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國英是一位在浙江台州打工的46歲外來女工。她患病住院後，因難以承擔治療費用，幾天前被家人放棄救治。又因當地忌諱“人死家中”，無奈之際，親人竟將她往殯儀館送……

　　萬幸的是，這事件終未釀成悲劇。當地群眾為她自發捐款，醫院也減免了費用。但尤國英的遭遇警醒一個事實：病不等人。對於許多個體而言，在收入大幅度提高之前，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體系建立、完善之前，在藥價尚未讓老百姓真真正正感到“降低了”之前，該如何面對看病難？

　　令人憂心的是，如尤國英一樣看不起病的人與家庭還不少。衛生部公佈的一組調查數據表明：由於經濟原因，我國約有48．9％的居民有病不就醫，29．6％應住院而不住院。

　　事實上，看病難的困難人群中，尤國英這樣的農村流動人口更為特殊———他們遠離家鄉，生活在城市邊緣，攥著微薄的收入，懷著家中父母的期待與孩子讀書的希望；他們面對超過支付能力的藥價與診治費用，往往只能“小病扛、大病拖、實在不行往醫院抬”。

　　這樣的流動人口，在我國約有1億人左右。這恐怕是解決看病難問題的“難中之難”。難就難在他們處於城鄉二元結構的縫隙中。一些專家提醒：正在提速擴大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被公認是針對農民看病難開出的一劑良方。但是，即使在這劑處方中，尤國英們也恰巧處於一個醫療保險的真空地帶：由於沒有正式戶口，他們尚不能參加城市醫療保險，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可能會要求他們返回原住地去看病。如果他們在務工城市看病，就得付出比別人更多的代價。這樣，尤國英們難免游離在醫保體系之外。

　　當然，也有不少地方注意到了這群人的看病問題。帶有公益性質的民工醫院、扶貧門診等在一些城市陸續出現，部分緩解了農民工看病的難題。然而，這些醫院的處境目前大多不佳。最近，有媒體披露，杭州一家民工醫院甚至陷入嚴重虧損的境地。這更引來人們進一步的思考：作為醫療機構，“平民”醫院的公益性與醫療水平如何體現？當地政府應該怎樣扶持、規範管理？它反過來也説明：解決農民工看病難，需要調整利益機制，需要政府的有力介入。

　　現實告訴人們，作為規模龐大的一個特殊群體，農村流動人口的看病難問題應當成為地方政府工作的一個重點。

　　令人欣慰的是，一些城市已經著手醞釀把外來工納入到城市的醫保體系。更令人欣慰的是，有關部門高度重視這一問題，幾天前，國家發改委有關負責人坦陳：我國政府在全社會衛生總費用中扮演的角色呈現弱化，“群眾個人負擔醫藥費用的比例過大，是我們面臨的重要問題”。

　　如果説，醫治病症的前提是正視病症、找出癥結，那麼，我們有理由相信，解決尤國英們看病難的問題，不會時間太久。（吳焰）

責編：閆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