家許多的思考。

  選題的典型性 在1994年初,受小平同志南方講話的鼓舞,全國掀起了改革開放的新高潮。但是一些地區卻錯誤地理解,以為加快經濟建設,就是多圈地多搞所謂的“開發區”,以至於亂佔亂圈耕地的現象十分嚴重。對此黨中央和國務院發文要求各地制止這種勞民傷財、不計後果的形式主義做法。而北京順義縣的這個村,他們違反政策,毀壞耕地建陵園,並且向外出售賺錢的現象,就是一個極其典型的個案,是當時社會普遍現象的縮影。《焦點訪談》選擇這個事例進行曝光,不僅與政府的政策相一致,而且還為執行政府政策的重要性提供了佐證。因而它是大時代背景下的新聞事件,對其進行輿論監督,有利於舉一反三。這個落點很到位。

  事實的鮮活性 事件中涉及的是一個村的故事,而故事本身由於佔地建墳是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實物,又是一個正在進行時的“活案”,事情的前因後果十分清楚明了,因而使輿論監督很容易就落在了實處,落在了具體的當事人身上,落在了人人看完之後都能夠明白的道理上,避免了旁枝左杈的干擾,節目生動,具有較強的衝擊力。

  結果的建設性 節目播出後,國家有關部委及時跟進,派出調查組前往查處,對於事發地和當事人無疑都是一個極大的觸動,加強了他們對於此事嚴重性的認識,引起了他們對輿論監督的重視。而這件事反過來不僅加大了欄目進行輿論監督的影響力,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為《焦點訪談》以後的創作提供了廣闊的運作空間,探索了一個較為成熟的節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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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辛梓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