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紅漫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後，從事衛生學與社會學跨學科的科研與教學工作。著有《大國衛生之難》、《大國衛生之論》等書

　　我們調查所掌握的情況與一些材料及媒體的報道有較大出入，今天農民看病難，主要不是難在過去的缺醫少藥，而是“看病貴”。　

　　醫生的醫療水平低，無法對症下藥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我曾假扮成病人到幾個鄉鎮衛生院去實際考察那裏的診治水平，結果，我的慢性結膜炎被診斷為沙眼，低血壓被診斷成高血壓。一個感冒，很多醫生搞不清楚是病毒性還是細菌性的，所以一開藥就是一大堆，説不定哪一樣就碰上了。　

　　用農民的話説，只要到了醫院，什麼都貴。單就檢查費來説，農民到了縣醫院,鄉里做的那一套檢查便都不好使了，得重做；再到市或省醫院,還得樓上樓下地再跑一遍。　

　　光明日報消息：

　　農民看病難，難在哪

　　第一次見到王紅漫，是在不久前北大舉行的一個研討會上。會議的主題是討論王紅漫領導的一個課題組提交的關於農村衛生保障制度的一個研究報告。王紅漫宣講報告的時候，語速極快,給我的感覺是這位年輕的女博士似乎在擔心自己講不完。後來才看出來,原本她就是這麼説話的。從會議的性質看，這是一個專業性很強的工作性會議，王紅漫的報告也只是一個階段性的研究成果，而且還是個草案。類似的會議在大學校園裏差不多每天都有。然而，王紅漫的這個會卻受到了來自各個方面不同尋常的關注。還不到會議計劃開始的9點鐘，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紅十會會長彭珮雲同志來了，衛生部的副部長來了，國務院辦公廳、勞動與社會保障部、中宣部社科規劃辦、發改委的有關負責同志也來了。各大媒體的記者都來了。　

　　為了這份報告，王紅漫帶領她的課題組進行了長達4年的農村調查。累計行程2.5萬公里,走訪了近20個省區的100多家鄉鎮衛生院，深入1000多戶農家與農民座談……這組數字傳達著一種中國當代優秀知識分子的執著與堅韌。從每個與會者臉上的那份專注，我讀到了感動。會議主持人告訴大家，王博士昨晚騎車時右腿被校園裏騎車的學生撞了一下，骨折了。今天她是忍著傷痛參加會議的。緊接著主持人風趣地説,相信這次負傷能讓王紅漫同志更加切身地體會到大國衛生之難。這話讓王紅漫以及所有在場的人都會心地笑了起來。　

　　再次見到王紅漫，是在她的家裏。她坐在床上，左腿上打著石膏。年近七旬的母親特意趕來照顧她。跑了這麼多地方,吃了這麼多苦,你到底去農村找什麼？這是我向王紅漫提的第一個問題。　

	調查組與當地的村民座談。

　　王博士回答説，我去發現問題。　

　　農村衛生保障制度關乎十億農民的切身利益。這一制度在運行過程中，一方面在改善農村醫療衛生條件,提高農民健康水平上發揮著巨大的作用；而另一方面隨著我國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也出現了一些問題。王紅漫指出，這些問題的出現為多方面原因所致，但這些問題和缺失所産生的後果歸根到底都是由農民承擔的。要想知道這些問題是什麼,如何解決，首先就要去農村,去傾聽農民的心聲，去了解農村基層醫療組織真實的情況。説到這裡，王紅漫回憶起當年剛剛拿到北大985計劃資助，第一次打理行裝準備下鄉的時候，曾有人帶著奇怪的神情問她,你還真下去啊？發點卷子下去，過一段時間往回一收不就行了。對於這種當今學界並非偶然，甚至司空見慣的做法，王紅漫聽了只是一笑了之。農村、農民是農村衛生保障制度的出發點，當然也就是我們對之進行學理分析的出發點。不從出發點起步那還搞什麼研究——這才是王紅漫的邏輯。　

　　聽到這裡，我腦中忽生一念：既然如此，我的採訪何不也來一個“文本”的轉換,從長篇大論的研究報告中脫身出來,把學術語境還原為具體的現實。於是便有了下面一連串的問與答：　

　　問：一個農民，不管他是什麼地方的，一旦生病了，他會去哪兒看？　

　　答：農民選擇醫療單位主要是在醫療水平和就醫費用之間權衡。如果是小病，農民會就近在村裏看。我們的調查顯示，90%的村衛生所都已民營化。如果是大病，大都會躍過鄉鎮衛生院而到縣級醫院就醫。目前各衛生院大都處於“大病看不了，小病看不著”的“抽空”窘境。可是與此同時，上級補貼和專項支持卻仍在繼續。有一個地方，主管部門配備的新X光機一次沒用便鎖進了倉庫。　

　　問：為什麼不用呢？　

　　答：一是沒有人會用，二是沒有人來看病。有限的資源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這才是最大的浪費。　

　　問：為什麼農民不去鄉鎮衛生院而要捨近求遠？　

　　答：一是嫌貴，二是怕看不好。目前衛生院大都處於同個體開的診所、藥店相互競爭的執業環境中。從診療技術上看,雙方差距並不大。而調查發現，只要是定點醫院,服務價格,特別是藥價都比個體的貴。此外，醫生的醫療水平低，無法對症下藥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我曾假扮成病人到幾個鄉鎮衛生院去實際考察那裏的診治水平，結果，我的慢性結膜炎被診斷為沙眼，低血壓被診斷成高血壓。一個感冒，很多醫生搞不清楚是病毒性還是細菌性的，所以一開藥就是一大堆，説不定哪一樣就碰上了。　

　　問：今天的農民看病難主要難在哪？　

　　答：我們調查所掌握的情況與一些材料及媒體的報道有較大出入，今天農民看病難，主要不是難在過去的缺醫少藥，而是“看病貴”。　

　　問：貴在哪？　

　　答：用農民的話説，只要到了醫院，什麼都貴。單就檢查費來説，農民到了縣醫院,鄉里做的那一套檢查便都不好使了，得重做；再到市或省醫院,還得樓上樓下地再跑一遍。這種重復檢查與農民的支付能力不可避免地發生碰撞，導致失衡。此外，檢查費居高不下還有一個原因是進口了大量醫療設備。而實際上，其中有很多我們通過科技創新完全可以自己生産，從而大幅度地降低醫療成本。　

　　問：重復檢查的問題由來已久，有解決的辦法嗎？　

　　答：技術上不成問題。利用網絡技術，通過圖像傳送,縣鄉的原始病歷可在異地大城市醫院發揮作用。　

　　問：可是這樣一來,大醫院作為一個自收自支的經營實體，其經濟效益不就明顯受到影響了嗎？　

　　答：掙錢應該靠技術，而不是靠設備。我們應該向病人提供無差異的醫療服務。　

　　…………　

　　採訪進行到這裡，我意識到我們的話題已經從“問題是什麼”慢慢地轉到“問題怎麼解決”上來了。大量的就醫農民繞開政府仍在努力扶植的鄉鎮醫院而涌進城市，與城市居民分割有限的醫療資源。結果是一方面城市的醫院門庭若市，一個醫生一天要看幾十個病人；而鄉鎮醫院卻門可羅雀,幾近蕭條。一方面，生了病的農民要求得到與城裏人一樣的醫療救治；而現實情況卻是，好的醫生、高水平的醫療技術，先進的設備按縣、市、省行政級別梯次配置，形成級別不同檔次相應不同的格局。對此，王紅漫的課題小組又是如何應對的呢？　

　　解決問題的關鍵是人事制度。王紅漫一邊向我出示一張題為《優化配置，啟動新的人事制度體系》的圖表，一邊闡述她的小組提出的戰略構想。這個構想得到了彭珮雲、韓啟德同志的關注,認為這個思路很有價值，建議進一步深入研究。　

　　這是一個十分大膽的構想，其基本思路是把現有的三級醫院與鄉鎮衛生院納入到一個完整的人員循環系統之中，打破各自為政的格局。讓系統內優秀的醫護人員在固定的時間段內,于各級醫療機構輪流工作,把最好的醫生送到農民的家門口，為農民提供無差異的衛生服務。這樣一來，廣大農民再也不用為看病而東奔西走,扔進倉庫裏的X光機將會派上用場,把結膜炎當成沙眼治之類的低級誤診就將得到極大遏制！王博士指出，這是一個需要國家人事部門、教育部門和衛生部門相互配合、協調共進的系統性工程。儘管頭緒繁多，情況複雜，但是它的建立，將從根本上改善十億農民醫療衛生的現狀。　(梁樞)　

責編：柳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