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工商時報消息：

　　過去在政府全包全攬的體制下，公民喪失了參與慈善的主動性，慈善文化在很長一段時間遭到了破壞甚至扼殺，現在到了喚醒全民參與慈善事業的時候了

　　以往，慈善事業的行為主體是官辦色彩濃厚的“二政府”組織，而作為政府、企業之外的第三部門，民間組織才是進行慈善事業的重要團體

　　對於中國人來説，慈善或許是一個近十年來才出現的新生名詞，因為根據北京大學政府學院田凱博士的研究報告，“直到1994年為止，《人民日報》幾乎沒有使用過‘慈善’這個詞，在不得已的時候，往往使用‘公益事業’來代替。”

　　然而，從孔子的“仁者愛人”的思想到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主張；從鄉間的義塾到寺院的救濟扶困；從政府的開倉賑災到社會的慈幼濟貧，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卻從不缺乏慈善的因子。翻閱1948年《中國年鑒》，當時全國有4172個救濟機構，其中私立者1969個，佔47％。

　　時間回溯到新中國成立之後，慈善事業開始出現倒退。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使得政府包攬了一切社會資源，包括災害救助、興辦福利機構等，而作為慈善活動主體的民間組織力量卻日漸衰微。除了體制的抑制，文化大革命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破壞進一步將慈善事業“打入冷宮”。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此後慈善事業也迎來了新的春天。中華慈善總會副會長徐永光用“一些慈善組織開始露頭”點明了慈善事業的復蘇。從1981年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率先在北京成立，到1985年在南京成立愛德基金會，一直到1994年，以慈善直接冠名的中華慈善總會成立。一些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慈善組織陸續成立，説明我國慈善事業開始逐步恢復。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我國現代慈善事業更是出現了明顯的改觀，記者從首屆中華慈善大會上獲得的數據顯示：目前在民政部門登記註冊的各類民間組織已經發展到28．9萬個，基金會1016個。這些民間組織中，專門從事慈善活動的中華慈善總會和各級慈善總（協）會有731家，從事救死扶傷等人道主義救助的紅十字會有7萬多家。社會捐助站（點）從無到有，從少到多迅速發展，目前全國建立了3．2萬個社會捐助接收站（點），初步形成了社會捐助服務網絡。

　　歷經坎坷之後，我國慈善事業正在恢復中發展壯大。

　　可喜的變化

　　進一步分析，也許我們會對慈善事業的發展抱有更樂觀的態度。

　　清華大學NGO研究所的呂海波認為，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慈善事業的內涵有了擴大。慈善以前主要是指以物質捐贈為主的救濟扶困，現在慈善則多了一層社會扶助的含義，包括救貧救傷救老等，還有精神層面的救助以及能力建設、能力培育等。的確，無論是希望工程、春蕾計劃，還是微笑列車、幸福工程、保護母親河行動，這一系列公益品牌在救濟扶困、社會扶助方面都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徐永光的名字最早是和希望工程聯絡在一起的，作為全國起步較早的慈善項目，希望工程的主要關懷對像是失學兒童，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説明了改革開放以後，我國慈善事業的主要流向是教育，“如今慈善事業的主要流向從教育擴大到了弱勢群體、殘疾人以及環境保護等方面。”徐永光對記者表示。

　　慈善事業在方式上也呈現多元化的趨勢，不單單是金錢物質上的付出，奉獻時間和知識也是從事慈善的主要方式，比如近些年在我國各地出現了“時間銀行”，專門儲存幫助別人的時間，你為別人服務的時間越長，就能夠置換到來自其他儲戶的更多幫助。另外據了解，我國目前有組織的志願者，包括扶貧、教育、科技、醫療、環保、法律援助、社區志願者已經達到1000萬人。2001年，我國18歲以上公民志願服務貢獻時間就達到189億小時，其貢獻值折合人民幣1968億元。“志願者沒有直接付出金錢和物質，但是他們的貢獻甚至是金錢無法衡量的。”徐永光説。

　　各類民間非盈利組織、私人基金會的逐步發展則是我國慈善事業近年來的突出變化。以往，慈善事業的行為主體是官辦色彩濃厚的“二政府”組織，而“作為政府、企業之外的第三部門，民間組織才是進行慈善事業的重要團體。”呂海波告訴記者。據介紹，去年6月1日正式實施的《基金會條例》為草根慈善組織提供了一個相對寬鬆的發展環境。《條例》指出私人可以辦基金會，而且門檻僅為200萬元，這就為任何有志於從事慈善事業的個人、企業創造了條件。

　　“現在，公眾捐款不僅可以通過和政府部門關係密切的慈善組織，還可以通過私人基金會或者項目機構。”徐永光的一番話指出了我國慈善事業在渠道建設上也日趨多元化。

　　沉重的話題

　　然而，樂觀的同時我們還要有清醒的認識。慈善事業的種種問題和困難已經擺在了面前。

　　在採訪中，徐永光算了一筆賬，中國和美國人均收入相差38倍，而人均慈善捐款相差了7300多倍。2004年，美國私人捐贈數額為2485．2億美元，而中國的這一數字僅為十多億人民幣。

　　而且我國國內的慈善事業很大程度上仍然需要依賴海外捐獻，據了解，全球性的大型基金會、海外的華人企業、跨國公司和個人捐獻在中華慈善總會所佔比例近80％。

　　中國人缺少慈善因子嗎？

　　當然不是！

　　根據希望工程的調查，我國城市人口中有63％的人曾經為希望工程捐款。世界銀行行長保羅沃爾福威茨曾表示，在美國的慈善捐款活動中，華裔是很踴躍的參與者。另外，在港澳臺地區和新加坡，華人華裔慈善活動同樣非常活躍。

　　“中國慈善文化的普及和教育並沒有完全深入下去。”呂海波指出了一定的原因。他認為，過去在政府全包全攬的體制下，公民喪失了參與慈善的主動性，“有時候政府乾脆從個人的工資直接扣除一部分當做慈善捐贈。”呂海波説。徐永光對呂海波的觀點也持相同意見。慈善文化在很長一段時間遭到了破壞甚至扼殺，“現在到了喚醒全民參與慈善事業的時候了。”

　　中國民間慈善組織的尷尬境遇也是阻礙我國慈善事業發展的重要因素。我國大部分慈善組織幾乎都同當地的民政部門關係密切，一些慈善組織的主要負責人和工作人員甚至直接來自民政部門，慈善組織“二政府”色彩過於濃厚。民盟中央法制工作委員會的劉駱生就曾向媒體表示：“政府行為一直都是我國慈善事業的主渠道。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國家的救助行為顯然不可能做到全面覆蓋社會上需要救助的人群。”

　　徐永光形象地把政府、企業和民間組織比做社會“板凳的三條腿”。遺憾的是“政府這條腿又粗又長，企業這條腿比較短，民間組織這條腿則是短得不能再短，幾乎要用放大鏡才能看得到。”他分析道。

　　此外，慈善組織的公信力不強、慈善免稅制度的滯後都制約了人們從事慈善事業的積極性。早前中央電視臺《新聞會客廳》欄目的一個隨機調查顯示，對專門的慈善機構不信任，是絕大多數人不願意把錢捐出來的一個原因。而類似“胡曼莉事件”的頻繁曝光，更是增添了人們的不信任感，因此呂海波建議“我國的慈善組織應該加強自身能力建設，避免善款運作的不規範和不透明現象的發生”。

　　還有一個話題我們不能忽視，在討論中國慈善事業時“富人責任”是經常被提起的。中國最先富起來的一批人的言行顯然受到了社會和媒體的最廣泛關注，然而根據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流通與消費研究室主任陳新年的研究報告來看，國內工商註冊登記的企業超過1000萬家，但有過捐贈記錄的不超過10萬家，99％的企業從來沒有參與過捐贈。2003年上《福布斯》財富榜的100位中國富豪，有七成沒有出現在“2004年中國慈善榜”中。

　　“富人的社會責任有很多，從事慈善事業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沒有履行其他的社會責任而從事慈善事業，就是偽善。”徐永光語出驚人。在他看來，富人的社會責任分為四個層次：一是對社會負責，不製造假冒偽劣産品；二是尊重員工權利，比如不拖欠員工工資；三是不能破壞環境；最後才是回報社會，從事慈善事業。“如果前面幾條標準富人都無法完成，那麼從事慈善事業也沒有任何意義了。”徐説。

　　呂海波同樣將富人捐贈看作是其財富積累到一定階段，回報社會的表現。從學者的角度出發，他也更贊成從培育全民慈善意識的角度來看待慈善問題，而不僅僅是將富人責任作為焦點。

　　不可否認，在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各種問題和討論。

　　中國慈善事業，在路上。（辜□）

責編：湯威